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提出要和男兵们换换工作，他们提线，我爬杆架线。开始班长不同意，说，提着线按规定的时间跑到目的地，同样是一种锻炼。但是她见我太固执，只好让我试试看。我要爬杆了，那脚扣戴在脚上怎么像拖着两块大石头一样重？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了一米多高，可是已经使不出劲了，班长喊着加油，让我再往上爬。
我又爬了一米多。这回实在爬不动了，我抱住杆往下一看，啊，好高，真怕人！就在这时，哧溜一下，坐了“电梯”，滑到地上，摔得我好疼。
班长并没有扶我，她让我自己站起来，之后她说了一段至今我都牢记不忘的话：小彭，你现在应该清醒了。提线也好，爬杆也好，都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你呢，失去了提线锻炼自己的机会，也没有抓住爬杆锻炼自己的机会。没关系，失去的机会还会再来，最重要的是你任何时候都要珍惜机会。
听着班长的话，我忽然觉得她跟那夜坐在我床头守着我时一样地关爱我。我的心头又掠过一股暖流。
女兵连的生活总是那么平平淡淡，清早起来整内务，出操，上班进机房，接通一个又一个永远也接不完的电话。但是，我记住了班长的话，珍惜每一次机会，这些看来平凡的工作都能提高我们作一名军人的素质，丰富做人的内涵。我正是在这平凡的生活中逐渐地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女兵。
昆仑山高，高原路长，我没有理由吝啬汗水和脚板。一名真正军人的气质正是在不断锤炼中形成的。我爱走高原上的路。
樊敏说：因为我的任性指导员摔了茶杯：
后来在我当了班长以后，才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了指导员的关爱。
樊敏（故障台战士，2000年1月从湖北襄樊入伍）：
“八一”建军节快到了，连队照例要举行联欢晚会，郭指导员指名道姓地要我和男兵刘勇说相声。为什么选中我们两人呢？这完全是指导员“慧眼识英雄”。我是个高个儿，一米六八，刘勇是矮个儿，一米六，一男一女，女高男低，往台上一站就能把人逗乐。这还不是黄金搭档？
我虽然没有说过相声，还是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节日里只要能听到大家的笑声，这就是我的快乐。我和刘勇很快就创作出了相声《“款兵”外传》，说的是一个大款青年在军营里成长的故事。后来的问题出在我和刘勇身上。那阵子我们的业务训练任务十分紧张，我每天都要学习话务业务，理论上、操作上都要弄得明明白白，准备迎接即将进行的技术考核。所以我对练相声的事就放松了，想起来时拿起段于看看，更多的时候是扔在脑后。当然这是客观上的原因了，从主观上讲还是我对这次排演不够重视。
离“八一”只剩下10天了，指导员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谎说还可以吧！
当晚，我们就在文化活动中心排练。指导员坐在旁边陪着我们，他既是导演又是观众。排练了一遍又一遍，我俩的台词说得总是绊绊磕磕不顺当。直到夜里11点钟了，我们的相声还是说得半生不熟，根本脱不了稿子，甚至越练越糟糕了。刘勇的情况比我稍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那里去。指导员有些生气了，说：你们在下面到底练过没有？我没啃声，也不敢啃声，继续排练。指导员满脸不高兴地坐在一旁，我俩心情很紧张，最后竟然不住地顿住，排不下去了。指导员实在忍耐不住了，端起茶杯走了。他大概刚走出活动中心的门，我就听到“咣”一声，他把茶杯摔了。我和刘勇大眼瞪小眼，一时不知咋办。
这一夜，我心里很难受，都怪自己对工作不认真，耽误了事惹指导员生气。第二天我对刘勇说：咱们找指导员道个歉吧！刘勇说，道歉有什么用？相声到时候上不了台，不但指导员生气，全连的同志都会责怪我们的。
我还是找到了指导员，说：“指导员，对不起，我错了！”说着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指导员抬头望了我一眼，说：擦干眼泪，好好排练相声去！
后来，在“八一”联欢晚会上，我俩演的相声赢得了全场的喝彩，非常成功。大家都对我俩给了很高的评价，可以说赞扬声不绝于耳。唯有指导员一句话也没说。
新兵训练时，指导员又点名让我到新兵连去当班长，临走前他对我说：在新兵面前你就是她们的领导，希望你快快成长起来！
我仔细品味着指导员的话，似乎有点懂，又似乎不懂。
