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久违的站台上，等待并不相识却十分亲密的朋友。
39年前，我在这里登上北去的列车，走向那遥远的荒原。8年后，我又从这里走下火车，回到家乡。
今天，他要从这里路过，然后再次走向荒原，永远也不再回来。我们一四五十个哈尔滨的老知青列队在站台上，手里举着沉重的标语：“两鬓已秋，情怀如旧”、“北大荒精神永驻我心”、“情系黑土地，魂归北大荒”、“高志强一路走好”。
列车徐徐地进站了。车厢上走下一个年轻人，他双手托着父亲的照片，后面跟着他的母亲，她提着一个大旅行袋，那里面装着的就是他一北京老知青高志强的骨灰盒。看到从未谋面的我们，看到我们手上的标语，她哭了，泪流满面。我们迎上去，和她及一行的十几位北京战友握手拥抱。我们的心都在流泪。
“诮打射你们来接送高志强。谓丨1射！”在哈尔滨火车站贵宾室，当年和高志强一起到北大荒下乡的战友、妻子傅玉玲对来接他们的哈尔滨的知青战友说。“我们是来完成高志强的一个遗愿，没想到这么多的战友来接我们！”
哈尔滨知青联谊会会长李淑梅代表我们讲了这样的话：“高志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北大荒，如今他的亲人和战友又把他的骨灰送回北大荒，这代表着几百万知青的一种精神，一种永不褪色的奉献精神。”
半个多小时后，傅玉玲抱着高志强的骨灰和战友们又登上了3141次列车，他们要去建三江，那是高志强的魂归处。我的耳边响起了歌声一啊，北大荒北大荒，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
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即使明朝我逝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
列车在歌声中渐渐远行了，留在站台上的我们在向远方招手。我没有走，在静静地等待那一列记忆中来自北京的客车。那是40年前的大雪纷飞的1967年12月，那列车在歌声中进站，那歌声是一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唱歌的是来自北京西城区13中、丰盛中学和38中等学校的104个中学生，他们是自愿报名到北大荒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是“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是在第二年的12月。当列车在北京站启动的那一刻，许多知青哭了。激情燃烧后总要冷却，他们有些茫然地望着冰冷的东北大地。高志强是这帮知青中的老大哥，他是老高三的学生，一路上安慰着小同学们，领着大家唱歌，为他们送饭送水。这时，一个丰盛中学女知青正注视着他，她叫傅玉玲，也是老高三的学生。她被这个13中男生的行动所感动，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感动变成了深沉的爱。还有一个叫于光的小伙子跟着高志强跑前跑后的，他是13中初三的学生，却比别的孩子更坚强，因为他的父亲于宝合是位抗联老战士，是赵尚志、赵一曼的战友，在白山黑水之间，打过仗，流过血。到前辈战斗过的地方去革命，是于光长久的心愿。而坐在傅玉玲身边的那个小姑娘林东升，也在注视着他，后来也把这种感动变成了爱一那是以后的故事。
满载着青春梦想和革命激情的这列火车，12月8日上午，停靠在双鸭山火车站，那100多个北京知青成了集贤农场〔后来的3师29团）的职工。傅玉玲回忆说，那一天刮起猛烈的“大烟炮”，风声呼啸，大雪铺天盖地，冻得我们浑身发抖，脸上像有刀子在刮。看来，我们要在北大荒的风雪中成长了。我和林东升被分配到了良种队，高志强和于光上了8队。于光回忆说，到了队里，高志强当上拖拉机手，他文化水平高，又对物理感兴趣，动手能力强，很快成了连里的技术高手。我也当上了拖拉机手，开胶轮拖拉机，给队里跑运输。那时农场也在搞“文革”，开始我们这帮红卫兵也跟着闹腾，后来干活一累，我们也没那个心思了。一到休息日，我们北京这帮学生总是互相走动，我和老高常到良种队看傅玉玲和林东升，她俩也到我们队来看我们。我们到了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虽然远离家乡但并不寂寞。开始队干部和老职工看不惯北京知青的高谈阔论、夸夸其谈，可我们干起活来，都争强好胜，一点儿不比别人差，他们也佩服我们了。
