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于这样的目的，前一个时期写的诗到了后一时期，显得配合政治不那么紧密了，于是便对这首诗进行修改，使之适应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去掉一些过时的不适用的标语口号而代之以目前正在流行的政治口号。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这首诗写作并发表于，到了，即写作将近二十后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作者亲自对它作了重大的修改（三十四句诗改动十九句，占二分之一）。如把“我们到珠江边上把营扎，推船的大哥为我饮战马，采茶的大嫂为我沏茉莉花茶，小姑娘为我把荔枝打”，改为“我们到南海边把根扎，乡亲们待我们胜过一家（基本是《沙家浜》郭建光的一句唱词），阿妈为我们补军装，阿爹帮我们饮战马”。大嫂和小姑娘变成了阿妈阿爹，沏茶和打荔枝变成了补军装饮战马，既避免了“危险”，又加强了“革命性”。总之，政治上显得更加纯净更加健康了，用概念化的政治口号来挤走原诗较有生活气息的描写。再如末后四句：“祖国到处有妈妈的爱，到处有家乡的山水家乡的花。东南西北千万里，五湖四海成一家”，被改成：“祖国到处有阶级的爱，到处有革命的亲人战士的家，亿万军民心连心，团结战斗力量大。”这样的修改，显然是为了使诗更能体现出当时的“政治”。在这四句中“妈妈的爱”当然不如“阶级的爱”，“家乡的山水家乡的花”当然不如“革命的亲人战士的家”。一种明显的政治上的考虑，使诗人乐于把那些反映了现实生活情趣的诗句改为更富于政治性但同时也是更接近于流行标语口号的诗句。诗人在作这样的修改时也许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诗歌艺术上的后退，却可能误认为是一种前进。
由于创作时首先考虑的是宣传的目的，诗对现实的关注就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因此，这种具有概念化倾向的诗的基本特征便是脱离现实生活。诗中出现的人物，往往变成了没有真情实感的只会重复政治术语的人。它遵循的并不是生活的逻辑，而只满足于借客观现实的图画来解释政治概念。在这些诗中，标语口号是硬加上去的，因而也可以随意地更换。4月，《诗刊》发表了高进贤一篇短文《斥“通用诗”》，说到一个事实：7月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一首长达四百余行的长诗《天安门放歌》，诗人在天安门前“横议天下大事，纵谈几十路线斗争”：“痛斥走资派”，“阴沟里又刮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一小撮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烧房烧车、打人行凶，他们张贴反动诗词，散布反动言论，妄图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过了将近两，作者将此诗再加修订，《天安门放歌》变成了《天安门颂》，编入他的诗集《太阳集》中。原先的“批邓烈火”、“还乡团卷土重来”等字句删去了，改成批判“恶贯满盈的四人帮”。于是这首“批邓”的诗变成了“紧跟华主席，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英勇奋斗”的诗了。文章作者把这类一旦草成，不论任何政治运动都能发挥“匕首投枪”作用的诗斥之为“通用诗”。对于新诗创作中的概念化倾向，开始的时候，是由于生活的不熟悉，以及热情的驱使，总的原因则是诗歌价值观念的改变，到了后来，在某些诗人的某些诗中，并没有初期那样天真而不失幼稚的热情，而变成了某种模式，只是机械地跟随在某些重大的政治事件背后作政治表态，以至于诗人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对生活的真诚。写这类诗的人，甚至连诗题都不断地重复。一位诗人，写过一首《再欢呼》，看这诗题，他至少已经“欢呼”过一次。到了，他又以《欢呼，再欢呼》的诗题来“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诗中写道：“大游行、大庆功、大示威、大抒情，拥护党中央，统一指挥听命令。人心大快，大快人心。”对于这些，人们仍然可加以原谅，尽管在诗的艺术上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当这种欢呼针对同一事件，而又是前后态度迥异的时候，人们难免就要怀疑了。例如，上引那首《欢呼，再欢呼》中有句诗说：“铁臂高举擎天柱，敌人幻梦一场空。”但是，读者不能忘记的是同一诗人曾就同一事件在同一地点，同样地举过“拳头”，而所打击的对象却完全相反。这一5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该作者写了一首诗《工农兵铁拳齐高举》：“批邓声势如狂飙，敌人性急作狗跳。清明时节天安门前，光天化日下鬼魔闹。