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娟告诉了我这些年她的经历：1979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后来我们一家一起调回了哈尔滨，从当年师首长住过的套间搬回普通的小房。他回到了省人民银行工作，我被调到哈尔滨青年农场当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调到哈尔滨金融专科学校当文书。我又从头干起，20多年里，当过人事处在地头作报告的副处长、处长，校监察室主任和校纪检委副书记。我很安然，这一切和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关系了，我靠自己现在的诚实劳动取得同志们的信任。每一次干部测评，我得票都很高。后来银厚到国外学习过银行业务，先后任省工行的国际部副总经理和哈尔滨开发区行行长。我也在不断学习中有了进步。
雅娟还对我说，过去的光荣早就像烟尘一样飞去了，这一辈子，我最珍惜的是拥有银厚对我纯真深沉的爱，拥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因为手的残疾按政策又生了一个儿子〉和美满幸福的家庭。现在大学毕业的女儿和女婿在深圳工作，儿子正在大学学动漫。她告诉我，她已经当姥姥了，外孙女特别可爱。说着她又笑了。
总结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她只有一句话：平平常常才是真，老老实实才长久。
我以为曲雅娟之所以可爱和可敬，还因为她能坚强地笑对人生，永不言败；还因为她永远保持真诚朴实的本色。
和当年偶像重逢是愉快的，又一次目睹了她灿烂的笑容是幸福的。
当年北大荒那些因公伤残的女知青，她们都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美丽，她们的笑容比蒙娜丽莎的笑容更有长久的魅力。
附录往事如昨曲银厚宏图大哥让我和雅娟写点什么，作为这本专栏故事汇集中的一种呼应或补充。我俩既感谢又感动。今年我们结婚30年了。30年太久，就说说我俩从认识到结婚的那10年吧。
相识那是1968年，18岁的我从天津下乡到兵团一师七团（赵光〕五营（建设）十七连。雅娟的姐姐来我们连工作后我知道她有个妹妹叫曲雅娟，在另一个连队。由于都姓曲，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久营里召开各连队带队知青的会议，在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曲雅娟。她给我的印象是：俊秀、坚毅，话语不多。
转年3月，得知了17岁的她工伤致残后的坚强，我暗暗佩服。下半年里她母亲到我们连作报告，说到当妈的最担心的就是女儿怎么找对象。“这么好(的人；，根本不用担心”-我在心里想。
这一年在营里的一次讲用会上，曲雅娟也认识了我。这时她已被任命为副营长。
相知
1970年3月，上级组建一个工作组到21连蹲点。组长是一位“47年老兵”，曲雅娟（时任营副教导员）是副组长，我是3个队员之一。工作中作风粗犷的组长让我们3个队员接受不了，尤其他不把曲雅娟放在眼里更让我们看不下去。一天我们仨把曲雅娟找到没人的地头上，向她大告其状并为她抱不平。我满以为她会支持我们，但却没想到她静静地听完我们的“宣泄”后，平和地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们都得尊重老同志。”一句话如醍醐灌顶地浇醒了我，深感自己身上的“小资病”。还好，她好像并没有因此而疏远我。不久我俩一起回营部，8里地，路上我们走一道儿唠了一道儿-当然，全是工作。
后来，新团〈68团）成立了。她任团政治部副主任，我是保卫股干事。我俩在一个团支部，她是书记，我是组织委员。我入党时是她代表组织跟我谈的话。
1971年春，兵团机关来了调令，调我到佳木斯兵团后勤部工作。走前大家合影留念。她就坐我的边上，我特别喜欢那张照片上风吹着她的短发的样子。当晚她在走廊里送给我一套《毛选》〈合订本；，后面的内页上写着她左手练就的字：“宝书四卷送战友，胸有朝阳阔步走”，下面是“曲雅娟”3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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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后我俩开始通信。起先我自然称“曲雅娟同志”，看到她回信落款“雅娟”两个字，我心中一喜，就改称“雅娟同志”，后来就写“雅娟你好”了。这年夏天，我寻机回到团里，参加了由她领读的入党宣誓，然后在台下看她与团机关其他女同志合唱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英雄赞歌》。我注视着她的脸庞、她的口形，听得出她的声音，直到唱完我没听够、更没看够。第二天我又悄悄地沿着通北林业局的森林小火车道往返60里走到她蹲点的1营5连去搞“调研”，其实是为了能多看她一眼-但她并不知道，我也没看着她。虽然“无功而返”，但我并不后悔。结婚后我告诉她，她笑我“真傻”。
