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将”们审度半晌，无从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实在找不到可以上纲的地方，只抱去了一堆古书了事。后来，“军管会”掌了权，新的当权者们又把房子里外察看一遍。大概想占用一下“部长公寓”吧？可是这样的地方谁瞧得起！所以高扬一家始终没有被“扫地出门”。他是属于那种不贪污、不腐化、不多吃多占的“清清白白的走资派”。这称号虽然也在“纲”上，但斗起来总不大提精神。
比来比去，倒是当初揭竿而起指控高扬的那位领导干部，更象“修正主义”，于是七弄八弄，把他“运动”进了监狱。这当然也是不对的，其中的教训却不可不察。
接受批斗、散步、读书，三大实践。可是，越读书越叫人坐不住。苍凉心绪有肘让人懒步闲街，耿耿不平又使人忍不住疾走如飞。那时候，他早晨很早就起来走步，最远的从和平里走到农展馆，往返两个半钟头，约二十华里。胸中激愤，可见一斑。
革命生涯中，常有做自我鉴定的时候，他在“爱好”、“特长”之类栏下要么不填，要填便是“喜欢读书”，他觉得此外便没有“特长”了。他是有了革命理论的准备之后才投身于革命行列的。大学图书馆里英文版的介绍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小册子和进步文学作品，引起了青年高扬热烈的向往和追求。有几座活的“纪念碑”可资稽_考，这就是他的几个孩子的名字。
他的大女儿名叫“娜娜”，大儿子叫“白拜尔”，三二儿子叫“白惠尔”，小女儿叫“丽达”。“文革”中这也是高扬一条罪状，叫“崇洋媚外”，却谁也说不清崇的是什么“洋”，什么“外”。
大女儿生于一九三〇年，那时高扬正读大学一年级。
他事先起了一男一女两个名字留给妻子。“娜娜”是南斯拉夫克鲁地亚作家雅尔斯基的一篇小说里的人物，一位率领农民起义的农村姑娘。“白拜尔”则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倍倍尔的谐音。“白惠尔”是高尔基《母亲》中的人物，“丽达”是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那个活泼、坚强的唯一活着出去的姑娘。共产党人不是“循名学”家，但它至少证明那些书籍和人物，在一个热血青年的心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迹。要知道，那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厂这与“文革”期间起的“学青”“卫彪”之类不可同日而语。
“一二九”运动后，高扬作为东北流亡学生里的一名中共党员，历经辗转，由北京而西安而太原，之后上了太行山。上山时他还背着…套英文版的《资本论》（袖珍本）呢。那是一位留学欧洲的同学送给他的。在山里，开始没有马，每天步行百十里，出入于东北军残部、红枪会和穷苦农民中间，睡长工屋，吃“糠炒面”，朝不保夕，再背着这本砖头厚的《资本论》，未免迂腐，他忍痛扔掉了。
扔掉了，不是不想读。稍有条件，他又读起来。一九七〇年一个大雪迷天的寒夜，他在干校的草棚里读完了《资本论》第三卷，曾随笔以诗寄怀。此诗原有小序，一九七六年因惧文祸，手稿已焚毁。据其子女回忆，犹记大意是：
一九五〇年予主政辽东，大军过江，安东被炸，工厂搬迁，家属疏散，夜间读《资本论》至第三卷之半而罢。二十年草草。今下放河南干校，劳动之暇，重读是书，竟尽三卷。适大雪迷天，春雷忽动，乃中州之奇景，非平生所经历。夜阑梦回，繁花满眼，感事伤怀，成诗四句。时一九七〇年二月某日也。
一部《资本论》，伴随他北战南征、荣辱沉浮四十年。他曾对孩子们说：以前工作忙，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读书，这十年读着书，想了许多问题，得益匪浅……人的精力是否可以用“水库”蓄积起来，留待日后使用，有待医学、人类学家考察；但这十年高扬确实积蓄了一些什么，使他复出之后，犹如江河出峡，浩浩荡荡，一泻千里不止。
要告辞了。他还有任务。我站起来，提了个要求。
“参观一下你们的住室好吗？”
高扬愣了一下，摊开两手，指着我们谈话的房间说：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就是这儿？”我大约脸红了……有人告诉我，说高扬到河北后，老两口就住在办公室。我感叹着，脑子里出现的是招待所里常见的那种套间，里间住宿，外间办公……方才注意力被他的谈话所引，没仔细打量房间，如今一扭头才发现，他和老伴的床就放在这间方形办公室的一角！
高扬见我将信将疑，几次看里间那扇门，笑着解释说：“那里间是个厕所。”
再没有别的房间了。立刻，以前听到的许多事情，都改变了模样，不得不在脑子里重新结构画面：他就伏在那张桌前处理全省最重要的公文，写文章，读书，从早晨到深夜；他的老伴就坐在那张床上，守着他，陪着他，织她那永远织不完的毛衣，或是拿本小说翻翻（她读过五年书），或者给他熬点粥，洗洗衣服……简直不可想象！他的那些广为传扬的政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陪伴下产生的？想当年，高扬二十五岁离家，辗转关内，小夫妻十年生死两茫茫，却能忠贞不渝。直到四五年抗战胜利，大雪天夫妻猝然相见，彼此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段往事，至今在太行老区的群众中有口皆碑；东北的老同事们则说：老高这一点，足可以立个牌坊……往事不必细提，单看他们晚年的这种和谐，便知这话是不错的。
他对生活的要求是苛刻的，又是淡泊的。他的鸭舌帽戴了将近二十年，洗过之后变小了，老伴给他买了个新的，他抱怨说：“旧的还能戴，凑合几年算了。”他的眼镜修过之后，戴着不适，公务员要拿去修修，他说：“别麻烦人家了，戴习惯了就好了。”无论什么人做的饭，食堂的也罢，女儿做的也罢，他都说好，吃得一样香。长子白拜尔被推荐出国考察，因是“高干子弟”，须比别人多一道手续——经中组部审批。这规定对于想借机出去逛一趟的人来说是太必要了，却拐带着我们这位真正的专家多等了一两个月。眼看日期迫近，妈妈替儿子着急了，她对高扬说；“你就不能给催催？”高扬说：“他有他的单位，要催也应该人家催，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没有心思在这些事情上动脑筋，他的精力都被他“攒”下了，于是工作起来就不知疲倦…相比之下，那些为鼻子尖上的蝇头小利煞费苦心的人，就太痛苦了。他们体会不到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那种敞亮，感觉不到思想解放的轻松，品尝不到犹如纵马奔驰一般的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快感，更享受不到一个人摆脱了物欲的赘累和世俗的羁绊，象三级火箭脱落之后卫星进入运行轨道那样的自由！他们在自己营造的囚笼里不能自拔，他们是一些可怜的人！