谣言、歪诗、黑传单，妄把红白乱颠倒。……无产阶级专政威力大，拳头就是惊叹号！”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另一位诗人那里，天安门事件后这位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一出纳吉丑剧，妄图演出成功。庄严天安门前，岂容魔怪横行。无产阶级专政，东风横扫残云。”到了，他又配合当时政治，再以天安门为题：“想到奸贼脸，去园中摆酒宴。长空妖雾起，长天正欲翻。”去谴责魔怪和“纳吉”，今谴责“奸贼”和“妖雾”，完全换了对象。诗人陷入无法解脱的自身“矛盾”，诗人竟然完全忘记了这样的颠倒。他在诗中的序说：“清明，我在长安街，缅怀培育我的革命老前辈、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总理，想起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恶毒攻击，怒火又燃，短歌一串。”有趣的是这个“又燃”。
出现这种状况难怪艾青要在《艾青诗选》序中愤愤地说：“有人夸张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谁得势了就捧谁，谁倒霉了就骂谁。这种人好像是看天气变化在写诗的，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像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这一切就是此时此地的现实主义，这种现象被认为是“现实”在诗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强调。但是，这一切却正好违背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因为它不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发展、变革中的生活的真实。
跨入新的时代，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加强，诗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政治的意识，从来也没有像如今这样的明确，并为众多的诗人所实践。诗歌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方面发挥了它的作用。在新时代出现过为数众多的为现实的生活、特别是配合政治而作的诗，在保卫世界和平中，出现过石方禹的抒情长诗《和平的最强音》；在朝鲜战争中，出现过未央的《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等抒情短诗。在进入建设时期，出现过郭小川的政治鼓动诗组《致青公民》以及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后二者的出现，结束了当代诗歌如何适应新时代问题上的彷徨与徘徊，也结束了那种在诗中填充标语口号的现象。
雨果在《莎士比亚论》中说过，“美并不因服务于广大人群的自由和进步而降低了自己。如果导致一个民族的解放，这决不是诗的一个坏的终曲。不，有用于祖国或革命不会给诗带来任何损失”。当代诗歌的问题当然不是由于诗走向了现实，问题在于把复杂的诗与时代、诗与人民、诗与现实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过于狭窄、过于片面，由于对配合政治要求的强化，导致诗由演绎现实而逐渐转向图解政治，标语口号化于是产生了。但是，标语口号化的并不就是诗的群众性的表现。从根本上讲，群众是拒绝标语口号化的，诗可以而且也应当表现进步的政治，但政治并不等于诗。诗的范围不仅限于政治，它是宽广的。歌德在《歌德对话录》里说过：“我们现在最好赞成拿破仑的话：政治就是命运。但是不应赞同最近某些文人所说的政治就是诗，认为政治是人的恰当题材。”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初期由于急切地想歌颂新生活的愿望所产生的一个时期创作上的偏差——现实主义的偏离。但它没有成为支配这一时期的创作主流，主流仍然是忠实于现实的大量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但这里所叙述的偏差，在当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也并没有杜绝。它浮沉着，当人们略为注重艺术规律时，那种图解政治的概念化倾向便沉了下去，反之，它便浮了上来。
注释：
陈山：《关于诗歌的几个问题》，《诗刊》（9月号）
见《为毛泽东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再欢呼》，《诗刊》（8月号）。
见《诗刊》（月号）。
见《写在金水桥边》，《诗刊》（5月号）。见诗集《清明》，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