1972年春，兵团机关派我到辽宁财经学院（大连〕上学，她也被派到黑龙江大学上学。这前后我俩虽然一直通信，但信里谁也没提过一个“爱”字。但上学后这种感情更强烈了。我长时间地、一次次问自己：你是不是爱上她了？那你爱她什么？爱她的名声？爱她的地位？还是爱她的漂亮？如果你是爱她的名声，那你不是爱她这个人，而且你还要承受她总会不再出名的失落；如果你爱她的地位，那也不是爱她本人，而且你要承受“女强男弱”的世俗眼光；她漂亮倒是真的，但是更值得珍惜的是她的坚强和坚强后面透着的智慧与踏实，因此她更有价值的不是可爱而是可以信赖。
1974年末，要毕业了。大连水产专科学校有学生提出回乡当渔民，我们学校也有同学提出回乡当农民。我赞成回农村但不赞成当农民-我们是学银行的，可以去农村银行当农金员。所以毕业分配时，我为了这个诺言，也为了“冒蒙”奔曲雅娟，义无反顾地要求回了黑龙江。
1975年2月，到省人事局报到（我被分配到省银行〕后，我住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曲雅娟来看我，屋里没别人，我问她：“你有没有对象？”“没有，”她立即回答，然后反过来就问我：“你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这瞬间、简短的4句话就完成了我俩“恋爱全过程”的“关键词”-两人心里都有了底。
几天后我们曾同在团机关时的一位任力大姐给我俩点破了这层“窗户纸”。从任力大姐家出来，我激动地对她说：“我们的结合是主义的结合。”她有点惊异地看看我，平静地说：“光你同意还不能算，等你给天津家写信，看家里老人同不同意，如果家里老人不同意，咱俩就还是过去的好朋友。”我自信地说：“我爸爸妈妈没问题！”
我随即给家里写了回到黑龙江后的第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爸爸妈妈我找到了可心的对象-她虽然失去了右手，但是聪明、坚强、懂事，就是“漂亮”这一条没好意思写上。寄出后我就蛮有把握地等着家里的回信。
这时团省委安排她去上海接假肢，正好路过天津，我坚持让她到我家去。上火车那天，我送她走到博物馆附近，她说：“快到团省委了，你别往前走了，让人家看见该以为我不安心扎根农村了。”她是当时知青中“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身残志坚，扎根边疆志不移”的典型，还是省委委员、团省委常委。所以她说这话我很理解，但是她跟着又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没想到。她说：“我可不愿意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了。”我不解地问：“这话从何说起？”她说：“没什么-上面太复杂，我看不透。”这句话，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正是她心中积攒了太多苦闷的吐露。
她走后，我接到了家里爸爸妈妈不同意的回信。首先他们对我在家时只字不提、回到黑龙江后一个星期就谈这样的“终身大事”不理解；其次是在黑龙江找对象就意味着我将不回天津了，而当时一起下乡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五都回去了，他们割舍不了；三是就算不回去了，“你本来就书生气，不太会生活，再找一个有残疾的对象，不让大人担心吗？”总之不能同意。但是我没慌，我理解父母的心，更相信他们的正直和善良。如果见到雅娟本人，他们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果然，雅娟到了我家后还是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看见她言谈举止知情达理，落落自然，生活上不但能料理自如而且还能干净利索地做家务，妈妈心疼了。爸爸带着歉意告诉她：“我们想通了”，并嘱她从上海回来时还要到家里。
