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宇从国外回来，刚刚踏上岛门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凭他的政治敏感，是不会觉察不到里面埋藏着多么大危机的。他立即召集外经委和银行的领导干部来开会，提出了紧急刹车的六条应变措施：从即日起外经委不准再签署进口汽车的批文，对已经签发的批文银行不准给开信用证，已经开了信用证的不准办结汇手续等等，特别强调的是，严禁市场上炒卖外汇。会后，他又马不停蹄到各县去转了一圈，找了十多位县委书记谈了话。对他们重新申明大义，晓以全局，指出倒卖进口汽车无论如何不能再做下去了。小小的一个海南岛挤进这么多的车辆，不翻车砸死人那才怪呢。犯了错误，个人受到处分还是小事。严重的是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大业势必要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与此同时，给改革者没了污水，自己使自己蒙上不光彩的名声。
可是这时的汽车狂潮，已在全速地向前急驰之中，想要中途紧急刹车无论如何也是刹不住的了。强大的惯性在起主导作用。有如一长列开疯了的机车，明知前面是悬崖峭壁、深山幽谷，也只会是“呼隆隆”地砸了下去。那个六条措施，顶多只起了个减速作用。而且雷宇心里明白，如果刹得过猛，还有翻车的危险，造成更大的灾难。因为有许多笔生意已与外商签定了合同，中途撕毁合同，不仅在经济上要做赔偿，而且在信誉上也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雷宇在制订六条紧急措施时，便有意地网开一面。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行动较晚，可以继续放行。
这是他的一条退兵之策。这一方面，可以平衡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之间的关系，不要日后叫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说，当初汽车事件中得到好处的只是你们汉族地区，等我们闻讯想到动手时，你们又“啪”地把闸门给关死了。另一方面雷宇也知道，只要还留下一道豁口，拦阻住的水就都会从那里流出去。许多要进来的车就会从民族地区转换一下批文，拐弯抹角地流进来。所谓商品流通，并不是一句虚词，只要允许它流通，它就一定要采取流水的态势。
六条紧急措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雷宇接着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他断然宣布夺权。夺谁的权？夺陈玉益的权！他决定从即日起三个月内，由他亲自签署进口汽车的批文，没有“雷宇”二字，海关不予放行。这也是他思谋良久的一条退兵之策。这样一来，既可由他自己从严把握，挡住一些需要挡住的申请报告；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他是有意要把陈玉益保护下来。陈玉益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自从50年代在广东省搞过反地方主义的运动，地方干部的心情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当地人民也急盼能够成长起来一批本地干部，陈玉益正是他们心中的骄傲。想方设法把陈玉益保护住，不能让他在汽车事件中担负过重的责任！这是雷宇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
到了这个时分，汽车事件给海南岛所带来的梦幻的兴奋和虚假的繁荣，基本上都已过去，留下的只是个甩不掉的残局和抑郁沉闷的落幕氛围。雷宇虽然在向国务院特区办所发的一份电报中，自欺欺人地说：“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但是他心里已经是明明白白：汽车事件的败局已经是毫无疑义的了。他现在只存下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是企图通过自己在最后关头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把事件的方向稍微扭转一下，用加重对自己处分的代价，来换得海南岛尽可能小的损失。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雷宇还不知道他所陷下的漩涡是个怎样深度，他将要跌落下去的地方是个怎样的深渊。
11月底，雷宇、陈玉益等被省委领导一个紧急电话召到广州，责令他们坐下来认真地检查一下为他们所一手导演的“汽车闹剧”。夜里两点，小谭接到了雷宇从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让他火速把进口汽车的准确数字报来。小谭连夜去找海关、中国银行，奇怪的是，由于领导人在前一段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境界，对于进口汽车的统计数字一向漠不关心，甚至还生怕有人在耳边提起此事，就像喝酒的人怕人说他喝醉了似的。因此，中国银行行长得令之后，只好现把一些业务骨干找来，加了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的班，才把一个还不算十分准确的数字统计出来。
小谭接通了长途，把数字报告了雷宇。他一听就惊呆了，甚至一反常态，对小谭暴跳如雷地吼叫起来，“什么？六万六千辆！你开什么玩笑，是不是想把我雷宇往火坑里推？”陈玉益坐在旁边也流下了大汗，他接过电话用哆哆嗦嗦的声调说：“小谭，你要核对仔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小谭严肃地告诉他们：“已经核对过几遍了，一点没错，而且只少不多！请你们准确地向省委汇报吧！”
