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胡适杂忆》中所读到的胡适（也可以说是唐教授心目中的胡适），是一个伟大而又不伟大的人，说“中”不是“全中”，说“洋”不是“全洋”，显现出一种笃诚的尴尬相，一种在中西文化交汇及其冲突中挣扎摸索而难以自拔的奇异姿态（长达半个世纪的挣扎摸索，也是长达半个世纪的难以自拔就拿写文章来说，胡适治学一向严谨，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有点儿“严谨”的味道（暂且不说这种“无证不信”的治学方式的来源或出处），他自己也说“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更不要说是成名之后，因了“爱惜羽毛”而在众目所视之下的小心翼翼。但这样的“极慢极慢”，便不合西方世界的谋生之道。其奥妙，就如唐教授在《胡适杂忆》中说的：“尤其是所谓‘留美学人’，在这个‘不出版，就殒灭’、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二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车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的科举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这说法尽管有点儿夸张的生动，但还是描绘了一种真面貌，起码是画出了胡适先生于“彼情彼景”中的尴尬相。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而胡适在治学及写文章方面所呈示的尴尬相，便就是此种“不同”所培植的果实。
实际上，胡适的“尴尬相”也是很好理解的。他十九岁赴美留学，而十九岁的胡适并非人事不谙的小孩儿一十九岁的留美学子已经是一个被塑造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孔孟的那一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油盐酱醋”，早就活跃在他的血液里了。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彻底地给自己“换血”；他无论如何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不管他自觉或不自觉、乐意或不乐意，他只可能在复杂的文化交汇中作出一些选择，以及这些选择中的摸索与挣扎。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他的既定文化情状及时代范围所规定了的。所以简单地骂胡适是“洋奴”，实在显得皮相。他拜倒在杜威足下，但他“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唐德刚语）；他“崇洋”，但他是一个“反佛非耶”的老顽固，以至于一辈子也没沾佛教与基督教的边！而杜威则不然，唐教授说：“杜威的祖宗八代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他思想里没有‘无神’的传统。他那点粗浅的科学训练又不足以帮他证明那‘制造’他祖宗的‘上帝’不存在。所以他在‘意义’上和‘情绪’上就非死钉住这个传统的概念不可了。”就此而言，也可证明胡适虽为杜威足下的“崇洋”者，但他骨子里却与中国传统里的士大夫别无二致。中国的士大夫虽也有信佛的，但在文化上，宗教者与士大夫，却不可能平起平坐。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无神”之说。在这里，唐德刚教授的《胡适杂忆》说得一矢中的：胡适“投身于杜威之门，但是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上却和老师唱反调。是胡适读通了《相对论》而为爱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为胡氐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
胡适先生之所以既是个了不起的风云人物，又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尴尬角色，唐教授给我们作了如下的描述：
胡适认为知“新”要由温“故”开始。“全盘西化”不是“胡学”里的口号。胡氏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者，无非也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所谓“破坏难于建设”的意思，认为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放弃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巳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旧样翻新。他搞的事实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适所搞的则是“托今改制”！
胡适把他的洋老师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适，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吗？杜威是个洋基文化传教士，他搞的只是一个单元的文化。胡适所搞的则是有选择的承继、有选择的吸收；是两个以上文化单元之间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杜威有幸被他“选择”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统一”无望，因而“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他言必称杜威，结果尾巴摇狗，便做了一辈子杜威学徒而不能自拔！