又一场风雪考验着高志强和他的战友们。1969年1月，高志强自愿报名到抚远荒原建新连队。他和于光等十几个知青跟着几个连队干部，冒着风雪开进二（二龙山）抚（抚远〉公路43公里处，在一片桦树林旁支起两顶帐篷，用树干搭起床铺，再支锅点柴化雪水做饭，晚上用旧油桶烧火取暖。他们在摇曳的油灯下写下扎根荒原的誓言，歌声从帐篷中飞出，唤醒了沉睡的处女地。
冰雪消融后，高志强开着全连唯一的“东方红”拖拉机，领着他的班组，向荒原开战。红色的拖拉机拖着沉重的铁犁，翻开被荒草和树根纠缠的黑土地。那场面十分壮阔，但拖拉机卷起的灰尘把他们吹得人鬼难分，24小时连班作业，他们经常饥寒交迫。于光说，最难忍受的是夏天蚊虫的叮咬，他们把黑泥涂在脸上。最渴的时候，水洼里有小虫子游动的浑水也是最好的饮料。那一年，高志强他们创造了奇迹，当年开荒、当年种地、当年打粮，虽然产量不高，也算有了收获。更大的收获是他们在荒原上站住了脚，盖了房，打了井，建了食堂，修了场院，有了几万亩自己的耕地，成了一个像样的农业生产基地～61团1连。当年也在这个连队下乡的哈尔滨知青、现省人大农林委副主任李伟对我说，高志强这帮北京知青是机务上的骨干，他们开出的3万多亩荒地，成了现在创业农场一队的基础。现在这个队已建成全国农业现代化的样板队和建三江重要的粮食基地，当年的北京知青功不可没。
1976年10月，在北大荒奋斗了10年的高志强，含着眼泪告别了这片他曾洒下无数汗水的土地，告别和他结下大地一样深情的战友们返城了。他不想走，又不得不走了。女朋友傅玉玲已于3年前被抽调回北京当老师了。尽管她早就申明，她在北大荒有男友，可还不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曾给高志强写信说，如果他回不来，她可以重回北大荒。但他不忍让她为自己做出这样的牺牲，她家6个兄弟姐妹，5人下乡，她好不容易返城了，有着很重的家庭负担。为了坚守北大荒，高志强曾一次次放弃升学招工的机会，这次他却以困退的方式返城了。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由于是当年重点中学的学生干部，高志强一回北京就被安排到西城区知青办工作。那时，落实知青政策的任务非常繁重。当年，为了解决国家的困难，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现在“文革”结束了，国家情况好转了，应该安置更多的知青返城。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的决策。作为一个老知青，他被返城政策所感动，更要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个政策能落实。那时，他白天在单位忙着为返城知青办手续，晚上家里成了知青家属接待站，他不厌其烦地讲解政策，帮那些符合条件的战友研究尽快返城的办法。战友们返城后，高志强又帮助他们安排能发挥作用的岗位。
傅玉玲说，那些年得到高志强真诚帮助的知青，真是数也数不清。后来知青办的工作并入劳动局，高志强还像当年北大荒耕地的牛一样，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工作了30年。他曾担任过就业科长、培训科长、区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校长、书记，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全心全意、尽职尽责。这么多年他获得多少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各种荣誉称号，他自己也说不清。
人们说高志强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尽职的党的干部。一看他朴实真诚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老知青。然而不幸正向他袭来。2004年区劳动局要把旧办公室改建成职业技术学校的校舍，作为学校领导的高志强天天在现场跟着。午休时，他就躺在装涂料的小屋眯一会儿，回家时满身都是油漆味。装修工程是上半年开始的，到七八月时，身体一直健壮的老高突然感到浑身没劲儿，傅玉玲多次督促他才到医院检查，结果把他们惊呆了，他得了白血病！血液里癌细胞含量已达247。。
高志强只好听从医生的意见，12月6日，住进北大附属的人民医院血液病科。那一天正是37年前高志强下乡到北大荒的日子。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他又一次走近北大荒？傅玉玲劝老高不要多想，好好治病养病。经历过北大荒风雪考验的高志强十分坚强，他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他忍受着化疗的苦痛，身体稍有好转就出院，情况严重后被迫再次住院。
