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有若干重大的现象为现代诗歌和当代诗歌的划分提供了依据，其中之一，即诗歌逐渐地由主观走向了客观，由侧重于抒发诗人的内在情感，走向了主要用以描述现实生活的变迁。诗歌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变，它变得更为“有用”和更为主要。空前密切的诗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成为当代诗歌有异于前的重大特征。
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诗歌往往代表时代发言，而且成为能够推动生活前进的有力的工具，它在现实生活的变革中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显著。当代诗歌记载了生活向前推进的鲜明的印迹，当代生活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在诗中说明。这些现象，是“五四”以来的诗歌所不曾有过或不曾达到的。要是说，“五四”以后新诗留下了“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以及诗人追求新生活的印痕，则开始的诗歌（不包括那些虚假的诗）留下的主要是生活的不断变革和政治的不断推衍的具体记载。上述内容，从诗与现实生活，特别是从事平常劳动人的生活的接近方面看，是一个崭新的景象，但毋庸讳言，从诗的根本规律看，确实带来了明显的流弊。
当诗从内心走向客观的时候，人们忽视了或忘记了诗歌这一文体的基本性质，即它从来不是擅长客观叙述的文体，它的基本作用在于抒写人们内在的主观的情感，而不在叙述和描写。即使是那些立志于表现客观现实的诗篇，其优胜者也往往是通过成功的自我抒情而达到目的的。“五四”以来的重要诗人，对于诗的主观抒情性都有过论述。郭沫若早期完全确认诗是心灵的流露。他在与田汉、宗白华通信的《三叶集》中，把诗视为“命泉中流出来的（曲调），从心琴上弹出来的（旋律）”，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戴望舒则认为诗是“全官感和超官感的东西”，“诗应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艾青的观点较前者有些不同，他承认客观生活对于诗人是一种存在，因而他也同意诗人对于生活的体验。但他强调“体验生活必须把艺术家的心理活动也溶浸在生活里面，而不是在生活里做一次盲目飞行”，认为“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受，注入了思想感情，而凝结为形象”的。艾青的这些认识，与后来孙绍振在他的那篇引起争议的论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认为的，诗人“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是同一个方向。
但是上述关于诗的特性的原理，在新的时期里受到了忽视，当代盛行的诗歌理论，曾经严厉批判“把现实的生活孵化在自个的灵魂的硬壳里”，这就是说，生活就是生活，诗对于生活的表现无须经过诗人的心灵、灵魂和头脑。它主张的是诗对于生活的客观的直接的叙述和图解，这种理论等于宣告诗人的内在情感的发育和发酵对于生活是无补的。他们强调的是诗的客观的物质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舆论一再强调诗歌对于现实生活（特别是工农兵生活）和对于政治即此处我们所指的诗对于现实的依存关系。这当然是一种受到激进的理论指导的观点。这种观点回避了甚至批判了诗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对于他所把握的客观世界的改造，他们很少注意甚至完全无视诗人的主观世界，特别是诗人的独特的主观世界的存在。海涅说，“我的心肠是德国感情的文库”。他们则无视这一点。他们不认为对于诗歌来说诗人内心的情感活动是完全重要的“抒情能源”。而事实却是诗人通过燃烧的内心拥抱客观世界。
诗诚然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生动、最现实、最直接的世界，但是诗对于时代的认识是独立的、独特的和创造性的。诗人认识世界的独特性在于他是通过内心的感应，以及全部感情的“溶浸”和“注入”来把握对象。在诗人面前，世界是多样的，而且往往是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的。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存在诗人的发现和创造。
在当代，随着诗与现实生活联系的加强，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有了发展。它把诗当做社会生活的说明书，当做政治概念的直接引用和解释。而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却被肯定，并被理解为诗歌的“现实主义”。在当代生活的发展中，诗逐渐地演化为只是客观现象的复述，而不是主观情感的抒发，围绕这一现象的探讨，我们将对当代诗歌的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有进一步的了解。
从中国诗歌的历史考察，现代新诗的创立，彻底改变了旧诗词那种与现实生活的脱节状态，它追求诗歌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但是新诗在它的创立期以绝大精力用于摆脱旧形式的羁绊和约束上面，它把创作的热情倾注于诗体的解放。当然，这种形式上的变革最终是为了内容上的变革，但是，急切之中，对于内容的变革要求当然要让位于形式的变革要求。许多早期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仍然摆脱不了与现实生活十分阻隔的旧情趣，甚至也谈不上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胡适当时说过，“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如他的《送叔永回四川》，“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不仅内容是旧的，形式也是旧的。冰心在《春水》中写过“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五四”初期的诗歌，企图挣脱旧诗词的影响，达到广大的天地中去，但是，就多数诗歌而言，它们仍然挣扎在小的天地里。只有少数最有成就的诗人，他们能够通过心灵世界的抒发锲入社会，让人们从中窥见时代的风貌。如郭沫若的《天狗》，我们不难从他的飞奔，狂叫，燃烧的“我”中，看到一个就要爆炸的时代。但这样的诗是少量的。
直接介入社会现实的诗在当时是一种追求，但能够真实地、真切地从广阔的背景上突现社会生活面貌的诗也不多。刘半农、刘大白是早期诗人中有志于以诗表现社会生活的，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是一首著名的诗篇：“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可怜屋外与屋里，相隔只有一层薄纸！”这里展现的，只是旧诗中控诉贫富不均的主题的重复，诗人自己没有成为诗中的人物，他没有融入那画面中，他与他所同情的人们中间，他与他所批判的社会现象中间，至少也隔着“一层薄纸”。
这一现象，在以后的新诗中有了根本的改变。旁观的第三者的姿态没有了，进步意识的增强使诗人力图以劳动人民的身份参加到改造旧生活创造新生活的队列中来。这种状况不仅表现在一般的抒情诗中，即使在以第三人称来写的叙事诗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诗人鲜明的立场，以及与诗中人物感同身受的和谐一致。在新的社会里，在那些表现受压迫、挨冻饿的人们的诗篇中，诗人往往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在阮章竞的长诗《漳河水》中，我们读到夹在情节的进展中的环境的描写，如“桃花坞，杨柳树，北岸石坞夜半哭；声声泪，山要碎！问声漳河是谁造的罪？”读者没有那种隔膜的感受，他们觉得这不是漳河在哭诉，而是诗人自身在为那些受苦的人们哭诉。在这样的诗里，写诗的人不再仅仅是富有同情心的旁观者，而且是受苦民众中的一个。在这里，诗人的情绪和民众的情绪高度地融会在一起。
走向社会、走向现实并不是当代诗人的首创，如前所述，“五四”开始的新诗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一，就是促进了诗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诗人作为改造生活的一分子，直接地干预生活，并在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规模上，展现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的，却是当代诗歌致力的方向。
这一成果的取得当然有它的历史进程。新诗的走向社会锲入现实是渐进的，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不能不把最直接的影响追溯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从那时开始，诗人们获得了如下的明确意识：就新诗的产生而言，人类的社会生活是诗的惟一的源泉，它是社会生活艺术的反映；就诗的功用而言，它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它的使命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确定，使传统的诗歌观念发生了动摇，诗不能再仅仅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回音，而应当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的反映，特别是创造了功业的工农兵的生活的反映。
从这个时候开始，民众为争取自身的解放以及合理生活的史实大量涌入诗中。他们创造的驱走黑暗迎接光明的历史，恰好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规定的任务相吻合。用诗歌来全面、深入地表现这一生活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史诗的时代呼唤着时代的“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