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尔佳母亲说，话说得不错，可洋人的心思让人总揣不明白。
祖母将太妃赏赐的花布赏给了即将出世的长孙“做小衣裳”，瓜尔佳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大哥。
父亲多了个心计，将其中一匹抱到了箍筲胡同他的同学那里。他同学的生意正做得如日中天，名声大震。
学过经济管理的王国甫在经营上比他的父亲多了些手段，多了些眼光，他提出了“明码标价，以货赢人”的经营原则。传统中国的商业方式是标货不标价，顾客买货先得“问价”，而“价”又是由商家“说”的，这就难免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让顾客的心里有了疑虑、有了不信任感。王阿玛学习东洋，标出价格，看似小事，却让买主一目了然，方便之外便是踏实。商界还有话说，“货不压库利自生”，王阿玛将他父亲留下的“和瑞祥”的库存在半个月之内大甩卖甩了出去，以便腾出地方装新货，在采取薄利多销方针的同时，对店员管理也学日本的办法，“号规”严明，即“和瑞祥”的店员上班要提前半个钟头到达，站队背诵店规，店员一律要剔光头，穿长衫，说话不许高声，不许吃生葱生蒜，不许吸烟喝酒，上班身上不带钱，不许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工作时间不许会客，亲戚朋友来购物必须由其他店员接待，本人买商品需开具发票，经别人检验才能拿出店门……在新掌柜的经营下，“和瑞祥”的影响迅速扩大，顾客盈门，生意红火，赢利比在他父亲手里时翻了一倍。
父亲到箍筲胡同王家时，王阿玛正坐在院子里选布样，父亲将带来的花布给他看，王阿玛仔细地审视花布，说是英国莱尔兹纺织厂的出产。父亲说，都是棉花织出来的，人家的怎就这么精美？
王阿玛说，人家的机器先进，工艺精湛，咱们比不了，咱们的布还是窄面手织布，印花也简单……说着，拿过旁边的布样让父亲看，说这匹是英国毛呢样，那本是丝纺样。
太阳光底下，那些布样一匹比一匹漂亮。
王阿玛说，下个月他准备在上海和北京两个铺子分别进30匹英国色布和丝绸，看看行情再说。父亲说这样便宜的料子30匹进得少了，王阿玛对父亲说，四爷，我是想……买布不如买机器，中国的棉花不比英国的差。
父亲说，你要办工厂！行吗？办厂子得要钱，要机器，要地盘，要人。
王阿玛说，中国除了机器没有，其他都不缺。
三
王阿玛从商业转到了工业，从卖布转到了织布，那时候流传着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实业救国”。
王阿玛聘了我父亲当生产总监，想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亲与王阿玛虽不是兄弟和父子，却有着一同光屁眼子站雨地的交情，这样的交情就是真的兄弟和父子也未必能演绎得出来。
“生产总监”一听这名字就有些大而化之，父亲的“生产总监”如同他的“镇国将军”一样，是飘浮在半空的，凭借父亲那散淡的文人性情，能干得好这差事才是见鬼。父亲从担任“总监”到卸任，他根本也没闹清楚织布是怎么回事，狗看星星似的在车间里瞎转。父亲在厂里也有办公室，办公桌玻璃板下头压着的不是戏单就是当票，没有一点儿跟生产有关的内容。
王阿玛的工厂在南城，父亲回来跟家里人说，王三爷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响，白布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祖母说跟洋大夫一样干活的工人她还真没见过，机器哗哗的，想必三爷挣的钱也一定哗哗的……
王阿玛一连开了两个织布厂，没几年又开了火柴厂，火柴厂的名字叫“丹枫”。“丹枫”是王阿玛在日本念书时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从根上论，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给取的，取自他们宿舍窗户外头那棵枫树，树一到秋天就火红火红的，很是惹眼，用在火柴上也很合适，王阿玛很欣赏这个名字。
有了数家工厂，王阿玛阔起来了，娶了留洋的太太，生了儿子，给儿子取名叫“利民”。父亲说这孩子的名儿听着像口号，不像人名，王阿玛说孩子将来也要像他一样，利国利民地干实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正月的时候，王阿玛过来接我祖母上“吉祥”听戏，接祖母的是辆洋马车，马车零件锃光瓦亮，紫红大绒的弹簧坐垫是北京头一份，马是洋的，高大威猛，昂着头，凡人不理地骄傲着，赶车的穿着洋制服，挺着小腰坐在车前头，细看竟然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这阵势让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惊奇得嘴也合不上了，说他进北京几十年，头回看见这么好的车，比醇王府的马车还气派，他问王阿玛车是打哪儿弄来的？王阿玛说，跟洋机器一块儿进口的，我东西南北城地跑，没辆好车不行。