听说老高病了，同连队的战友来看他，当年得到过他帮助的知青来看他。面对大家，他总是说：“病好了，我一定回北大荒看看。”战友们也对他说“没问题，病好了，我们陪你一起回去！”傅玉玲说，“病好了，回北大荒！”成了高志强战胜疾病的精神力量。一听到战友就说这句话，就像二战时期***占领区坚持地下斗争的战士见面就说：“消灭***，自由属于人民！”然而信心并没有改变残酷的现实，高志强病情越来越重了。
2005年8月，同一个连队的战友章伯滔要带着几个老知青回建三江，他们到医院来和高志强辞行。高志强说，我明年身体好了，再和你们一起回去。章伯滔说，到2007年，我们下乡40年时，咱们一起回去！十几天后，他们从建三江回来，马上来见他，给他看在北大荒的照片和录像，转达了连队老职工对他的问候。他激动地说：“变化太大了！在我们开荒的土地上，庄稼长得这么好！那么多人还惦念着我，只要能走路，我一定回一趟北大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又有这么多的战友回建三江了，我真羡慕他们，如果我真的回不去了，那将是一生最大的遗憾！”那些天，他很忧郁。老战友们排成班，每天轮流来照顾他。在傅玉玲和战友面前，他总是很泰然。那天姐姐来看他时，他又说起北大荒：“姐，你不知道，我对那片土地真的太有感情，太让我怀念了！”说着他竟号啕大哭起来，也许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再也不能回北大荒了！这是他得病以来，第一次大哭，也是最后一次。
12月24日，上午，轮上张民阜和爱人一上海知青谢晓蕴，来医院照顾高志强，当年他们都是61团1连的。小谢望着面容清癯的老高说：“好好养病，明年我们下乡40年，一起回北大荒！”老高轻声地说：“明年39年，后年才40年。”小1射又说：“你要挺住，40年时，我们回去！”这时老高伸出瘦骨嶙峋的拳头说：“要挺住！”他尽量把拳头举高，声音也很坚定。没想到，这就是高志强留给战友们的最后一句话！中午时分，在傅玉玲给高志强喂饭时，他昏迷了。几个小时后，20多个战友都从全市各处赶到了他的床前。他们呼唤着他的名字，可他再没能回答。下午6时，高志强那一颗顽强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随着傅玉玲和战友们低沉的哭泣，北京开始下雪了，那雪和北大荒的雪一'样的白，一'样的大。天色暗淡，寒风肃瑟。
战友们在八宝山给高志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一个多月后，傅玉玲在整理高志强的遗物时，在他的“病中日记”的最后一页发现这样几句话：“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北大地，捐献我的眼角膜，在我父母坟前替我种一棵树。”傅玉玲立刻泪流满面，接着放声大哭，她后悔没有在高志强走前看到他的遗嘱。
那时他表现得很坚强，从不说死，而她也不忍心当着他的面安排后事，更没想到他死得这么突然。她后悔，没有实现他捐献眼角膜的遗愿。她马上给章伯滔、张民阜、于光等老战友打电话。他们都哭了，都说：“我们一定实现老高骨灰撒在东北、撒在北大荒的愿望！”经过精心的准备，又得到建三江农管局和创业农场（原61团）的支持，他们终于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这次送战友魂归北大荒之行。他们实践自己对高志强的承诺，在下乡40年时，陪他一起回北大荒。
我曾问高志强最亲密的战友于光，为什么高志强生前一直惦念北大荒、死后非要把骨灰送回北大荒？也许他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1973年，他的父亲把他调到湖北的三机部“五七”干校，后来又在湖北的一家军工厂为他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可他两年后又回到了61团当知青。也许还因为1985年他遵照父亲的遗愿，把这位老抗联战士的骨灰一部分撒进了松花江，一部分埋在了赵尚志牺牲纪念地的宝泉岭公园，那里立着老战友陈雷的诗碑。上面写着这样的诗句：“君乃松山客，素知凌风雪。风雪总无情，幸有耐寒节。”于光说，我们这一辈和父辈的心是相通的，北大荒是我们理想的燃烧之地，是我们的青春之花的灿烂之地，是我们世界观的形成之地，自然是我们灵魂的安托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