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母亲14年前得了老年痴呆症后就屡次丢失在东大街，北大街、南大街上失踪，让我心痛不已。我就在最后一次丢失三天后在三桥派出所找到，再将失而复得的母亲从医院接到我的小家庭来，已经整整八年了。这八年，因为母亲的老年痴呆病，我曾与四位乡村保姆玉川、红丫、小禾、养玲相处。我通过她们四人，一直与陕西的乡村息息相通，血脉相连。这种接触，让人感觉自己过去只用单纯的物质用品来对农村扶贫，是相当苍白无力，很皮毛的。在与保姆她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感觉，关心她们的心灵苦痛，帮助解决她们在家庭里村庄里的地位甚至更加至关重要。当今的农民和城里人一样，更需要精神扶贫。
我家的第一位保姆是当年战天斗地的妇女队长铁姑娘。她不识字，但是名字叫得很好听，张玉川。她是我家在西安文艺路人劳市场门口，大雪天的路边找来的。那时我母亲胯骨股骨头骨折，在父亲家的小保姆怕母亲排泄麻烦，就将母亲饥饿至昏迷僵死，腰间整出两个拳头大的褥疮，脓血淤淌……那天夜里我和丈夫回家探望发现，即叫来120车将母亲送省医院急救。三天三夜母亲就如去世一般了无生息。医生总问我们儿女，是放弃，还是继续？
哥嫂姐姐们都说，当然是继续急救！我握着那张薄薄的“病危通知书”，仔细倾听医生介绍病情复生的可能性，看着只有一个读数的机器，心里非常难过，眼泪自流自淌无法抑制……人的生命质量要怎么说才是个好？到第四天的夜里，母亲的脚趾头动了一下。一会儿眼睛睁开了。机器上又有了所有的数据。母亲回来了。她醒来看到了我，但是她的舌头如小核桃缩顶在在喉腔里，我用手指去按，硬如龟甲盖。只能用香油不断浸泡，再拿耳勺一点一点挖下来……等着鲜粉的舌头露出来。那是接近年关了，日夜陪护守侯，成为问题。保姆一定要尽快找。小姑娘保姆，坚决不能要。她们是来城里找幸福人生的，而苦难，她们决不想再多吃一口。第五天，文艺路人劳市场，我嫂子看见路边风里雪里立着一位硬朗高大，手提“上海”帆布袋，头发灰白却傲然挺立很自尊的壮年妇女。嫂子她即可拨开唧唧咋咋画眼瞄眉急切渴望在城市淘金的农村姑娘、少妇和壮年妇女们来到她面前问，你想干活吗？头发灰白的壮年妇女她连连点头。嫂子说很麻烦的，80岁了的老太太，老年痴呆症，又不能下床的，骨折了。壮年妇女她居然说，白不咋，咱走？。那些名字，价钱，时间，一切一切条件都还没说呢，她居然就说“白不咋，咱走。”
走？你叫什么呀？我失笑了。她立定从容翻开衣服下摆，从里面掏出一个手绢包，捏出一张身份证。我看到：张玉川，女，56岁，陕西省长武县曹家乡三组。长武在陕西的西北角，在陕甘宁交界处是贫困县。
我问张玉川为什么来西安？她说在家没事呀，农闲就想来看看城里人都咋活着，钱不钱也无所谓的。我说，那就一月300元，吃喝睡觉在家里你随便。不用做饭，看好老太太别摔跤就行。张玉川说，那还是要做饭的，还是要打扫卫生才能成。我说，那你自己自觉干活儿可就是皇帝他妈拾麦穗自己散散心的事了。她别过脸鼓着嘴笑，还说，那谁个做饭清理打扫除呢？我说我呀。她又笑说，乃就僚（方言好的意思）很，咱走着看着咋都能成。保姆你不能要求她太多，自由自在，自觉最好。我们又不老，坐着和干着一样。
在医院，因为张玉川来了，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就不用再12点以后值夜班。在她很有经验地照顾下，母亲病情恢复的很快。首先先是褥疮结巴了。后是导尿管拆除了。张玉川还很会动脑筋，想出很多好办法，帮助母亲锻炼，加强肌肉的力度和强度。不久，医院住院的病人少了？，可以给个单间。但是要重新粉刷一下。冬天屋里渗的很，我们就用电烤炉烘房。一天医生来问我怎么还没有搬进去？我说，新粉了还有点儿渗。医生是我的中学同学很熟，他就甩下一句话说：“渗？那炉子不行！得要人坐那烘，才好。才行！”
那天夜里我回去的晚，把母亲的褥子拆洗完回到病房，妈妈睡着了。张玉川却不见了人影。我是左等不见，右等不见，看书等还不见。到暖气片上翻腾褥里褥面时逢人就问。才有人用嘴向我们的新病房一努说，你家保姆在那儿烘房呢。我还被她扽住说话，烘了一阵子呢。
