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70年1月，当寻找新发射场的勘察组刚刚奔赴四川后，酒泉基地组建新的发射部队的工作便同样在秘密之中开始进行了。当时，酒泉基地正在积极准备“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工作，要建新发射场的消息一传开，不少干部战士纷纷向党组织表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只要祖国需要，随时准备投身到新的发射场的建设之中。尤其是一些老工兵们，纷纷向党组织递交了“请战书”，积极要求为新的发射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在基地组织指挥“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的聂荣臻元帅看到这个情景后，十分感动，说：“我们中国有了这样的部队，就没有攀不上的高峰！”
由于军委办事组有明确指示，新的发射场的基本建设工作必须要在1970年的1月之前完成，因此，这个所谓的“7201”秘密工程，对酒泉基地来说压力就相当的大。
为了在新的发射场确定之前把准备开赴新发射场的部队组建起来，基地以原基建工程部为基础，新成立了一个宇航工区，决定开赴新发射场的总人数为5838人。并要求在几天之内，各路精兵良将，必须全部到位，随时待命开拔。
1970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部队开赴新的发射场区的命令。紧接着，宇航工区下达了部队搬迁的正式命令：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境内的所属部队，从9月15日起分三批向西昌地区转移。于是，在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4个月后，当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大西北的酒泉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火箭部队却又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大转移！
从1970年9月15日至12月4日，经过了近80天的昼夜兼程，先后有20个专列、652节车皮抵达西昌。共运送人员4623名，各种机械、车辆652部（台），各种物资约16万立方米。从而迅速、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支火箭部队第一次从北向南的秘密大转移。
然而，地处大凉山腹地的西昌，却并非火箭官兵们梦想中的“天府之国”。何况，新的发射场场址，选定在一条被当地老百姓称作“赶羊沟”的充满了原始气息的大峡谷里。而这个大峡谷，又属于一个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其封闭、落后的情景，可想而知。因此，当这支火箭部队满怀希望地来到西昌后，大多数人的双脚刚一踏上西昌的土地，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儿山高谷深，峰峦叠嶂，既看不到他们梦想中“南国风光”，也见不着传说中的“天府佳丽”，更没有令人垂涎的“川味小吃”。而抬头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空寂，一片荒凉，一片凄苦，一片绝望。除了满目的青山，还是青山；除了幽深的峡谷，还是峡谷；除了衰败的枯草，还是枯草；除了冷酷的石头，还是石头。而且，他们抵达西昌时，正赶上西昌的季风季节，挟裹着沙子的狂风，扯着粗野的嗓门，作对似地打着滚儿在山谷里又吼又叫，横冲直闯，让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据不少“老戈壁”、“新西昌”的官兵们后来回忆，刚到西昌时，现实中的西昌与他们想像中的西昌完全是两码事儿。一看见那荒凉的大山沟，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很难受的滋味。有的官兵原以为离开死寂、荒凉的戈壁滩后，会跨进另一个多少有点人间烟火的生存环境，没想到这儿等待他们的却是另一种荒凉与死寂。有的年轻的战士晚上听见野狼嚎叫，吓得不敢出门撒尿；有的战士听说彝族姑娘的裙子不能摸，只要摸了一下对方就非要嫁给你，吓得见了彝族姑娘就躲。
而当地老百姓也从未见过如此庞大浩荡而又循规守矩的“天兵”，对他们的服装行李、一言一行，都感到新鲜，充满好奇。
尤其是对那些只有四个轱辘却成天沿着山沟遍地疯跑的大汽车小汽车，更是视如怪物。无论男女，不管老少，整天总是一起围坐在半山坡上，或者蹲在自家那破旧的房前，远远地看奔忙的绿色身影，疯跑的大车小车，就是不与“天兵”接触，就是害怕与“天兵”见面。还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彝族同胞，因受了有的不法分子的调唆，居然认为这支火箭部队是来侵占他们家园的，于是便滋生出了种种仇视的心理。甚至另有一些人还以为是国民党的部队又回来了，便纷纷收起家什，携老带幼，远远地逃到深山老林去了。这样，刚刚立足此地的部队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在生存、生活上增添了诸多困难。
