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书评增刊》上一篇评论《骑兵军》的文章，我知道这是俄国著名的作家写的一本著名的书，在有关高尔基评传里它又被说成是《骑兵队》，却从来没有看过。评论文章说：“与其说混迹于红色骑兵军中的犹太记者巴别尔完全没有政治立场，毋宁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对事实完全拒绝判断——好消息和坏消息到他那里的时候都是没有回音，石沉大海。”在小说集《骑兵军》里，连“共产国际”、“列宁”这样的时代元素也没有当成明确的符号，或者意识形态的专有名词，被弱化成极普通的叙述元素。“但看过他的眼睛、读过他的文字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相信这是一个洞察一切的人——巴别尔也许当真看透了这个世界的奥秘，可他却对此秘而不言。”据这篇文章介绍，巴别尔一直力不从心地跻身主流作家行列，小心翼翼地同高尔基保持友谊，以便得到庇护，也不掩饰自己结交更多政治权贵的心愿，他也一度走红，被捕的时候仍是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副主编，有一幢别墅、一个司机和一个女仆。高尔基一直保护着他。直到一九三六年高尔基死后，他突然被捕，作品被封杀，二九四年在莫斯科以间谍罪被处死。
他的女儿在评论家的引述里这样说道：“我从小就渴望有一天，在某个地方，一扇门会打开，我爸爸走进来。我们立刻认出对方，不等他定神，我就会说，您终于来了。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搞不懂您。虽然您在身后将无限的爱留给我们，您留给我们的‘事实’却不多。真好，请坐下，告诉我您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完之后，汗颜惶惑，在我的这本二十多年间写于不同地方的小说汇集出版的时候。在《开头》里，我什么都说，毫无“诗意”和“技巧”，巴别尔“即使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身的死刑也没有激发他建立‘最终的立场’，没有激发他对现实进行报告文学式的直接评论——巴别尔的价值观中似乎没有压倒性的力量。”而在《开头》里，充斥报告文学式的评论，价值观念的压倒性力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表现情爱类的小说中虽力求远离政治，忍不住还是以“知青”、“年代”等话语意象来闪现政治背景，如：前不久发于《十月》的《远山已是一片秋色》和发于《小说家》的《琴声》等。
虽然外界对巴别尔的评价还犹疑不定，说不定我看了他的原著之后也会变卦，但这篇评论文章像一个放大镜一样让我更清楚地看出了自己创作中的问题。可是，我有力量改变吗？或者说，我心里愿意改变吗？如果看了《开头》，还顺便了解我现在创作的人，会发现我在四十岁的时候和二十岁时没有变化，当时我就认为绕开政治的文学是不道德的文学，是假冒伪劣的文学，政治学从本质上是人性学，我一九七九年写的今年才发表的小说《苦楝树下》，引起反响，感动自然隔世而起，也恍惚不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似乎还没有离开起点。像《孟校长与那年秋天》这样的“牛角尖”至今依然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答案，时间跨越了二十年，那层窗户纸仍未被钻通。当然，政治不能绕开，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一成不变。
夜空近在咫尺，星星可以触摸，高原上寂静得只有倾听。看得见的风掠过茫茫青藏高原夜色，吹拂中带有诸种寓意，让我忘却寒冷。让我忘却寒冷的还有一个固执的念头：抛开同伴，独自一人走下去，我知道要不了多久就能到达玉树藏族自治州，继续向西就会翻过唐古拉山口，抵达拉萨。可最终未能如愿，和同伴折回，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青海湖。但国庆长假自驾旅行结束了好久，我为未能扛起背囊独自走下去而遗憾，那未知的夜色深处，未知的青藏公路，未知的雪域自然，让我难以释怀。如果不是走错了路，不是在过了西宁之后在倒淌河那儿向北而不是往西，留在我生命夜空中的这一幕大概就不会出现，也就不会有这种遗憾。可我又非常感激这种遗憾。二〇〇四年国庆自驾旅行最珍贵的感受就是这种遗憾。唐蕃古道上已不见当年文成公主西行时的驿站连绵、驼马倥偬，使臣、商贾、僧侣的脚印覆盖着千年风沙，了无踪迹，只是一些寺庙和地名勾起远古幽情。过了陕甘交界的陇山，远在北京的友人接到我一个劈头盖脑的信息：带着佛珠，信仰上帝？惶然无助。问号问得巨大。行前，我在行囊里悄悄地放了一本《圣经》，而我一路上敬拜了无数藏传佛教的庙宇。
还是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信什么。或者说，我知道我最终会信什么。本来这次自驾游的直接动因是“挨骂”，《开头》的责任编辑指责说：“你连一个序都写不好，整天忙什么？”我悚然一惊，在看先前交上去的序言，脸随之变红。于是我决定利用长假好好地“放松”一下。与其说行程五千多公里，路过八个省城的远足是为了写一篇序，倒不如说是精神放逐中对自己生活的一次梳理和总结，可谓总结过去，放眼未来。
实际上一切都毫无新意，有新意的是一路上神妙浩瀚的自然风光、隐隐约约的神性感受。
回来已一个多月，一个字写不了，促成我动笔写下以上短文的并不是这趟旅行，而是《书评增刊》上的那篇评论文章。现在有人提倡“有信念写作”，实际上对有些人来说，没有信念是无法写下去的。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