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下半批判右派以后，仅隔一，6月的《诗刊》发表了一组文章，这组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我们需要浪漫主义》（晴空）、《略谈我们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治芳）、《幻想的时代）（江雁）。这批文章不再需要现实主义的旗帜来作陪衬，而是以鲜明的和明确的态度鼓吹和提倡当代诗的“浪漫主义”。其中一篇文章特别反驳了苏联文学理论家季摩菲耶夫关于浪漫主义的论点，季摩菲耶夫认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方法的特征是艺术家以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作为出发点，创作了例外环境中的例外性格，并且使用主观性“叙述”。他还认为浪漫主义不是从现实中而是从作家的想象中提取塑造形象的材料，“它不能吸取生动而发展的现实的色彩”。季摩菲耶夫还认为可以把马克思形容乌托邦主义者的言论强加在浪漫主义者身上。季氏的这些意见，对当时倡导浪漫主义的人是一个刺激。当时的基本认识就是，所以提倡浪漫主义，是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当时的生活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因而，我们的生活不是乌托邦，我们的浪漫主义更不是乌托邦。
《诗刊》的那些文章认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向我们开启了最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的根据正如江雁在《幻想的时代》里描绘的：“彗星正在打扫宇宙舞厅，云霞绕成飘带；人们到太阳的故居去拜访；奥林匹克在太平洋底下开幕；老人在月里赏桂；孩子们在金星上庆祝他们的节日……”当时的理论正是以这样的“随想”向乌托邦发出号召，要求人们“以急不可待的热情，向人民展示光辉灿烂的未来”，以“激起人民对生活的狂热的爱”，号召人们“用真正的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去“升华人民的感情、性格和愿望”，认为在这个“充满幻想的时代”，诗应该表现出“时代最大强度的情绪”。
到了月，文艺批评家马铁丁在题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读者》中，已经用非常明确的表述断言“共产主义，已经不仅是我们的愿望、理想，而且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他认为当时所谓的“开一代诗风”，指的就是“在我们的诗歌中体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感情、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共产主义的冲天干劲”。实际上指的是诗歌对于共产主义的到来的歌颂，诗人的任务在于“把完美的共产主义精神食粮送到读者手里”。
这样，在这些有影响的文艺界领导人以及理论批评权威的描述之下，诗歌由现实主义的轨道转向浪漫主义的轨道已是确定无疑的方针。在这样处于很不冷静的狂热理论的鼓吹之下，于人们感到很大的心理威慑，有些诗人基于他对生活的真诚的认识，怀
疑这样的“共产主义”，以及这样的“急不可待”的对于现实的“升华”是否正确。但是，他们宁可相信那些理论，而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不会轻易谴责那种席卷大地的“共产风”，而宁肯谴责自己的保守观念、保守思想，抱怨自己“跟不上时代”。贺敬之曾经这样以检讨的口吻谈到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当我在狭小的生活圈子内，脱离了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的时候，当我对斗争的神速前进的步伐发出这是可能的吗的疑问的时候，
我的激情减少了，我的想象如此贫乏，甚至想写个神话题材也如此没有光彩。”这就说明，即使他有了“疑问”，但是他仍然宁肯把“疑问”投向自己，而不肯把“疑问”投向事实。
虽然诗歌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潮流也像“大跃进”那样以让人措手不及的迅猛姿态蔓延，但对于习惯了写实轨道的诗歌却有一个“转弯”的过渡。这个过渡是短暂的，因为“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来势很急，所以这个“转弯”几乎不被人注意就已过去了。但仔细分析一些诗人的作品，却留下这种由“务实”而转向“务虚”的过渡痕迹。
春天，李季作了两篇题为《争论》的诗，争论的本意在于写出工人对于现实的态度，侧重于表现人们当时的精神状态。“争论”的题目是中国究竟是不是贫油国？诗人表示对于中国缺乏油田一类“废话”