我当了三个月的班长，才真正体会到了当领导的责任感和心境，从而我也设身处地地理解了那次指导员为什么会对我发脾气，摔茶杯。我这个班长只能算个兵头将尾，是全军最小的“官”。但是肩上的责任并不小，全班10个战友的所有事情，我都要挂在心上。如果有一个战友或因想家或因小事与别人发生了口角而闹情绪时，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设法解决她们的思想疙瘩。一度，我感冒发烧，挂着吊瓶，躺在卫生队。但是一听班里有什么事情，就躺不住了，手里拿着输液瓶去看望大家，安排工作。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的脸晒黑了，人也瘦了，整整掉了5斤肉。
我回到了连队，指导员见了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给我道歉：“樊敏，那天我不该给你摔茶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跟泪簌簌地直往外涌……
沈燕说：我虽然登上了昆仑山，可我并不满足，还想站在唐古拉山上……
沈燕（查号台战士，1999年12月从四川南充市入伍）：
我喜欢读文学作品，但是自己不会写文章。有一天，竟然神不觉鬼不知地写了一篇作品——我也搞不清楚它是散文还是通讯，题目叫《我来到昆仑山》。写的是我到昆仑山里收线放线的事。王副连长看了稿子后说写得蛮真实，也有文采。他修改了一下就登在我们连的黑板报上。你别见笑，登在黑板报上的“豆腐块”也算作品？我不是讲文章写得多好，而是说它记述的那件事令我难忘。
那次出外线实际上是—次野战演习。我们4个女兵中就我是新兵，任务是：在昆仑山中的西大滩放线收线，接通单机电话。这之前，这些工作我全不会，或者说半会半不会。老兵带着我教我学本领，我背着“线担”急跑着，跑一路把线撒一路，然后接通单机，最后又把线收起。就这样，反复地跑着，一趟又一趟。收线或放线时稍不小心，手就卡在了线团里，轻者蹭破皮，重者伤筋动骨。我的手上到处都是伤疤，“线担”近20斤重，不但要把线收好放好，还要保证速度，必须在规定的不足30秒钟内接通单机。开始我的速度达不到，老兵们便帮我练习。一次，我把手卡在了线团里面，手背上的皮被撕去了一块，鲜血直流，我怨着疼痛继续操练。
我在当兵前参加过800米、1500米长跑比赛，还是篮球队员，体质很好。这次野外演练能取得较好的成绩，与我这壮实的体质当然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在那篇稿件的最后写道：昆仑山我是去过了，我领略了它的美景，也接受了它严峻的考验。我想，总有一天我还要站在唐古拉山上放线收线，让我那奔跑的脚印留在这座海拔5000多米的山上！
张艳萍说：我就要离开部队了，真留恋3年的军营生活！想站在藏北草原吸一口清冷的空气，想喝一次五道梁那有小虫子的小河里的水。
张艳萍（查号台班长，1998年1月从西宁市入伍）：
再有两个月我就要退伍了。这段日子里，我把在部队3年来经历的事情齐齐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回忆的过程中我很充实，回忆结束后我心头却空空荡荡的。说句掏心话，在我就要离开部队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热爱昆仑山下这个格尔木，那么热爱连队！
我对连长周强说：我真舍不得离开大家！想留下来。周连长说：你为什么不能在你脱下军装之前这段时间里，为自己的军旅生活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任何一个军人都有脱下军装的这一天，问题是我们是否做到了不愧对这身军装？
我开始回忆我的3年军营生活——
我想起了我们的老连长王应吉。他总是对我们既严格要求，又百般爱护。记得那是6月天，虽然昆仑山巅还积着雪，但毕竟天气开始变暖了。我们新兵背着“线担”跑步，还要爬杆，蚊子咬得胳膊上、腿上起了许多红包。在训练搞得最紧张新兵感到最累的时候，总有人想偷个懒！或放慢步子喘口气，或靠在路边歇一会儿。
这时连长准会大喊一声：“加油！”我爬杆时掉了下来，摔得浑身疼，连长说：“继续上！”好不容易爬上杆后，我害怕，不敢睁开眼睛往下看，连长说：“睁开眼睛来，要不，你这趟杆还不白爬了！”
休息的时候，大家都挤在墙头下的荫凉处，累得满脸淌黄汗：
这时连长买来西瓜切开分给人家吃，他立在旁边“监督”，谁不吃都不行。这会儿你怎么也看不到训练场上王连长那付凶相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我又想起了我们的王副连长。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总是不声不响地走在大家的前面，站在战友的立场为战友着想。一次，掏下水道，他最先跳下去清理污泥，疏通管道。战士们说：连长，这些又脏又累的活儿，就该我们干，你指挥指挥就行了！他回答：谁说的？