老张问那个赶车的洋人是不是跟车一块儿进口的，王阿玛说是他上租界里雇的，这年月，只要有钱，鬼都能给你守门。老张说，明儿个我撺掇我们老爷也弄俩洋人来当门房，保准有人来看稀罕。
王阿玛说，你还不如弄俩猴来呢……
王阿玛扶着我的祖母上了车，那是我祖母有生以来头回坐洋马车，祖母掩饰着自己的新奇和喜悦，不动声色地端着。老太太回来说，看的戏是《三击掌》，罢了，行头陈旧，演员也不卖力气，扮王宝钏的太胖，腰粗得像桶，一脸的褶子，没踩跷，一双大脚片子在台上踢出一溜烟尘，远不如国甫的马轻便，看王宝钏不如看赶马车的小洋人儿舒坦。
矜持的祖母对王阿玛的马车记忆深刻。
王阿玛是商人，是FOX，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家以祖母为首，女眷们大都用私房钱入了王家工厂的股份，看门老张也随大流入了两股。祖母和老张入的是火柴厂的股，祖母出了一千块大洋，老张出了十块，他们认为，火柴家家都得用，北京城哪家不笼火点灯抽旱烟？那些火镰纸捻到底不方便，洋火的用途广泛极了，那是个千千万万年的生意，赔不了。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祖母已经不能坐着王阿玛的洋马车到“吉祥”听《三击掌》，她老人家病得起不来炕了。王阿玛站在祖母的病榻前说，老祖宗，您好了我用车拉着您上妙峰山烧香去！
祖母说，上妙峰山是下辈子的事啦，看你这么喜兴，今年又是大赚了。
王阿玛说，老祖宗，托您的福，不光我大赚了，您也大赚了，我那个“丹枫”是股份制，咱们大家伙都赚了。
祖母问王阿玛她赚了多少。王阿玛说，翻了四倍，一千块大洋变成了四千块。祖母说，四千块好，是个整数，用它来发送我大概是够了……
王阿玛说，您这是要撤股哇！
祖母说，不撤股我还能陪你玩一辈子？
祖母死在冬至的早晨。真应了她老人家的话，置办棺椁，请和尚、喇嘛念经，连请客带出殡，不多不少，整整用了四千块，老太太算计得准。
天有不测风云，生意场如同战场，好像一个风筝，王阿玛起得快也落得快。有天早晨，满街的洋布，一夜间突如其来，袭击了北京的角角落落。
小贩们在吆喝，便宜咧，便宜咧，洋布洋绉洋呢子，两大枚五尺，买四尺花洋缎，白送青呢子二尺啊！
大姑娘、小媳妇们围着布摊抢购。我们家看门老张也加入了抢购行列，抱着布料从人堆里钻出来，照直了往家跑，进了门就嚷嚷，简直就是白捡哪，洋人傻，不会算账，他们哪儿精明得过咱们啊。
父亲训斥老张，你跟着起什么哄？
老张说这样的料子给他唐山的媳妇捎回去，他媳妇准得傻眼，娘们儿家哪儿见过这个，这样的好布天上的七仙女也织不出来！
正巧王阿玛带着他那长得豆芽菜一样的儿子到我们家来，王家那儿子能吃不长肉，走道好往前探头，说话爱挑眉毛，眼睛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主意。父亲不喜欢王利民，说王利民虽生在富贵之家却有着贫贱之相，两耳扇风，败家的玩意儿，王家的家业早晚得糟在这小子手里。这话当然不能当着他的同学说，但总是对那孩子不热情，见面说不上三句话就给打发开了。王利民爱上我们家来，一来是厨子老王做的山东饭好吃，连吃带拿，每回都不会空着手回去，二来是喜欢老张，爱听老张“猪八戒上了北新桥电车不打票”那些不着边际的神聊，更喜欢老张那口浓郁的唐山腔调，慢慢地这个王利民竟然也学了一口纯正的“老太儿”话，把“熬小鱼”说成“闹小鱼儿”，把“怎么了”说成“咋着咧”。王利民还会用唐山话唱民谣：张宗昌吊儿郎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骑着破马，扛着破枪，走一步放一枪……
大家听着王家少爷说唐山话都觉着可乐，当着王阿玛说他们家的儿子聪明伶俐，将来前途无量。其实王阿玛跟我父亲一样，也是看着他的儿子不顺眼，动辄一个耳刮子就扇过去，让那豆芽菜儿子莫名其妙，防不胜防。
这回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没学唱“张宗昌吊儿郎当”，而是看上了停歇在我们家门口的剃头挑子，他爸爸进了院他不进来，留在门口跟剃头的套近平，玩人家的“唤头”。“唤头”是剃头匠的招牌幌子，两根相连的生铁叉子，用根捅条一拨，发出“噌噌”的声响，人们一听到这响动，就知道剃头的过来了。王利民在门口把剃头匠的“唤头”刮得山响，一条胡同都跟着嗡嗡地颤，那声音实在是不好听。
王阿玛边往里走边皱眉，看见老张正在门房摆弄手里的布说，老张，你也买这个……
