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这是我写得最轻松的一本书，没有想到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稿子完成于1990年春夏之交，初版在是年11月，那时我已在德国进修。很快被香港和台湾分别出了繁体字本。1991年年底中央电视台社教部的负责人，在香港看到这书，让一个导演把我“追踪”到了。1992年初就根据这个本子，做了二十集的“幽默漫谈”。这本书本来发行量就比较大，因为中央台的介入，印数达到三十多万册，我记得光是封面就换了好几次。当时的稿费并不高。1990年，官方的定价，大约是千字十元。等到我从德国归来，已经涨到千字二十五元。那时稀里糊涂，没有什么合同，更没有维权意识，连印数稿酬都不知道，出版商给多少就收多少。对显而易见的盗版，也未加追究。故至今也不知道，究竟印行了多少。上个世纪末广东一家出版社，又印了一次，很快就绝版了。虽然，这本书早就从我的记忆中淡出，但是，有些事情却成为亲切的怀恋。
当时全国各地的“粉丝”来信之多，出乎意料。可能是因我在序言的最后把自己的住处写进去了。一些来信提出的问题，对幽默学来说，很可能属于挑战性的课题。
一个小学生来信表示对我的书感到兴趣，这当然令我大为鼓舞。但是，他粗心大意，没有仔细看我的照片，开头的称呼是“敬爱的孙奶奶”。
这又使我非常失落。但是，我的女儿当时正好在我身边，她幸灾乐祸，乐不可支。这时，作为幽默学的研究者，不能不进入学术性的思考。如果这个孩子，是故意开玩笑，则是对我的幽默理论的活学活用，我应有成就感。但是，实质上孩子是满怀敬意的抒情。可是他的抒情，在我女儿那里，却变成了幽默。这里有个抒情在不同语境中转化为幽默的大学问，我还没有很好研究。更尖端的课题来自一个湖南的女读者。她说，她不想做女人了，要做男人，准备做变性手术，请求帮助。我去信表示，无能为力，因为这不属于幽默范畴。后来，正好搬家。同时也庆幸，如此这般的来信，在邮递员那里必然“无从投递”。但接替我进住这个套间的先生却给我打来了电话：有我的挂号信。一般说，这是好事，应该是稿费来了。我兴头冲冲地到那里一看，还是那个湖南女士的。她说，变性手术，就不麻烦我了，但是变卖手术后乳房要售，却只能求我落实。我当时想，如果这位女士如果是假定性地开开玩笑，那可能有一点幽默感。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她是认真的，考虑得很实在。而且还暗示着，不日要把那器官特快寄来。那可真是有点恐怖。但，这种恐怖算不算黑色幽默呢？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当然，大多数的信件，没有这么尖端的挑战性，相反，对于深化幽默之道大有裨益。一位深圳的打工妹来信说：你的幽默术很精彩，我努力运用，效果很好，但有一次却失败了。我跟一个大龄姐姐住一个房间，情同姐妹，形影不离，我非常依赖她。但是有一次糟糕了。我走进宿舍，发现大姐姐正在跟一个小伙子谈得很入港。我想这是好事，白马王子出现了。
我很识相，不去打扰他们，就打开床边的录音机。但是不久，大姐突然火起来了：“你给我把录音机关上，要不然我把它和你一起扔出去”。我很意外，本来可顶一句，后来想到你的幽默书里讲，不要对抗，要缓解对抗，用幽默把自己和对方从对抗解脱出来。我就用你的方法跟她说“用不到你扔，我自己把自己扔出去好了”，说完自己就走开了。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她问我为什么？
我给她回答，这是因为她的幽默还没有磨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她运用了正确的幽默方法（自我调侃），但她胸中的宽容、智慧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就产生了这样幽默后的痛苦。我说，你应该对这位大姐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她长期等待着白马王子而耽误了青春，和这个小伙子谈得入港，心情是十分着迷的。此时，你的录音机，在你听来是抒情，在她听来，却是破坏性的噪音，十分可恶。就突然情绪膨胀，发起火来，有点六亲不认。这在一般人来看，是缺乏修养的，显然是个缺点。但是，你既然是和她情同姐妹，又具有幽默感，就要比一般人更能体会她的心情。有了小伙子，就不认小姐妹了，就算是缺点，难道不是陷入热恋之人的常情吗？你应该对她更有同情心，你如果光觉得她可气，就不能算是理解她，就是光觉得可笑，也算不上心胸宽广。你应该感到她可爱，哪怕是缺点，也是可爱的，人性嘛。爱情八字没有一撇，就把友谊不当一回事了。有没有幽默细胞，就在这一点上看出分晓来。幽默是精神的高度提升，心胸博大到可以包容不讲道理的人和事。不那么拘泥于理性的是非。从理性来说，这是个缺点，可从幽默的情感价值来说，这个缺点，是太可爱了。爱情使人不讲理呀。你要学会欣赏这种不讲理。
