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人头快落地时，还能不能开得出玩笑来？黑色幽默作出肯定的回答
幽默有硬软之分，硬幽默是攻击性较强的，软幽默是调笑性较强的。
幽默有粗细之分，粗幽默是拉开了距离而不能回归的，细幽默是拉开了距离又能自然地回归的。
幽默还可以从色彩上分。
黄色幽默是带性暗示的，而黑色幽默则是在面临灾难乃至杀身之祸时候的幽默。
面临失败，经受痛苦时，幽默已经很困难了，何况是杀身之祸。
但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这样的黑色幽默家，偏偏要临危作乐。
讲到西方的黑色幽默，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故事，那就是一个人被送上了绞刑台，他注视着那飘荡在眼前的绞索，忽然问行刑吏说：
“这玩意儿会不会断掉啊？”
好像他是在担心绳子会断掉，绞刑不能顺利地执行似的。这显然是超越了现实的严峻情境的。
而超越现实的情境恰恰是产生幽默效果的重要条件。因为现实生活往往迫使人去应付生存的需求，只有超越了生存需求，才能以幽默感愉悦自己，陶冶自己的心灵，使心灵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即使处在逆境中，幽默家也能化尴尬为微笑。
但是一般地说，现实越是严峻越是难以超越，同时也就难以幽默，当然也就越难发出轻松的笑声。反过来说，一般的幽默所面对的消极情境其后果都不是太严重的，如果太严重了，就有可能变成悲剧，而幽默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轻喜剧之列的。
但是幽默毕竟是不拘一格，无限丰富的，正如笑是不拘一格、无限丰富的一样。人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欢乐的笑，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恐怖的笑，可以笑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也可以笑得比哭更难看，笑得叫人毛骨悚然。
幽默的笑也一样，既有使人亲近的，也有使人难堪的，既有幽默得愉快的，也有幽默得恐怖的。
黑色幽默就是一种恐怖的幽默，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
其特点是不管后果多严峻，仍然要幽默。
这种特殊的幽默，并不是当代西方文学的发明，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不过他们比我们早命名，叫做绞刑架下的幽默，我们也有类似的事例。
清朝以评点《水浒》和《三国》而出名的金圣叹因为触犯了官家，被康熙朝的官吏判决杀头。在这以前他向行刑的刽子手表示，希望他执刀干脆利落一些，并暗中递给他一个沉重的纸包。刽子手自然答应了他，把刀磨得分外锋利，事后，刽子手回家打开金圣叹递给他的小包一看，是一块砖头和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好快刀也！”
严峻的后果，严酷的灾难，并不是绝对地与幽默感不相容的。如果是严酷的现实已经不能避免了，当然也可以悲剧的态度看待，但是用幽默的态度观之，也不是绝对不可以。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把恐怖与微笑结合在一起的特殊幽默，它不同于一般的幽默之处在于：它不轻松，很沉重，它表面上是可笑的，实质上是可怖的，可笑与可怖的反差是如此强烈，此时你不知如何是好。
在这种情况下的幽默，实在需要很大的气魄。我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中幽默家本来就很少，在严酷的情境中能作黑色幽默者则更少。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普通人由于种种缘由遭到不幸，作家们往往不约而同以悲剧出之。这自然符合人之常情，但也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如《阿Q正传》。
阿Q明明含冤赴死，可鲁迅却不强调情景及人物心态之悲惨，反而全力突出其可笑荒诞之处。如在押赴刑场时，让阿Q在人群中寻找并不爱他并给他带来过小小灾难的吴妈；鲁迅又让阿Q不为死到临头而痛苦，而为圆圈画得不圆而遗憾，而圆圈恰恰是他签字画押的方式，也是判处死刑的手续。特别是鲁迅不让他感到冤屈和悲痛，而让他讲了一句惊人的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像他是什么英雄去慷慨赴义似的。
所有这一切心态的麻木和情境的严酷的反差构成了怪异，产生了黑色幽默的笑。
这种风格是这样困难，以至于从那时以来没有一个作家再敢用喜剧的幽默去写悲剧的冤死。
面对死亡的机遇毕竟很少的，因而黑色幽默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也是很少运用得上的，作家在创作中也并不是很常见的。即使到了面临死亡而有兴幽默的念头，人们也很少能把握情境的严酷性与幽默的调笑性之间的分寸。为了保险起见，常常是尽可能虚化它的沉重感而强化它的轻松感。
德国诗人海涅在临终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
“上帝会不会记住我——那是他自己的事。”
能言善辩的美国演说家亨利·瓦尔德比彻在意识到死亡来临时，说：“现在神秘奥妙的世界降临了。”
这里之所以有可能把严峻性淡化，原因是这是自然的死亡而非由于社会的不平或法律的不公，说出幽默语言的又不是别人，而是面临死亡者本身。
如果是由于受迫害而死，又是别人说出这样的话，就可能变成没心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