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土乡有一所中学，十四所完全小学，有近二百人的教职员工队伍。根据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除了县直属学校以外，乡镇教育经费，均由乡镇财政自行解决。青土乡没有一所直属学校，所以，教育经费由乡财政全部包干。
青土乡的财政收入每年仅有二百四十五万，可教育系统人员的开支就占了近二百万，财政留给其它事业的支配资金，便寥寥无几。所以，青土乡的财政，实际上是教育财政。这也是青土乡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地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维持启蒙教育水平上，更要朝着现代化的素质教育方向迈进。于是，光有几间教室、几个老师是不够的，也要有声化教室、实验室和电脑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这也就意味着乡财政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投入的来源，靠增加地方税收的途径是行不通的。一是税源少。青土乡三级企业数量有限，农民没有商贸传统，农产品受大气候影响，普遍卖不上价，农业税种征收困难。二是税收体制不合理。青土乡虽然是个欠发达地区，但在核定税收体制的时候，当时的地方领导，受左的影响，好大喜功，不愿接受贫困地区税收返还的优惠政策，税收全部上交，以穷人的家当撑富人的门面，应了“吹牛上税”的老话。虽然后来稍作了调整，在完成税收指标之后，超出部分可按一定比例返还，但对于税源少，税收基数大的欠发达地区，这一政策，是很难享受到的。
所以要增加投入，就只有靠乡财政内部支出的调整。
调整的一个最直接而又最主要的做法，是减少国家教师在教职员工中所占的比例。国家教师按原则说，其人员开支应由国家拨付。但县财政为了减轻自身的压力，把开支下放到乡镇财政，也就是说，它只核定国家教师的工资标准，而不给发钱。随着国家对教师待遇的改善，国家教师的工资水平比同等国家公务员都高，所以，乡镇接收的国家教师越多，其支出就越大。青土乡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慢慢开始抵制国家教师的分配。为此，青土乡与县教育局的关系一直不太和谐，“教育先进乡”的牌子总是挂不到这里。但乡领导并不以此为忧。用前任乡长肖大力的话说，“教育局又不是组织部，我怕它做甚！”其奥妙就在于，一个乡的教育，硬件要首先达标，不达标，将影响乡长的政绩，组织部将要重新考虑考虑。至于“教育先进乡”只是个荣誉问题，不关仕途问题。如果条件允许，当然要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就青土乡这个破地方来说，能达标，能保住乌纱就不错了，遑论其他。
好在青土乡是个穷地方，有门路的国家教师也不愿意来，实在没门路的也只是把这里当作一块跳板，等渠道打开了、翅膀变硬了，也会想办法飞去。所以，青土乡国家教师自然减员的比例占的较大。
缺乏师资就选用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工资很低，三四百元的工资水平，差不多只占国家教师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就自然减少了人员工资的支出，可以把一部分资金调整到对教学硬件设施的投入上去。
青土乡的收入水平太低了，人均收入号称二千六百元，可每年的现金收入人均不超过六百元。所以，即便代课教师的工资待遇尚低，代课教师的位置，也是农村青年，尤其是农村女青年所万分渴慕的。
于是，代课教师的位置基本上被乡机关干部、乡企业干部和村干部的子女占据了，平常百姓无缘问津。
代课教师低工资上岗后，起初还美在其中；时间长了，看到国家教师比自己多拿几倍的工资，而活儿并没比自己多干，便生出失落与愤怒。因为大多是干部子女，干部们便到乡里呼吁。农村干部是开展工作的基本力量，乡领导也不敢得罪，就决定长一点。怎么个长法？应该有个说法。既然国家教师有四项补贴，也就给你们发点四项补贴吧。不过，不能跟国家教师平起平坐，就发国家教师的一半吧。
肖大力脑子还是活动的。“这样一来，不又增加支出了吗？”
他开了一个村干部和企业厂长会。
他说：“代课教师的工资我给长了，但有个原则，所长工资的发放，由代课教师所在的村负责。”
他来了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策略。
国为自己子女在其中的缘故，村干部很高兴地通过了。“又不是花我家的钱。”这是村干部普遍的心理。只不过，集体的钱拐了一个弯又落到了自己的手上，村干部还是很感谢乡政府的。
吴景州察觉到代课教师是乡村特权阶层觊觎的对象，通过它可以改进和加深与这个特权阶层的关系，便动了心。因为现在的乡村关系已不是从前的隶属关系和支配关系，随着经营主体的变化和村民自治水平的不断提高，村干部的独立支配权力愈来愈大，村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真正的土皇上。乡级领导对村级支配能力的弱化，使得乡级领导不能简单地使用行政命令手段，而要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上。
于是，吴景州专门召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把代课教师的审批权，从乡政府拿到了党委。说白了，就是从肖大力的手中，拿到了他吴景州的手上。
之所以要召开党委扩大会，是着眼于让不是党委委员的主管财政的副乡长栗思奇能参加会议。这是吴景州老谋深算之处。他要栗思奇从财政管理的角度，提出由党委统一管理的理由，并发出要切实加强党委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的呼吁。由栗思奇在前面铺垫，再由他吴景州在后面拍板，顺理成章地把个人意志变成了集体决定。
肖大力虽然被剥夺了权力，但也是有口莫辩。至于主管教育的副乡长杨文彬，更是不在话下。