新病房里，40瓦的老式黄灯泡下，张玉川孤零零端端地在方凳上左手压右手地坐着发呆。我看到她，张玉川顿时立起问，老太太没事吧？你回！我再烘一下，明天老太太住这就有人气了。我过去拉她，握起凳子腿说，你也回。一个人的气息还能烘成多大个气象？她说，也是，人多些就好了。在我们农村讲究烘新房。我夸奖她，感激她，说她真的对老太太很有心很有义。然后一路指指暖气片上已经半干的褥里褥面，交代明天上午查房前就一定要收回来。以免影响医院整洁。我们俩儿又说了一会儿话，玉川她也很困地睡着了。我半夜回家走到暖气前一摸，褥里褥面都干了。我就干脆收好叠起放进橱柜。
第二天来，可不得了。我9点半钟一进病房，陪护们和医生都在向我告状叫屈，她们说，你家的保姆怎么那么死犟脾气呀！原来，张玉川起床后去暖气片上收我交代的褥里褥面，结果没见了。她就急得挨门挨床地寻找。大家就很不高兴。这不是人品问题吗？被怀疑偷摸了。还是被一位农村保姆怀疑了，这是什么事呀？嘈嘈嚷嚷要找不让找的还影响了上午惯例的医生查房。张玉川不管她们的叫苦冤枉和查房秩序。她就是要找到我对她的一个交代，等我来时她好交代。
一位病友一路跟进着我边走边叫屈。病友说得很中肯。她说，你家保姆也不想想，我都不知道你家老太太抢救了几天是得的啥大病，怎么会偷拿个褥子回来找死呢？我立定看病友，她住嘴知道说错话了，低头溜墙根回房子了。
我很后悔今天来迟了。但是对着张玉川，我还是露出了由衷的微笑。张玉川见我面色窘迫难过地下牙紧咬着上嘴唇喃喃地说，褥子不见了。我查了上下楼三层的房间没张床，还是没有的！
我笑。我打开母亲的橱柜对她说。昨天你睡了，我没忍心叫醒你。褥子是我偷摸回来的。啊！这就对。张玉川她双手一拍，两眼放光地叫出声来，表情松弛了，一下就放心了。我知道，张玉川讲过她在西安大城市来寻找工作的每个夜里，在城中村夜里盖的被子床铺都是与人和租的。每夜只花1.5元还嫌贵呢。这个褥子，在城里人眼里“有病菌”。而在张玉川的眼里就是挺好的生活用品。而且她还要为我家负责任。所以，她会很固执地搜查所有病房，强行翻腾打开别人的床边橱柜……真是有点儿搞笑。
不久，我们就带母亲回家了。出院时，我对哥哥嫂子和姐姐说，妈妈从此由我养老送终，你们不必再操心。张玉川很平静地站在我身后。我知道，从此有她有我在，我80岁母亲的生活就再也没有困难。
2002年，我要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四个月。我在想要不要带母亲进京？张玉川看出了我的为难，一口接下母亲说，我把老太太带回我家。有俩个儿媳妇，五个孙子孙女，还有我家老汉。会好照顾好老太太的。我去了她家，才知道她是村里家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大红的门，青砖院，整整齐齐一家人，各个模样端正，各就各位，有规有矩。菜地茄子辣椒西红柿豇豆南瓜韭菜满满当当的，窟里粮食成垛，窖里有萝卜苹果……我忽然眼前浮出第一次见到张玉川她眉眼之间的神闲气定。我很放心地走了，一走是小半年。这小半年，母亲很好，壮实了许多。新鲜的苹果蔬菜和粮食，新鲜的羊奶，新鲜的空气和热情友善的乡亲们，热炕头对母亲的身体都多多有益。我回家来看母亲，张玉川只看我。我笑的开心，她也笑得畅快。
在张玉川60岁的一天，她穿戴整齐地向我告别。说她这几天头很晕。怕可能是家族遗传的高血压了。她说她父母都是高血压摔了一跤就走的。所以，她要回家。我们相处了四年。这四年，她还是工资300元。母亲在她家时是600元。每次给张玉川工资，她都让我放在她住的那间屋里的桌子上，等没人看见时才收拾起来。丈夫说，如果每月去看望母亲时多带了大米，油和食品，张玉川总要从每月该给的工资里抽出一百元还给丈夫说，你从城里带来了老太太想念的食物，合适的服装，娃们好奇的玩具和书本，劳繁你了。这一百元也不值估，那只能就是个意思。丈夫当然不能接。现在张玉川要回家，她女儿提出能否给妈妈在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是女儿的我当然同意，连费用全部由我来出，还出的很铺张阔绰。
对张玉川我是从没有给过她一天节假日。我母亲老太太离不开人，张玉川她的大手就家里家外一直牢牢靠靠地握住老太太。闲来就在院子里窗户上听闲话，看闲人，观闲事，无言地镇定。回来了晚上只对我一人讨论。丈夫在她都无多余的言语。有一次，张玉川问我，你楼上那家人是不是势大的很呀？我说，你都看出来了？你怎么看出来的？张玉川说，唉——，你城里势大那人，连走路有风劲地很呢。过人跟前来一走去，风大的呀，都能将人面掀倒。
看电视的时候，母亲会很习惯地靠在张玉川的肩膀上，像个孩子那样总对着张玉川嘿嘿地憨笑。笑的很依赖，笑的很天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