“早已听厌”，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是“眼睛长在脑子后边”，并要持这种意见的人“让开道路站在一边”。当然，从到现在，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并不是贫油国，中国也许蕴藏着很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当时诗人立论的基点却不是科学的，他声称“我不是石油地质师，口袋里也没有头、罗盘”，他只是凭着“这顶钢盔帽”，“我要高声宣布我的预言”。这种预言是建立在“对母亲祁连山的信赖”和“石油工人的责任感”上面的。在这里，我们依然看到了李季一贯的对于生活质朴的态度，他总是把诗写得真实，很具体，但是，在那里，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吹来的热风的最初信息。一种惟意志的单凭“热情”的而忽视科学根据的虚夸现象已有端倪。中国没有石油，单凭“信赖”和“责任感”而无视“石油地质师”的“头、罗盘”是不好作出预言的，要是作了，这种预言也并不一定代表了事实。当然，情况刚刚开始，还要发展。到了6月他在洮河工地上写的《高山运河颂》中，已经预见到那“流星似的飞船在云端里航行”，而且认为“在我们的光亮闪闪的铁铲下，透露着共产主义的黎明”。9月，他在《车过冷湖》这首诗中，已经能够用当时那些典型的语言说出“原油产量直线升，翻它十万八千番”的话来了。
另一位忠实于现实生活的诗人，于初写了一首反映现实生活的叙事长诗《东风催动黄河浪》。兰州地区的一个汽车修理工厂，看那破旧的厂房、落后的设备，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更像一座“多少代机器的陈列馆”。他们在长春生产“东风”牌汽车的鼓舞下，也要利用这座修理厂制造出“黄河”牌汽车。要把这样一座修理厂改造为一个汽车制造厂。长诗写的就是三十多个工人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用锉子锉出零件，不用图纸，靠拆掉旧汽车这种原始作坊的工作方法制造汽车的故事。
这个事件产生的背景，就是受到那个不冷静和不切实际的时局伸张的影响的，这就是“我们十五要超过英国，这一声春雷从天安门前腾空而起”，认为我们已“不能满足过去那小小的成绩”，“我们是新中国的工人阶级，难道能慢慢地爬到社会主义？”它在“破除迷信、藐视困难、藐视上帝”的口号下，发展为敌视专家意见，不尊重科学分析的偏执态度。在长诗中，工人的冲天干劲的对立面便是那些对现实的可能性提出怀疑的工程枝术人员。那些根据科学的可能提出建议和意见的人，变成了受到丑化描写的人物：
有位工程师曾经前来参观，
他东瞅、西望、眨巴着眼；
说什么就是观世音菩萨下凡，
也没有法术叫公鸡下蛋。
因而，他们的工作既不需要工程师，也不需要技术员，他们把一切建设性的冷静的语言都视为“促退”，认为这些人都是阶级的偏见，是“两千度的近视”，并且警告他们“车间不宜久停，当心碰碎了你的近视眼镜”！
这是一首直接描写当“大跃进”事实的长诗。由于作者一贯的写实精神，使这首诗保留了当时真实的生活面貌，群众的劳动热情，以及那种急不可待达到理想境界的心情，而无视科学的莽撞的心理状态也得到真实的保留。从这些方面来看，不论是在李季还是在闻捷身上，写实的传统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但是，那种狂热的“时代精神”正在悄悄地冲击着往日的平静。他们在诗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那种不够理智的成分。
但不论怎么说，正如闻捷在诗中写的，“我们是脚踏大地的工人，不是生活在云彩里的神仙”。的确，他们是在写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在写云彩中的神仙，尽管这时，他们已经幻想着“平步青云”和“一步登天”——人们已经明显地受到了时代所提出的美好理想的鼓舞，他们思想已经在偏离现实的轨道，但毕竟，在这批具有了写实传统的诗人那里，要他们离开地面而腾飞起来却需要一个过程。
到了的下半，闻捷在那样的形势下，已经能够毫不困难地写出《我们邀游一九七二》那样充满了奇想的诗来了。从到，是十五，是当时所谓的十五超过英国的期限：”那时候，祖国该是多么美好！一切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进水平，——钢铁的山，高过冈底斯山，只有爬山运动员，才能攀上峰顶；石油的海，宽过地中海，亿万井架以百纵队纵横地驰骋；工业的城，超过纽约、伦敦……小麦的身长，棉花的体重，逗得参天杨和花冈石又羡慕又吃惊；牛郎和织女，并肩地站在银河岸上，欢迎乘坐北京号宇宙飞船的红领巾……”那时人们把想得非常的遥远，事实告诉人们，空想并不能代替现实，空话也不能产生钢铁和棉花。像闻捷这样很有成就的诗人，也难免留下了让人发笑的诗篇。而这样的命运，几乎所有的诗人都难以幸免。
注释：
茅盾：《关于革命浪漫主义》，《处女地》（8月）。
见《文艺报》（9月）。
贺敬之：《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文艺报》（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