平日肖大力不十分待见杨文彬，因为杨文彬过于精明，且敢于说话，常常让他下不来台。不过，共同的遭遇，使他觉得与杨文彬亲近了许多。
“文彬呀，咱们这乡长当的，算个毬！”他主动对杨文彬说。
“肖乡长，您跟我可不一样，您是大乡长，是党委副书记，交党委管，还不照样归你管。”杨文彬依旧揶揄他。
肖大力摆摆手，意思是叫杨文彬休战。不是他说不过他，而是此时的心情，使他无心斗嘴皮子。
“这个栗思奇，真会拍马屁。平时在你面前跟他妈的一个小舅子似的，毕恭毕敬，时机一到，原来是一只叭儿狗。”肖大力愤愤地说。
“你这就不像一个领导干部说的话了，人家栗思奇是对工作负责，并不只是跟人。”
“屁，他是看书记比乡长牛！在他妈的乡镇，乡长名义上是行政首长，其实是个摆设。”
杨文彬乐了，感到平时咋咋乎乎的肖大力，此时还真有几分可爱。
“杨文彬，你乐什么乐？这一切，你比谁不清楚？你小子滑头，不说而已。这个乡长，是个两头受气的角儿：你什么都听书记的，人家认为你不行，手下人瞧不起你，会不听你的话；你要是硬点儿，就会跟书记闹矛盾，组织部就会找你谈话，叫你摆正位置，注意团结。乡长啊乡长，说官儿也是官儿，说玩艺还真是个玩艺儿，就是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肖大力喋喋不休。
“所以，人家说‘乡长乡长，吃饭一躺’，是有道理的。叫我说，你应该想得开，你应该学学你的前任齐乡长。人家那乡长当得才够潇洒呢——开会议事儿，他手一挥，听书记的；商量到哪儿去喝酒，他巴掌一拍，听我的。他可真能吃，八两酒下肚，二斤一张的热饼，卷两棵大葱，转眼就吞得没影儿了。到头来，人家还落了个全和人，平安上调，当人家的局长了。”杨文彬更是一套一套的。
“谁能跟他比，没心没肺的。”肖大力不甘心地说。
“你还甭不服气，说句你不爱听的，就你的这套做法，再回到县里，也还是一个副的。”
杨文彬的话，真的让肖大力不受用了，他跳了起来：“杨文彬，你他妈的嘴真损！我知道，我他妈的得罪你了，对机会你也咬我两口。你们青土乡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杨文彬、栗思奇和机关八成以上的干部，都是本地人。
不管怎么说，肖大力还真的不较真了，吃点儿喝点儿为乐。他与齐乡长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家齐乡长吃饱喝足之后，睡觉；他酒足饭饱之后，聚众搓麻。所以应了杨文彬的话，他回到县城之后，仍当他的绿化办副主任。
吴景州之所以拉副乡长栗思奇，是因为代课教师的使用，迈不过去乡财政所的门坎。代课教师上岗，需财政所填表列支，只有财政的支出表上有了你的名字，你才能领到你的那份工资。所以，财政所的那张列支表，既是上岗证，又是工资条。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来户庄村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与校长发生了冲撞，一怒之下，校长把他辞退了。但他每月还能领到工资，因为财政所的工资表上并未把他的名字抹去。发现之后，勒令代课教师退出所领的工资，代课教师拒不退还，相持不下，就又让他上岗了。理由很有道理：既然他连工资都领了，无功不受禄，还是名副其实地教课去吧。
栗思奇是副乡长兼乡财政所所长，而财政所所长的人选要经过县财政局的审核，一经确定，未经许可，乡镇是无权任意撤换的。栗思奇在财政所位置上经营了多年，与县财政局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吴景州即便想迈过贾思奇的门坎也是不好迈过的。迈不过又如何？拉。
栗思奇也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觊觎乡长的位置已经多年。他虽然是本地人，却第一个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孩子老婆已被他在县城安置了，就差他本人调过去了。就他现有的位置，不是不可以调过去，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在县财政系统的业务部门弄个科长当当。科长的位置未进入领导干部系列，这对在基层已担任多年领导干部职务的贾思奇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必须在本乡爬上正职的位置，到那时，再往县城里调动，最不济也能当上局、委办的副职。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吴景州才是他最应该依靠的力量。所以，肖大力说他是叭儿狗是不确当的，他是个有心人。
其实，他与吴景州的关系早已根深蒂固了。作为财政如此紧张的青土乡的副乡长兼财政所所长，他的党委书记每年都能跻身于东南亚、俄罗斯和西欧五国之行的行列，没有财政所长做坚强的后盾，怎么可以想象？更甭说党委书记三带二的住房和华贵时尚的装修。不过，栗思奇是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对政策研究得很透，支持吴景州出国的资金跟青土乡无关，是他动用关系储备，争取到的额外资助。所以，上级审计部门每年的例行审计，都未审计出吴景州的什么问题。对此，吴景州是心怀感激的。
至于栗思奇购买楼房的问题，虽然机关有反映，甚至有人写信反映到了县里。但风吹到吴景州这里，就渐渐平息了。后来，为了防止沉渣泛起，吴景州专门去了两趟县财政局。县财政局给栗思奇出了一个证明，说他的楼房是财政局为了奖励其许多年为税收工作所做的贡献，特别补助其购买的。
所以，说栗思奇在代课教师问题上“拍吴景州的马屁”，更显露出肖大力在政治上的浅薄。栗思奇是适时出场而已。
这一切，杨文彬看得十分清楚。
所以，当吴景州提出，代课教师今后的使用，由杨文彬与栗思奇共同审核初步名单，交吴景州最后审定，再由党委会讨论通过时，杨文彬说：
“吴书记，既然由您把关，还占那么多人干吗？还不如把我摘出来，集中精力多抓点硬件建设。”
吴景州顺水推舟，同意了。
这正是杨文彬的精明之处：既然是当摆设，不如索性跳出来。不仅省心、省力，还免趟浑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