我不和你们一起干活儿，怎么指挥呀！你们当中将来有人当了大官以后，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袖着手站在劳动者旁边，是没有指挥权的！
我就要离开高原了。我真想在唐古拉山巅站一天一夜，让风雪好好地吹打吹打我；我真想去藏北草原走一趟，看看那里的风光，喝一口那儿清冷的泉水；我真想再去五道梁，在那有小虫的河里洗冼手，甚至舀一杯水带回家乡去！
平平淡淡的3年高原军营生活，现在回忆起来变得那么的有滋有味，那么的令人难分难舍。它是我这一生中最最宝贵的财富。
我相信即使再过上10年、20年，昆仑山仍然牢牢地、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孔元元说：人难免要做错事、错怪人，等你明白过来时却无法弥补了：我很想对连长说声“对不起”，他却听不到我这追悔的声音了。
孔元元（话务班班长，1999年1月入伍，1979年12月出生于山东曲阜）：
其实，连我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和胡凌就那么合得来，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总是形影不离。她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对一切似乎都不在乎，我的性格恰恰相反，很内向。我们这两个性格相反的人之所以成了好朋友，这不仅因为我俩同住一个房间，又不完全是因为我俩同一年入伍。最主要的是我和她聊起天来可以掏心里话，高兴时的欢快、苦闷时的牢骚，都能互相倾吐，谁也不必提防谁，而且能得到对方坦诚的帮助。
2000年一开始，我和胡凌就商定一起休假，回到家里后我们将互相到对方家里去串亲戚。她家在江苏南通，我在山东曲阜，相距够远了，这也没有动摇我们互相串门的决心。我也给连长王应吉提前报告了我俩的愿望，希望连里能安排我俩同时休假。连长笑了笑，并没反对。同时我也把自己这个打算告诉了家里人，父母很高兴地等着迎接我和胡凌。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临到休假时连长只通知胡凌走了，却让我留下了。我很伤心，生连长的气。顺便说一句，我们休假是由连里报告给营里，经营里批准后才实施。胡凌走后，我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心想，连长即使让我晚两三天走，也能够实现我和胡凌的计划。我几乎天天催问连长，有时甚至责怪连长为什么不积极给上级申请我休假的事。连长说我太不相信他了，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你知道该怎么办，我休假的事为什么迟迟没消息？说毕我极不高兴地一甩门走了。
胡凌走后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休假才得到批准。我匆匆忙忙填了休假报告，当天就离开了格尔术。我是怀着对连长一肚子的意见回到家里的。
胡凌等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我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走到了一起。胡凌先到了我家，我带着她走遍了她想去的每个地方，我们玩得好开心。随后我到了她的家，江南风光我是第一次领略，开拓了我的眼界。整个假期我们都沉浸在愉快而轻松的气氛中。我真想劝每个人都应该像我俩这样休假。
回到高原后，我又开始了紧张而有次序的军营生活。这时候我才知道王连长已经调走，他离开高原到内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了。同志们告诉我，我休假的事是连长一再给营里报告、并推迟了别人的休假才得以批准的——那段时间连队的人手少，工作任务很紧张。我很后悔，错怪了连长。我很想给连长说声“连长，对不起”，可是他哪里听得到？我很内疚。
人就是这样，一生中总会做错事，错怪人。明明是你错了，你还固执得坚持己见。等你明白过来时，有时可以弥补自己的错误，有时却无法弥补，成为终身遗憾。
我希望王应吉连长能看到我的这番话，这样我心里的内疚也许会减轻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