几天之后雷宇从广州回来，面孔阴森，把挎包挂在门把手上之后，便默默地坐在写字台前。过了很久时间才抬起头来望着小谭说：“我在电话里发了脾气，很不对！请你谅解！我没有把好舵，没有掌握好进口汽车的数量，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控制，给海南的改革、也给全国的改革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有几个夜晚，雷宇一坐就是多半夜，眼睛凝滞苦涩，心情像潮湿的夜雾，一刻比一刻沉重。有时，又在死一般的沉寂之后，意味深长地与小谭谈起来。从他们来之前的决心抱负，刚来时的紧张热烈，一直说到对今后种种不祥结局的预测。
每天来找他拍板定案的人依然很多，他对工作比过去抓得还紧还细致。有一次，他拿起自己签署的文件对小谭说：“我雷宇这两个字，现在还管用！趁它还管用，我们就抓紧多做些工作吧！把海南的基础工程设施打好，以后不管谁来海南主持工作，就都好办了！”
到了12月中旬，中央已经下来明确的指示，坚决刹住倒卖进口汽车的歪风。对于已经进口来的车子，统一由国家物资局按平均成本价格调走，一辆也不得私自隐藏或处理，参与汽车事件的有关当事人，等中央派工作组来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再作处理。
汽车的喇叭声停息了，死一般的寂静。
热闹以后总是会平息的，而寂静中的内涵却往往要严峻得多，雷宇，你想到了吗？
六、无可奈何花落去
既然我过去一向以为自己是坚强的，那末，现在就不应该害怕耻辱。
——陀斯妥耶夫斯基
海南岛从狂热之中冷静下来，而且，是出奇地冷静，繁华的汽车市场收摊了，行政区大院更是浸在沉默的等待之中。几个领导人都在紧张地、有条不紊地抓工作，而且比以前抓得更紧张，更卖力。雷宇、姚文绪、陈玉益以及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显示出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
有几个县委书记黑夜里找上门来，慷慨激昂地向雷宇表白：“没有二话可说，我们是豁出一切经济上的损失，也要想法如数地把车子交上去！我们的态度是：交车保人！只要能保住你免受处分，什么损失都愿承担下来！”
有些不顾大局的单位将汽车开进防风林里隐藏起来，有的开进山洞里，有的甚至修造了遮盖的砖墙。可是，等到县委书记走来对他们说：“马上把车交出来，别让雷宇受到处分！”人们便又忍痛地把车从山洞里、防风林里开出来。当事人跺了跺脚说：“交吧！交吧！只要能保住了人！”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墨一样漆黑的天空和海洋里爬行着无数条火蛇一般的闪电，潮水翻江倒海似的向岸边席卷过来，发出声声震耳的吼叫，在那遮人眼目的雨帘后边，有几艘木船正准备要扬帆远航，船上装载着要偷偷运走的小汽车。突然，一辆车子向海边急驰过来，车灯劈开了漆黑的夜幕。腾地一声，有人从车子上跳下来，站在风雨之中向趁着海潮欲行未行的木船喊着：“别走，赶快把车卸下来，我是雷宇！”
一种动员，一种命令，让人无法不服从的命令。木船又在高似山峰的浪潮中把船头拨回，把车子全部卸了下来。
1985年3月5日，由中央纪委、最高检查院、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经贸部、国务院特区办、国家物资局、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在组长任景德、江文等带领下进驻到海南。人马浩浩荡荡，但秩序却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稳稳当当，按照计划和原则这两条轨迹全面铺开了调查工作。
这时，收缴车辆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在雷宇不避风雨日夜奔走的感召下，在交车保人的一种社会情绪的支持下，那些乌黑发亮、曾经给人带来多少吉祥如意的愿望的小汽车，都征调上来了，而且超过了中央下达的五万辆的指标。那么多的汽车，那么多的亮锃锃的钢铁。海口一霎时成了东方的底特律，不生产汽车的汽车城，为了不让这些汽车受阳光曝晒和风雨侵蚀，雷宇从早到晚地忙碌着，召开各种紧急会议和找人个别谈话，摇电话机，拍电报、发电气传真，把大军舰和小木船等全部运输工具都调动起来，尽快地将这五万多辆汽车全部运出岛去。
海南岛汽车事件搞得如此癫狂，波及之面如此之广，调查组所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量是非常浩大的。所幸的是，担任组长的任景德和江文，都是工作能力很强、办事精明干练、作风又极为正派的老同志，江文同志是1980年底审判江青的公诉人。与他们同来的同志，也都是诚实可信，政策观念很强，行动审慎持重。
他们一下来之后，就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反映的意见，深入群众，面向基层，做了许多周密翔实的调查研究，而不急于草率地拿出倾向性的意见。
有一天，气温有些下降，天气急然阴晦起来，不久又刮起大风，灰暗的云层被风吹得低而又低，紧紧地覆压城市的上空。海南宾馆的院子里，树木在狂风中慌乱无主地摇摆着，尖细的竹枝竹叶发出颤抖的嘶鸣。就在这时，有人来敲调查组长任景德同志的门，悄声地告诉他，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出现了标语。任景德与那人连忙赶赴现场，在树木掩遮的南道上，果然贴有用白报纸写成的标语：“雷宇是个好同志！”后来，又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大字报、小字报和诗词，内容基本相似，主要是说雷宇为海南办了许多好事情，或者是为他在汽车事件中解脱责任。尔后，又传来更为震惊的消息，有的汽车上公然刷出“雷宇万岁”的口号。一时间，整个海岛的空气犹如灌满了炸药，一触即发。
消息很快传到雷宇耳朵里，他感到事态异常严重。晚上，他焦虑重重地对小谭说：“我得出来说话，万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再干扰中央调查组的工作！使海南岛陷入更复杂的境地！”
在一个不眠之夜后，他就在一个公开的会上向群众表了态，一再声明地说，他在汽车事件中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大家一定要坚信中央调查组，支持中央调查组，努力配合他们做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