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幽默的博大。主要是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首先是，是对他人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就是人家的缺点毛病，也不能取嫉恶如仇的立场，对自己呢？则站在人类生存的高度上，把这种缺点、毛病当成人类的一种局限，这样，才能把个人的毛病，当成人类的毛病，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因而就都能包容，能够欣赏，觉得有可爱。乔治·桑塔耶那说：
我们所说的幽默，其本质是，有趣的弱点，应该和可爱的人性相结合。
关键是，你能不能把人家的“弱点”看得“有趣”，能不能从个别人的“弱点”中，看到共同的“人性”，不管这种人性有多少缺陷，你能不能看出这些缺陷又是多么的“可爱”。
桑氏进一步说，不管人家有多么荒唐，不管我们觉得这种荒唐是应该“摒弃”，但是，越是荒唐的、负面，也越能看出其“性格更为可爱”。这并不神秘，绝大多数人并不缺乏这种素质，证明之一，就是春节晚会，我们都会欣赏赵本山、陈佩斯。尽管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些卖假货的、小偷，甚至是汉奸成性的家伙。但是，我们并不以公安局、工商局的眼光去看他们，而是把他们当作人，看到他们即使沦落到不堪的地步，也自我感觉良好，还有自尊心，就是做坏事，还觉得自己很有水平，自我欣赏，自鸣得意。看到这样的生存状态，我们站在高处，不能不觉得他们不但是可怜，可笑，而且是可爱了。
对于这样的来信，我是特别很欢迎的，这不仅仅引起我单向传输智慧，而且也向我的思维挑战，促使我向更为深广的领域进军。
幽默之道的最深邃处，并不在对于康德、叔本华、柏格森的引证中，而在日常生活最平常最平凡的言谈之中。
就在写这篇序言的前一天晚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合唱组决赛进入高潮，金奖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解放军艺术学院和武警文工团比分交替上升。主持人采访解放军艺术学院合唱团一位女选手：对此形势感觉如何？回答是，心里早有准备，说实话，反正就是冲着金奖来的。这是一句大实话，在这么隆重的场合，这样讲是有点出格的。观众中有笑声。但是，笑声含意模糊。后来，采访武警文工团选手，回答是两句歌：“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一唱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其含意是明晰的，就是对抒情的欣赏。比之大实话，观众更欣赏抒情。紧追其后的西安艺术学院则是另外一种风格。此前在进入文化素质考核的时候，回答问题的代表，对评委余秋雨说了两句即兴的诗，意思是昨天梦见了余秋雨。赛场上响起来了掌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勇敢的抒情。因为鼓掌的观众显然并不计较做梦的真假。决赛阶段，音乐素质的评委是赵易山。主持人问这位代表，昨天你的两句做梦的诗，在西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听说你手机上收到不少续作，能不能介绍一点。他说，续作太多，挂一必然漏万。只能综合为两句诗：大意是，梦境转向赵易山。场上立即欢声四起，评委赵易山也笑容可掬，拱手致意。
大家显然心照不宣，领悟了比之抒情，这样说法的虚拟性要强烈得多了，其趣味也从情趣转向谐趣，这就是幽默。后来，这个队在视唱四声部五线谱时获得满分，向来不动声色的赵易山赞扬了他们“捍卫了艺术学院的尊严”，最后加上一句，“我今晚会梦到你们”。场内掀起了暴风雨似的掌声。这就不但是幽默，而且是幽默的互动了。最后主持人问这位代表，今后参赛，还有什么愿望。他回答说，从今以后，要把诸位评委一个一个地梦过去。这就不但是互动而且全体共享。雷鸣般的掌声说明，这是幽默的最高层次，最佳效果。
整个过程，展示了幽默谈吐的最根本的规律，第一，从现实大实话变成虚拟的玩笑，从抒情转向幽默，从情趣转化为谐趣；第二，从个体的玩笑，变成双向的交流互动，第三，从双向交流转向和多向（包括观众）共创，把竞争两方，和观赏一方，主持人一方，四个方面，卷入统一的互动、共创、生成和共享的氛围之中。
活生生的幽默，不在任何经典作者的著作中，大师们说得再好，幽默也是死的，而在这样的互动、共创、生成和共享中，幽默才是活的。故我顽固地坚信：幽默研究的焦点，不应该停留在学者的书斋里，而应该在这种生机蓬勃的幽默生成的地方。
2010年6月27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