单打一的散文写作能否成为一种职业，也许是值得怀疑的。一些老作家时常感慨写散文比写小说难，不知现时的散文写家信不信。反正我信。我觉得，这不仅是“跋山涉水”之后的经验之谈，而且是对散文的高要求或高期待。无论怎样说，散文创作之难已成为一种共识。怎样才能写出好散文，我们通常可以列举很多因素，如作家丰富的阅历、独树一帜的见解、敏锐的感受力（或所谓的悟性）、博采众长的创造精神，以及足够的知识准备或不重复他人的品格，等等。但在我看来，倘想创造有质量的散文，前提的前提还在于作家必须是一个有质量的人。我想，这也是“文如其人”这一说法的重要含意之一。不过，“文如其人”这四个字，从逻辑上析述也许不难，但要以此诠释一个作家的创作，便让人感到难而又难：释“文”已属不易，何谈更为复杂的“人”？不知“其人”，也就难下“文如其人”的结论。虽说“新批评”可以谈“文”而不涉“其人”，但要从创作角度深究作家的创造才能，对“其人”的理解也就显得必不可少了。
当然，就阅读而言，读“文”是读“人”的重要构成；“文”与“人”总是相辅相成。我读杨绛先生的散文，就是这样穿梭往来于由文字营构的时空之中，历史的或现实的，且由“文”而“人”，由“人”而“文”，并以此造就了我的阅读印象。
杨绛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且不论其他，就说那几篇被选入《杨绛散文选集》的作品，如《艺术与克服困难》、《事实.故事——真实》、《有什么好？》、《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便是见解迭出、文笔优美的“论文”（或阐释中外文学的随笔就我的感觉而言，读这些论述型的随笔，要比读其他散文更能享受到启迪情智的乐趣。当然，在众多读者的心目中，杨绛先生的名字是与她的中篇散文《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联系在一起的。而为许多读者不知的是，杨绛先生还是出色的剧作家与翻译家，她的喜剧作品《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剧作品《风絮》等，都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过影响，而她翻译的《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小说《小癞子》、《堂吉诃德》等，曾起到了或还将起到滋润中国文学的作用（可我们在读这些作品时，往往记住了着者而忽略了译者我从一篇文章中读到，杨绛先生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得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
止庵所写的《杨绛散文选集.序言》说道：“我们考察杨绛散文，需得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其本身的成就，一是在散文史上的成就，这两者乃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可靠的、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评价思路。就阅读体验或个人偏好来说，我更喜欢杨绛先生自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散文。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怀人忆旧之作”，但不同的读者却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或多元的满足：可以是人生的智慧，可以是精神的陶冶，可以是对于相应历史过程的极为形象的感知，甚至可以是一份份中国百年文化史或文学史的“补充资料”……对于我们这些后辈读者，无疑可以起到一种梳理或澄清的特别功能，起码能使我们的情感与理性趋于健全或可靠……
杨绛先生的“怀人忆旧之作”虽则写得严谨沉重，但又能给人以平和亲近之感；而时常呈现的那种叙述的轻松与幽默，也以含蓄的苦涩沟通了读者的感情（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写忧而造艺”的审美规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赢得读者的“心心相印”，而且可能突破所怀之人及所忆之事距今遥远的时空障蔽，自然还因了一些更为具体的抒写特点。譬如，这些怀忆之作基本上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而“我”的介入与所见所闻所感的“亲历性”结合在一起，也就极大地强化了“记录”（《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则称“一一记下”）的真实感一所谓“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干校六记》），也同样是读者的一种感受。又如，怀忆人事的态度很客观，显现出一种如实公允的“叙述表情”，极容易被读者接受或认同。她在《杂忆与杂写—自序》中说：“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不言而喻，无论是人还是事，前提则是其中的意味或价值。在杨绛先生所怀念的人中，既有至亲至爱的亲人，也有感情淡漠、但又值得追忆的亲戚；既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或已载入史册的名家，也有命运惨淡的底层平民百姓。我想，这种“怀人忆旧”的选择，十分真实地体现了作者的情性、即沧桑变迁中的“平常心”。
在我看来，无论怀忆怎样的人，写人便是记事。所谓人事物理，首先是人事，而人与事是一体而不可分离的。杨绛先生的“怀人忆旧”，所写虽大都是“琐事”，但其间却体现了极为出色的捕捉与描写生活细节的才能，于是记事的传神，尤其是写人所呈显的对象的复杂性或多面性，也就让读者感到十分自然，如（《（傅译传记五种）代序》、《记杨必》、《回忆我的姑母》、《纪念温德先生》、《老王》、《林奶奶》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怀人忆旧之作”。其实，《干校六记》也属写人记事的作品：主要人物便是“我”与钱钟书先生，而内中的生活细节及“琐事历历”，不仅传达了个人的“神”，也涵括了一个荒唐时代的“神”。因此，我们读杨绛先生的散文，不仅可以感受到被忆之人的斑斓情性及复杂的精神状态，而且可以读出活生生的时代，可以倾听到历史前行的足音，或急促，或缓慢，或沉重，甚至可以领略到特定的纷繁驳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底蕴，或感悟到人的精神悲剧的真正含义……这些作品写得很朴素，但结结足足却是显着的特征，即没有时下一些散文所流行的那种被“抒情水分”泡涨的感觉，也没有那种弯来绕去故作哲学状的空洞议论。一句话，简洁实在，含而不露，但容量很大。一篇《回忆我的父亲》，几乎就是一部小型传记，可作品又没有因了篇幅而只顾枝干的交代，相反，“父亲”被写得有血有肉、有形有神，既是人的情性或品格的体现，又是岁月或时代的生动写照。一篇《记钱钟书与（围城）》，也同样在局限的框架中写出了钱先生的、“为人”与“为文”，不仅情理兼备，而且生活与文学相映成趣一一我甚至奇怪地想到，对于无力理解钱先生学问着述的传记作家来说，这篇容量很大，且又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细节或创作内幕的散文，岂不是现成的、可供“放大”的范本或纲要吗？当然，这是戏言。但读杨绛先生的这些“怀人忆旧之作”一作为生动、细腻、真实的往昔岁月的“记录”，确实使我们在感受人的精神旅程及情感面貌的同时，也读出了那些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模糊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在杨绛先生的散文中，绝不是教科书上的那种抽象的演绎，而是各式各样的人，是那些为作者所熟悉所理解的神态各异、履历及命运不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这是我读杨绛先生散文的最大收获。
一九九七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