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生于一九〇九年，可谓前辈的前辈。他既是散文家又是学者。他的着述甚丰，如《文言津谈》、《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而我认认真真读过的仅三本：《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统称“负暄散文”）。
何谓“负暄”？张先生说是出自《列子》，“原意是嘲笑宋国的乡下佬，没有供暖的房子和羽绒衣服，只能靠晒太阳取暖。后来断章取义，成为寒士的一种享受，如韦应物诗，‘负暄衡门下’，金圣叹冒充施耐庵的诗，‘负曝奇温胜若裘’，都是。我用负暄为书名，断章之外还加点新意，不只‘寒’，而且‘闲’，因为不闲，今事还自顾不暇，又哪里能想到旧事。这样，有闲，想想旧事，而且是在晒太阳感到暖烘烘的情况下，就大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负暄续话——后记》）八十有余的老人，能有如此安羊、精湛、活泼、诙谐的文字，实在是让人叹服。
读张中行的“负暄散文”，是一种精神享受。不仅长见识，而且养情性，如沐浴传统文化的阳光（亦为“负暄”），又如领受灿烂的、伤痕累累的民族感情的洗礼。张先生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文章，也是中国人读的文章：淡而不疏，静而不寂，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含蓄、温厚、蕴藉，“气”与“神”兼备，有“寒士”的君子风度，又不乏传播见识的亲近。
张先生是一位传统文人，其文章也颇具传统色泽。但我始终认为，丢弃传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也绝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是传统维持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存在或存在秩序。当然，传统是“成为”传统的，这注定了传统所必然存在的扬弃秩序（无论感觉到了还是没有感觉到其实，传统是极其公正的：即传统之于我们的可能性，关键还在于我们的经验与智慧。我觉得，传统中的好东西绝非一桌佳肴，会有人事先摆好了请你入座品尝。传统不仅在典籍里，也在千姿百态的生活中；不仅体现于物，更蕴含于人心或人的精神状态。说穿了，传统的智慧是在被智慧发现之后，它才被认定为智慧的（或被称为精华这是我读了张中行的那些“笔记野史闲书”，所滋生的一点儿似是而非的联想。
张先生的“负暄散文”以写人事为主，而“忆旧”又是他的重要特色；写人必写事，其中涉及的大都是一些“旧人旧事”。他笔下的人物，有清代、近代的，也有现代、当代的；有学者、教授，也有优伶或作家：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有熟识的或见过面的，也有听说的或根本不可能谋面的……张先生自己则说，只是状写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但“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周汝昌先生在《（负暄琐话）骥尾篇》中说：“文境之高处未有不是诗者。”因而张中行所写的虽是“琐话”，但诗与史的融入与贯穿，确是可以感触到的，且不轻不薄。那么，怎样才算是“诗”（或“文境”）呢？我突然想到名声赫赫的法国当代画家巴尔蒂斯（他在中国办过画展他在谈到中国艺术时说过：“道济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写得何等地好！在我们西方，很少有这样好的东西，现在的西方艺术理论，哪里有谈得如此透彻的东西。”细细体味巴尔蒂斯的言论，让人感到这位当过多年罗马法兰西学院院长的画家是懂“诗”的：因为他信奉表象背后的东西。“诗”的含义绝不是或不可能仅仅是抒情。“诗”是一种境界，一种“语言”（包括绘画语言或电影语言之类）背后的“气”或“神”，一种隐含于表象的“意义”，一种弦外的无声音乐（或旋律）。说到张中行的散文，周汝昌先生所言颇耐人寻味：“诗”与“史”能“结合”吗？“太史公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后来的劣史，为什么总跟不上司马迁？就是因为笔下无诗。”怎样理解张中行把“琐话”当作“诗”与“史”来写的问题，周汝昌先生说：“读者幸勿一眼看见史，另眼迷却诗，那所失恐怕更大……”这一提醒实在是太妙、太必要了。若不是悟得中国文史传统三昧者，是提不了这个醒的。就如张中行说他所写的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散文传统的精华或智慧的：无论是“人”、是“事”、是“情”，一个“可”字，不就把“传”、“感”、“念”的质地提到了“境界”的位置。
若凭个人喜好，我最爱读的是那些写入的作品。一是“好看”，二是可以了解到一些过去无人知晓的“轶闻趣事”；三是这些“可传之人”大都产生过社会影响、或是一些早已载入史册的人一读这些人的过去，等于是读史。张先生在状写这些人物时，既无赤裸裸的颂扬，也没有随意讥讽鞭挞，而是显现出一种拉家常般的心平气和，冲淡而隽永，宁静而敦厚，生动与风趣之中虽不乏过去时代的苦涩味，但内中的热情及生活信仰，却是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在张先生的“琐话”中，历史也就从抽象或枯燥中解放出来了，且成为富有“人味”的真真切切的记述一是画面，是形象，是回味，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追溯。实际上，张先生的这种记述品性，即“以外寓内”的抒写韵味，在那些感怀“红楼”（旧北京大学文学院）或忆念京城旧貌的作品中，也表现得很充分。
周汝昌先生曾“暗想”：“张老的那文字深处的一种苦味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不知读者当中果有几分之几的人真能领略？想到此处，我确实不能撒谎，说自己不曾有感伤之情。”这担心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中国之博大，文化之深厚，却不可能被“历史瞬间”所颠覆的，而可以领略“负暄”之美文，可以感受其中的“诗”、“史”、“境”的读者，也不可能减少：社会文化的进步，“人心”总是会平静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