但是他们的同意也有一个条件，就是雅娟可以回兵团，但我不能再回去了，更不能在农村安家。雅娟劝我答应，让爸爸妈妈放心。我答应了，但是心里却总是忘不了毕业前“回北大荒当农金员”的诺言，于是我一边软磨硬泡地写信做爸爸妈妈的工作，直到他们说出“不管了，将来你有困难可别埋怨父母没提醒你”的气话，一边和雅娟商量就到她所在的1师农业大学附近的赵光银行办事处去工作，然后就在那结婚安家。这时我发现雅娟并不积极(实际上是不同意，她认为我太理想化；！，而总是让我“再等一等”。我说我离开学校都两年了，不能再等了。于是1977年10月趁她在外地出差，我迁了户口和工资关系从省行来到了赵光-这个我1968年刚到北大荒时下火车的地方，当了一名农金员。这件事，许多人都以为是我为曲雅娟做的，甚至以为是她让我这样做的，其实并不是。
就在我去赵光的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一位知青对我说：“不少过去宣传的典型上完学就留在城市了。但曲雅娟回来了，这让人服气。”他不会知道我是曲雅娟的男朋友，且正在去她回来的地方，但我感到很欣慰。
尽管雅娟不太积极支持我去，但是我到了赵光以后，她还是很高兴的-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
这时她在1师农大任校党委副书记。我上班的银行离他们单位8里路。一到星期天，我就骑上自行车到农大去。我俩一起去他们的食堂打饭，一起回到她办公室吃，在一块儿有说不完的话，说到晚上10点她就回女生宿舍，我就住在她办公室里。当年都说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留下的只是那种非常美好的感受。还记得有一次她见我总用自带的洗漱用具，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你上这儿来就像是出差住旅店。”当时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婚后多年她曾嗔怪我：“那时你都不知道亲亲我、搂搂我。”其实，那时是因为她是我心池中的芙蓉而不肯亵渎她，我则像口中含饴的孩子只想细细地品尝而舍不得嚼开、吞下。
结婚半年后，1978年1月我俩一起回到天津。爸爸妈妈和老邻居们为我俩举办了简朴而庄重的婚礼。婚礼上雅娟芽的是一件蓝上衣，里面套着一件粉红的衬衣。听见围观的孩子们说：“新娘子漂亮，还挺朴素。”我的心真的醉了。
婚礼后我俩回到赵光。我们的家就安在农大院内原来师长住的平房里。门框上写着诗意浪漫的对联：“曲曲清泉汇同心，凿凿磐石鉴真情”。学校的领导、老师和知青战友们都来闹新房，比我们在天津的婚礼更多了一层热烈、活泼和欢乐。
婚后的生活非常甜蜜。雅娟工作就在学校里，我则每天骑车子上下班。学校里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战友大多都没成家，我家就成了他们的俱乐部。每到休息，冬季大家就来帮我们劈拌子，夏天就跟我俩一起侍弄门前的园田地。园田地里茄子、辣椒、西红柿，什么都有，果实累累，窗下还有一窝大鸡小鸡，下的鸡蛋都吃不完。大家干完活就在我家做饭吃。白天我俩和他们都是那么快乐，晚上暖暖的小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那么的宁静、温馨。直到现在，我俩每每想起都感到无比幸福。
一年后我俩有了一个女儿。刚在赵光公社给女儿上完户口，我俩就先后接到了调令。雅娟调到哈尔滨农垦局青年农场任政治部副主任，我还回省行。
7年后，由于政策允许，我俩又有了一个儿子。岳父岳母长期和我们住在一起，帮我们不少。几年前，女儿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现已成家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我俩已当上了姥姥姥爷；儿子则在上大三。雅娟去年已经退休，每天照顾年事已高的父母；我也已内退，做些去图书馆听专家讲座和在劳动局给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讲创业培训课之类的事〈现在曲银厚被一家外国银行聘为驻哈尔滨办理处主任；1。相比之下，雅娟更辛苦些，但是，我们心理平衡。想起往事如昨也如镜，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也没有什么觉得遗憾的，有的则是对几十年来关心、鼓励和帮助过我们的人们丝丝不断的感念。
200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