早春的料峭而清新的早晨。
六点，他象往常一样，从省委大院的小门出来，穿过两条马路，步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转一圈，回到办公室即宿舍，正好四十分钟。
陵园里肃穆、宽敞、幽静。他从白求恩和柯棣华——两位献身在华北土地上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塑像前走过，从华北烈士纪念碑前走过……“华北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从一九三七年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多少英雄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伟大事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在四年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在华北广大地区，滚滚的河流，巍巍的山岳，浩浩的平原，到处都曾洒过烈士们沸腾的热血。”
“我们永远记得，当年日本***的铁蹄踏破了古老的长城，炮声响遍了华北，八路军和华北人民在一起，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一切都是熟悉的——无论是陵园里冬青树夹峙的小路，还是它所纪念的那段历史。河北是从这里走向八十年代的，就象高扬从这里走进省委机关，走向大会讲坛一样。看来，高扬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不全是出于偶然，历史老人也在其中安排了某种必然。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可爱的河北》音像制品汇报会上，发表过一篇电视讲话。他说：
“同志们！方才听了、看了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河北电视台播映的爱家乡、爱河北、爱祖国歌曲和电视片，很高兴。我四十年前曾在冀西工作过，现在又有机会参加可爱的河北的建设，感到也是一段光荣的经历，‘栖栖遑遑’的劲头应该更大。孔夫子是‘栖栖遑遑不知老之将至’，孔夫子我不敢比，但是做为孔夫子时代两千几百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事业的奋斗精神是应该超过伟大的历史前人的。”
的确，伟大的古人也还是古人。子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已经完成了学习修养的全过程，不再进取了。共产党人高扬行将七十有五，却还象“十有五”那样“有志于学”，时时吸吮着新的养料，更新自己的知识构成。就在他酝酿省委八四年工作《纲要》的过程中，他从报纸上看到我国新近翻译出版了一本叫作《第三次浪潮》的书，作者托夫勒预言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近几十年内科学技术要有重大突破，新的技术革命兴起，整个世界社会生产力将有一个新的飞跃。高扬几经周折，才买到此书，即刻早晚研读。书中的观点虽不尽可取，却可以开阔眼界，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不可不读。接着，他又看到报上介绍美国近年出版的预测未来社会的专著《大趋势》，立刻让秘书去买。书店里没有，经济情报研究所也没见过，到北京一打听，这本书的中译本还没出版呢。于是请人赶写了一个梗概给他看。毫无疑问，《大趋势》中译本一旦出版，他将是第一批读者。的确，他老了，但又很年轻。
他的与其年龄几乎不成比例的旺盛的精力、昂奋的精神，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个谜。他的工作节奏之快、效率之高，令人眼花缭乱。他同河北的广大干部和人民近两年来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改革和创造，令人目不暇接。
深知其人的老同志惊叹道：“到河北这两年，是高扬的学识和才华得到惊人的最大发挥的时期！”
高扬说：“这里有个大背景，这就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我现在常常觉得：我想办的事情，恰好是中央希望我办的；我不想办的，往往也是中央不希望我办的……”
这是否也是一种“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呢？是否就是一个革命者老而年轻的秘密所在呢？我想，一个政党，一种路线正确与否，除了别的标准之外，大约还可以看一看它是否使自己的战士有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脑袋去判断的权利和自由；看一看它的战士是否时时产生一种创造、探险的冲动而又步步踏着信心的路。
我们从高扬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迷人的境界，从我们党的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战士身上看到了这种境界。他们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而今走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他们是一批“现代化”的共产党人。
1984年3月于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