细细品味这些精当的描述，要比读“胡适学”的专门性研究更有启迪情智的意义。倘若放眼中国现今的社会文化态势，或者再瞧一瞧文化人的“东摸西摸”之状，唐教授的描述可以说是辉与添辉。于是可以觉得，《胡适杂忆》并非仅仅是“杂忆胡适”，那是在“杂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动活泼而又混浊不堪的文化踪迹，或那种人情、国情、世情兼备的精神流变景况呀！胡适不仅仅是胡适，他所体现的是一种中西文化交汇与冲突中的独特图像—至于他“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是“三七开”还是其他比例的开法；或他的思想言行，立世处身，以及他那“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贩卖的各类货色，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还是“七分洋货，三分传统”，这是纯粹“胡适学”的专业课题（注：唐教授所持的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观点广而中国人或绝大多数非“胡适学”研究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经由这一题所读到的或发现的，则是一个瞻仰及领悟自己“风采”的隙缝，或一面观照与认识中国社会文化“风景”的镜子，或一个洞察与冷静审视炎黄子孙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的位置及应该采取何种姿势的窗口！
《胡适杂忆》写得立意深厚，列举翔实，文采飞扬而令人折服。我想，写出这样精湛妙极的书，写家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才能，一是整体营构的才能，一是博览学识的才能一在这里，引人入胜的文字功底与描写本领，似乎还不是主要的。怎样才能把一个真实的胡适推到读者的面前？这就需要整体营构的才能：不仅仅是鸡零狗碎的局部“考证”，而且是很得要领的多侧面的立体刻画——显而易见，要达到这种由此及彼、由小到大的境界，那写家非得熟悉胡适不可，也非得理解胡适不可一一而真正要“熟悉”与“理解”一个拥有文化历史意义的“通才”，那也就不能不具备“博揽学识”的才能了（这个“揽”还不是“览”，仅仅是读一点或懂一点，是不能算“揽”的；“揽”者，须是通达而运用自如；毫无疑问，唐德刚教授是拥有这方面的条件与才能的——当然，这结论并不是从周策纵、夏志清两位先生的序中获得的（他们的序固然也传达了这种意思），而是每一个有良智的读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都会萌生的一种印象。
我在前面谈到过“横论”、“闲笔”（即“横而不横”、“闲而不闲”）的叙述特色，其实，这也是一种营构才能，只不过是一种体现于局部的营构才能罢了。而在这里，我说的是“整体营构才能”一倘要翔实而多侧面地刻画胡适先生的形象，即那种立体的文化思想姿态，那就非读通两部“书”不可：胡适的那些见诸于文字的着作言论材料是一部“书”，而关于胡适的另一部“书”就是他自己，而这部书的相当一部分深层内容却没有文字记载。对于“胡适学”的研究者来说，那部见诸于文字的“书”，也许好找好查好读一些，但对于另一部“书”却讳莫如深，有点儿摸不着边际的无可奈何了。唐教授恰好发挥了“通读”这本“书”的得天独厚之长，因而他的“胡适面面观”就显得不一般了。譬如，他对于胡适的“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判断，对于他在中西文化交汇及冲突中的尴尬相的描述，就充分施展了他的这一长处。这在《“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传记.史学.行为科学》、《国语.方言.拉丁化》、《“我的朋友”的朋友》、《较好的一半》等章节中，都有相当出色的传达与体现（不囿于《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在《“我的朋友”的朋友》一章中，唐教授曾把“留美学人”分为四种模式一这虽为“大胆假说”，但最终的结论却是耐人寻味的。唐教授说：“他（胡适）老人家虽然一辈子‘西洋文明’不离口，他对真正受有彻底‘西洋文明’洗礼而与‘国故’无缘的‘香蕉’（指黄皮肤洋人）反而无话可谈，因而和胡氏往还的后辈，多半是上述第三、四种模式里的文法科留学生。”而“第三、四种模式”里的“留美学人”是些怎样的人呢？是一些“情根未断，放弃不了他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人，或一些如日本学者角田先生那样一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头无半片傲骨，心存百般忍让的知识分子。”唐教授如此一写一一仅把那部只有他能读到的“书”中的内容略作抖落，我们也就可见到胡适先生的“是洋还是中”的真面目了。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机智的写法。
夏志清先生说，唐教授是“为胡适作评传最理想的人选”，读罢《胡适杂忆》之后，方才明白夏志清先生这一判断的奥妙。唐教授凭着他的造诣，又凭着他与胡适同寓纽约的“忘年之交”，岂有写不好胡适的道理？至此，我又想到写“人物传记”与“人物散文”的问题。我记得那位写了《海葬》的报告文学作家曾说过，报告文学作家不是“全能运动员”。读了《胡适杂忆》，也就更觉得“人物传记”与“人物散文”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可以写出色的。且不说下工夫采访或査资料，就说“对象”的“专业”或“专长”，也足以逼你望洋兴叹了。你若写一个军事家，但肚子里只有一点儿陈旧的战略战术常识，那怎么能写好呢？更不用说“对象”是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之类了。唐教授十几岁时即已圈点过《资治通鉴》，论学识自然是第一流的，但他也仅仅写了“杂忆”，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却真有点儿“读三本书写五本书”的“美国派头”，很少领会做文章、搞创作的艰难；
而不知难者，也就不知如何做有分量的好文章了：是悲是喜，实属因人而异。
一九九三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