但这支部队来到西昌后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环境不适，水土不服。由于大多数人当兵前生活在北方，参军后也同样生活在北方，现在一下子来到南方的荒山沟里，生活上感到很不习惯。比如，过去在饮食上一直是以馒头为主，现在却一天三顿都是米饭，即便偶尔吃上一顿馒头，又糙又硬，也很难咽进肚里。
特别是对西昌的水，极不适应。许多干部战士刚到西昌没几天，便莫名其妙地患了“西昌病”。所谓“西昌病”，就是拉肚子。吃什么都拉，连喝水也拉。而且这种拉肚子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连上帝也没治。惟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离开西昌，只要一离开西昌，肚子马上就不拉了。
所以，这支部队在抵达西昌后的最初一段日子里，当地的老百姓便看到了这样一个颇为稀奇的情景：在一个叫“漫水湾”的地方，每天早上当这支部队的卫生所还未开门上班时，门口便已排好了一支长长的队伍。队伍中个个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做着一个相同的动作：用手捂着自己的肚子。事隔好长一段时间后，当地的老百姓才终于搞明白，原来那些捂着肚子排着队伍的“天兵”们，都得了“西昌病”。
“西昌病”的大量出现，对部队的战斗力无疑有着严重的影响。加上部队到达西昌后，全都住宿在临时搭起的帐篷或草棚里，而当时又正值大雪飘飘的隆冬时节，因天气十分阴冷而又格外潮湿，许多战士便常常在夜半中被寒冷冻醒，随之便落下严重的感冒。为了驱赶寒意，增加一点热量，战士们便到荒坡上拾点干草回来铺在地上睡觉；有的便到大山中捡上一捆干枝回来在帐篷门前点燃。此外，由于部队刚刚来到一个新地方，物质基础极为贫乏，不但难以吃上普通肉菜，连部队正常的副食供应也无法完全得到保证，因而干部战士的体质普遍下降，有的因营养不良，脸上和身上还出现了浮肿。于是，战士中很快便有这样一首打油诗流传开来：
天是罗帐地是床，大凉山下扎营房。
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
针对严酷的现实，部队很快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全体官兵，发扬戈壁精神，向困难展开坚决的斗争！会后，各个部队搭帐篷的搭帐篷，开荒地的开荒地，挖水渠的挖水渠，劈柴火的劈柴火，纷纷火速行动起来。短短几天工夫，绵延几公里长的黑压压的帐篷和草棚便在山脚下和河道旁实实在在地耸立起来，其宏大的场面与悲壮的气势，酷似古代重兵安营扎寨。而且，“自立更生，艰苦奋斗”“以苦为荣，以场为家”“战天斗地建三线，敢叫日月换新天”等巨幅标语，房前房后，比比皆是。一时间，沉睡了千年的峡谷仿佛也被这支部队的英雄气概所感染，开始变得有了生气，渐渐活跃起来。
从风雨中走来的火箭部队，终于在西昌站稳了脚跟。
9.大山沟的政治风波
1971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故事：已被写进<党章>的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副统帅突然驾机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个故事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远离京都、几乎与世隔绝的西昌大凉山峡谷。
因为，把新发射场选定在西昌这个原始般的峡谷，当年除了考虑了航天发射自身的因素外，与林彪的“一号命令”直接有关。加之摔死之前的林彪始终主持着军委工作，所以在“一年赶，二年超”、“政治第一”等极“左”思想的统治下，西昌发射场在总体规划和技术指标上，就无法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很大的盲目性。其主要问题是：摊子铺得太大，标准定得太高；发射场的建设目标，一开始就很不明确；在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都还无力达到、在总体方案尚缺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便急着上了马。尽管部队从西北转移到西昌后，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到了1971年底左右，发射场的基本建设便遇到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工程再也难以往前推进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发射场一开始就按“卫星、飞船”的模式铺开了干。
