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许多年轻人都无法想象、而老年人却不愿回忆的艰难困苦的年代。当时所有国民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后来，我们从各种文字记载上得知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我在驻扎于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某汽车部队服役，身居边远地域的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兵们，对“困难”的苦涩咀嚼得更真切、更知味。
今天回忆起往事我的心境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年轻人自然要为穷困的国家分忧，将口粮从每月的35斤减到30斤。粮食少了，肚皮撑不起来了，怎么办？我所在的团到格尔木河畔的荒滩上去挖一种叫做蕨麻的根，那根的形状很像人参，只是个头比人参小多了。蕨麻根被我们捣碎磨成粉状，与面粉掺和在一起，做成馒头或面条充饥。最初，那略带甜味的蕨麻根还是很诱惑人胃口的，谁料吃了一段日子后，问题就出现了。几乎每个人排便都变得困难了，粪便干硬得像土块，堵在肠道里排半天也出不来多少。就这，照样还得吃蕨麻根。你不吃，要饿肚子，有什么办法？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在格尔木街上遇到了卖冬虫夏草的那个藏族女孩。
那时，在格尔木街道两旁经常出现几个卖蕨麻根的老头儿老太太，他们自家挖来的根吃不了，偷偷地卖出去换些零花钱。
据我多次观察，前来买蕨麻根的人并不很多。大家的手头都很紧，野菜又是人人都可以去挖，谁还去买它？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在这些卖蕨麻根的老人中间多了一位藏族姑娘，可是她并不是卖蕨麻根，而是卖冬虫夏草。当时，冬虫夏草这个名词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起码我是第一次听说。好多过路人都围拢着小姑娘看稀罕。小姑娘看上去十四五岁，她不厌其烦地向围观的人讲着冬虫夏草是一种名贵中药，可以防治多种疾病。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一个人掏钱买姑娘的药材。倒是有一些人离开卖冬虫夏草的姑娘走到了卖蕨麻根的老太太跟前，掏出揉得皱皱巴巴的几角钱买了些野菜，回家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冬虫夏草是名贵中药，吃了能健身长寿。可是那个年代它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却不及粗糙的野菜根重要。这固然与大家对冬虫夏草的认识肤浅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人们襄中羞涩，无能力去健身，只能设法把辘辘饥肠填饱，保命第一。
勤劳而又特别能忍耐的中国人终于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生活在阳光灿烂、生活富足的春天里。这以后的日子里，冬虫夏草这4个字在青藏高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为他们生活的这块地域盛产这种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都是珍晶的药材而自豪。冬虫夏草再也不像路边的野草那样受冷落了。先是牧人们利用空闲时间到只能生长冬虫夏草的海拔3500米以上的山地阴坡、半阴坡的灌木丛和草甸中去挖它，然后缴给当地的药店，换回一笔钱来；接下来，便是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做起贩卖冬虫复草的生意来。
他们在草原上花不算多的钱走乡串户收购虫草，之后雇用汽车运到内地卖高价。他们就这样发了虫草的财，成了万元户、百万元户。发展到后来，做虫草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在生长虫草的牧区，几乎家家都因为卖虫草而赚了钱……
但恶性发展便成为一种破坏。90年代中期。我来到柴达木盆地，多次听到人们痛心地诉说，挖冬虫夏草已经给盆地的不少地方带来灾难，虫草之源不仅濒临于灭绝，而且草原被挖得千疮百孔，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落后永远表现为愚昧。我一点也不留恋三年困难时期冬虫夏草不如蕨麻根走红的那个年代，但是我很羡慕那时候虫草安然无恙地长在路边很少有人采挖的祥和环境。因此，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当年那个卖虫草的藏族女孩。
她比一般人较早地知道了虫草的经济价值，却又受到了人们冷落。眼下，开发西部的各种口号叫得山响，我想，冬虫夏草的开发无疑会被决策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愿无论如伺开发都应当吸取教训，保护好有限的资源，千万不要让90年代中期我所见到的那种破坏景象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