老张说，便宜呀，三爷，您是开绸缎铺的，您看看这洋绉，比咱们北京的元青染得好多啦，色多正。
父亲迎出来说，国甫，我看街上卖洋布不是个好买卖，这些人是疯了。
王阿玛脸色铁青，门外，“唤头”的响声一阵高过一阵，王阿玛回身出门，照着正在玩弄“唤头”竹的王利民就是一巴掌。王利民脖子一横，扔了“唤头”就跟他爸爸瞪眼，我母亲赶紧出来，将王利民拢到后院看胖狗阿莉跳圈去了。老张还不知趣地把洋布往王阿玛跟前凑，王阿玛看了老张手里的布料说，唉，比不上人家呀，咱们的杭绸、湖绸是好，就是经纬线头泡，一毛一大片。
老张说，三爷，您织布厂用的机器不也是外国买来的吗？
王阿玛说，机器也分好坏，我那些洋绉虽然也是双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发展得快，工艺好。说着拿过老张手里的一块雪青料子说，比如这个，它经线是雪青，反过来纬线可是蓝的。咱们的里面都一样，边也不如人家的齐整。
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阿玛说，改？再怎么改，我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那天，王阿玛要跟我父亲商量织布厂的生产细节，我父亲哪里提得出半点看法，全是哼哼唧唧的应付，白拿人家的薪水，关键时候却顶不上事儿，连母亲也替父亲难堪，只好一遍一遍地倒茶，吩咐老张赶紧到四牌楼“瑞珍厚”叫几样上好菜肴来。
王阿玛没从父亲这儿得到任何有利建议，有些窝火，饭也没吃，在后院找到了他的和狗滚成一团的儿子，二话不说，揪了耳朵就走。
父亲红着脸送到门口，母亲觉得歉疚，让老张提着饭馆送来的食盒在后头撵。
老张从王家回来说，那儿子到了家就被他爸爸扒光了衣裳，光着屁眼子赶出了家门，理由是嫌他的儿子喜欢下九流的勾当。母亲说，王阿玛生了咱们老爷的气，是把火往王利民身上撒呢，冤枉了那孩子。
老张说，那儿子倒也不吝，一丝不挂，门神一样地站在王家大门口，任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稀罕。看的人多了他便亮着嗓子自我介绍，说他是身后头这家的儿子，姓王，叫王利民，他爸爸叫王国甫，是“和瑞祥”的东家，“丹枫”火柴厂的董事长……王家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指着王家大门嘻嘻哈哈。王阿玛不以为然，王太太却丢不起那人，让仆人拿了条毯子，将王利民裹了，扯进门来。王利民还较真儿，蹦着高说，是你们把爷请进来的，不是爷自个儿要回来的！
母亲说，这孩子怎么是这么个性情！
几个春去春来，王阿玛的生产和生意履步艰难，“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引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阴丹士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十几个顾客。与此同时，织布厂的生产也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阿玛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国外去学纺织，想的是儿子学有所成，成为纺织精英，回来为王家的事业添砖加瓦。王利民走的时候很隆重，我母亲和大哥代表我们家到火车站去送行，王家人爱排场，雇用了洋鼓洋号队，几十号子人在月台上吹奏《苏武牧羊》甚是嘹亮壮观。王利民在《苏武牧羊》中走上火车，很有风度地向大家挥手。母亲回来说是开了眼，说就是总统出行大概也没有王家整得这么气派，都是《苏武牧羊》那曲子闹的，把王太太哭得泪人儿似的，恨不得把家都给儿子带了去，不算托运的行礼，光路上的吃食就搬上去四个大篮子，临开车时还把几个“天福号”酱肘子从车窗递了上去。王利民的女同学们送了不少花，娇红嫩粉，把王利民映衬得像戏台上的王三公子，从窗户往里望，看不见人只看见花。我大哥说，王利民的火车车程只有三个小时，他要在天津换船，这一大堆累赘下了火车都得扔。跟王阿玛一比，我父亲就显得很窝囊，很无能，我的几个哥哥甭说出国，连出京也难，老二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家里硬凑不出费用，只好进了家门口的艺术专科学校。同是日本留学的同窗，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用我们家老二的话说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给我父亲当儿子，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