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报纸的宣传效果，邓拓亲自写了不少新闻报道。“七七”事变一周年时，他写了《伟大豪壮的纪念大战斗》的通讯：大生产运动中，他写了反映边区劳模事迹的《耕三余一的聂荣福》的通讯。他写的关于聂荣臻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长篇文艺通讯《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对我们研究边区的斗争历史和新闻写作发展状况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晋察冀10年新闻活动中，邓拓新闻写作的形式主要是政论和文艺通讯。在写作过程巾，他一方面敏锐地捕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另一方面熟练地调动文艺功能去处理新闻素材，因而他的文章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
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年秋天，党中央任命邓拓这位新闻界的宿将主持人民日报社工作。从此至1958年，是他新闻生涯的后一时期。
建国以后的十年，我国进入了一个不平常的发展时期。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经历着一个更为复杂艰巨的历史过程。对于党和人民来说，不啻是一场比战争更为严峻的考验。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党和人民更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负责人的邓拓，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党的新闻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取得了新的成绩的。
邓拓这一时期写有大量的政论文章，体现了他政论宣传家的实绩。当然，由于时代的前进，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些文章较之他于战争年代写的政论文章，无论在立场内容和阐述方法上都是全新的。全国解放后，他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新的斗争，提出了报纸应成为“为新生活斗争的武器”的口号。同时，他以自己锐敏的目光和深远的思考，在一般的宣传鼓动中，有针对性地抓住一些思想倾向和社会问题，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可以说，不断的思索和探求是邓拓这一时期新闻工作的一个特征。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邓拓没有被胜利所陶醉，深感到必须对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为此，他写了不少文章介绍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革命事迹。1949、1950年，他先后写了《中国青年和恽代英同志》、《是谁领导五四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热情鼓励青年创业者们要“更加积极起来，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努力学习和进一步发扬我们的先驱者崇高的革命品质与广博的才学，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和建设与保卫新民主主义的伟大祖国而奉献我们的生命”。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深的人发展，在干部和群众中不断暴露出一些急待解决的带倾向性的思想问题。为此，邓拓写有《彻底批判命令主义》、《加强思想斗争，展开思想斗争》、《和青年团员们谈群众路线》等重要文章。1950年前后，他还到一些高等院校和民主党派机关作过政治报告。他在文章和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对一些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刻指出了产生这些思想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例如，他在分析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干部思想作风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原因时，指出：党和人民在夺取全国胜利后，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不免骄傲居功，看不起群众；一些新党员、新干部，则不懂得怎样走群众路线；加上“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大基础是建立在以农业为主的散漫小生产之上，而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处在这个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并且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党内占了大多数……还有其他阶级不正确的思想作风以及过去反动官僚机构残余的恶习，随时随地也都在袭击我们。这种社会条件最便利于官僚主义的生长”。
1957年，邓拓写了《废弃“庸人政治”》的著名杂文，这是他在这一时期思考社会问题时投掷的最有力的一笔。文章抨击了那种“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自己搞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调来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然后又调来了另外的许多人做人事工作，自己还要经常同他们谈话，开会，帮助他们写报告，看报告，批准报告等等”形式主义的“空头政治”。这种深刻的批评，实际上是作者对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的一个警告。可惜的是，以后不久刮起的一场政治风暴，使这种正当的理论探索受到了扼制。但是，作者敢于抨击时弊，呼吁“废弃庸人政治”的革命精神，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邓拓作为党的一名新闻战士，党中央机关报的负责人，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他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热情宣传党的路线。他在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对于每一项有关国际国内重要事件（诸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党政建设、经济政策、文化教育等）的宣传工作，都要亲自布置，力争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他在十年中写了近六十篇社论，其中有十六篇是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声援朝鲜人民的社论，其余都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三反五反、党内整风、农业合作化等运动的社论。这些社论，不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思想特色，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他经常把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察觉到的某些思想问题和社会现象写进评论文章里，加以分析评述。即使在一些纪念性的文章中，他也针对现实，提出问题，有感而发，透视出作者认真、严峻的思考。在鲁迅逝世16周年之际，他从“继承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遗产”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作文，号召人们学习鲁迅，“鼓舞民族的自信心，以推进新的革命斗争”。文章写在建国不久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鲁迅的精神遗产中把爱国主义的主题挖掘出来，激发人们的觉悟，这是作者深入思考的结果。
邓拓这一时期写作的通讯、散文、诗歌等也同样透视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表明他已把思想的聚光镜转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56年正值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处于高潮之时，邓拓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面前，发表了《访葡萄常》的通讯，从北京市一个手工艺家庭作坊里，看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指出了改造千百年来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艰巨性。作者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斑”，去反映“三大改造”伟大变动的全貌，显示出他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革命热情。他的一些诗作，也写得感情澎湃而凝重，是现出在新的生活面前放歌畅吟的宣传家的热情。同样，他对生活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进行认真思索。他将丰富的历史知识熔铸于诗篇中，发为心声，引入深思。在《过东林书院》一诗中，他感慨地写出“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在《留别人民日报社诸同志》的诗中，更是以“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的句子，醒人耳目，渗透着深刻的哲理。
建国以后，党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邓拓在新闻理论的研究上也有了新的收获。他写的《怎样改进报纸工作》、《关于报纸的社论》、《马克思哲学和新闻工作》等论文以及在一些专业会议上的讲话，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和论述了一些重大的理论政策问题。如对报纸的性质和任务、党报和党委的关系、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的经济宣传等问题，他都作过精辟分析和研究。他在分析党报的党性、阶级性、群众性时，一方面强调说，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消灭的社会里，新闻不可能没有党性，不可能不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人们对党性和阶级性的理解有时是比较狭隘的和片面的，并且在实际上没有把党性和群众性真正统一起来，因而“纸上有许多枯燥无味的指示和总结性的论文，有许多明日黄花的综合报道，有许多装腔作势的骂人文章和卫道文章等等，都是教条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
对报纸社论写作的理论探讨，是邓拓这一时期新闻研究的重要内容。他的《关于报纸的社论》一文，在党的新闻史上，是值得重视的。他在文中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写作的实例的分析，肯定了社论在报纸中的地位，认为“报纸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价值”。他还就“报纸需要什么样的社论”、“关于社论的选题计划”、“怎样进行社论写作”等问题作了研究。其中有的意见尽管还可以讨论，但他敢于实事求是地考虑和提出问题，足见他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比如，就如何提高社论质量问题，他说；“没有理由把提高思想水平看成是引证经典著作和党的决议……我们的任务并不就是引证，而是分析和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各项政策原则作具体生动的阐明……不是公式化和概念化地说明问题，而是创造性地发挥被公认的原理原则”。这实际上是一个长于社论写作的大手笔几十年丰富经验的总结。
另外，邓拓还就报纸工作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过一些口号，如提出编辑工作要“决胜于社门之外”；鼓励新闻工作者成为“多面手”、“杂家”、“不做新闻官”等。这些口号虽然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修养和业务训练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邓拓20年的新闻工作生涯，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30年代初，当他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参加对反动哲学和史学的批判时，他的思想就显现出不断探求真理的特色。而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经过革命熔炉的锤炼，他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建国后的十年内，他在党的领导下，主持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并担任全国新闻工作的要职，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拓同志虽然在十年动乱的初期被迫害致死，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战士，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他所走过的道路，同样给我们新闻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
一九八三年《学习与思考》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