而这种“卫星、飞船”的模式，工程太大，标准太高，既不切合实际，又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这个发射场建成后将来到底用来干什么？一开始上面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各种版本的传说倒不少：一会儿说，要发射卫星；一会儿说，要发射载人飞船；一会儿又说，要用来发射军事导弹。但到底用来干什么？谁也不知道。搞得整个部队上上下下惶惶不安，无所适从。
因此，西昌发射场在经过一年多轰轰烈烈的大干快干之后，响亮的口号声变弱了，战士们的情绪开始低落了，火热的工地也渐渐冷却下来了。尤其是“敬爱的林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国防科委的领导班子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西昌发射场下一步的建设不但没有计划，甚至连施工的材料和施工的图纸都没有了！正在抢建中的浩大工程，像一艘突然失去航向的小船，在政治的风雨中飘来荡去，随时都面临着搁浅或沉没的危险。而一腔热忱、满怀希望的战士们，像一群突然遭到解雇的失业者，攥了一身的劲儿却找不到地方施展——用有的战士的话来说，“几天不摸铁镐，手就直痒痒”。于是，战士找到班长，班长找到排长，排长找到连长，连长找到营长，营长再找到团长，逐级向上反映情况，积极要求下达任务，奔赴施工的“战场”！西昌宇航工区的领导们当然也很着急，决定派专人上北京反映西昌发射场的情况。
1972年4月1日这天，西昌宇航工区的副主任赵廉清，一个包背着图纸资料，一个包背着军用馒头，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
赵廉清是一位颇有实干精神的师职干部，他刚从“五七”干校改造回来，便随部队最早来到西昌，挑起了西昌发射场创业的重担。由于他在抗日战争中负过伤，成了二等残废，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折磨，因此他本来就单薄瘦弱的身体就更不好了，连平常洗个澡，稍不注意也会感冒。但在西昌发射场的建设中，他每天早出晚归，拄着一根树棍儿，挎着一个军用水壶，背着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再装上几个军用馒头，成天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指挥这指挥那。累了，就在工地上坐一会儿；饿了，就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军用馒头啃上几口。可以说，西昌发射场的每一个地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他每到一处，就像一团火，总能把战士们创业的热情点起来。为了赶在1972年底把西昌发射场的第一期工程抢建出来，他连每一个节假日和星期天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甚至在一次施工大会战中，这位于瘦的老头儿，不顾天上正下着的倾盆大雨和自己病弱的身体，竟然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扛起了水泥袋！可惜的是，这位创业的“带头羊”，并未能等到通信卫星的升起，便因长期缺乏营养，积劳成疾，过早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夕，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了的他，念念不忘和深深忧虑的，依然是西昌发射场的建设和前途。
赵廉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后，先找了国防科委，又找了中央军委，接着再找到国务院。每到一处，他便向有关领导汇报西昌发射场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面临的危机，希望中央早日定论，以保证工程的正常进行，尽量给国家减少经济损失。因为他最清楚，西昌发射场的兴建工程在1971年底以前，国家已投资了1530万元的人民币！若是工程真的夭折，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他还找到了钱学森，把具体情况和问题当面作了汇报：西昌“7201”工程的总体方案和各分系统方案至今没有确定下来，实验任务对工程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西昌的工程设计、物质订货和设备研制生产等根本无法落实；现在，参加施工的军方和地方的总人数已达一万二千多人，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却难以开展，好些正在施工的工程经常停工待料，窝工现象也十分严重。希望上级能尽快明确西昌的任务和建设要求，及时扭转当前被动的局面。
同年4月底，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下发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开始纠正基本建设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8月24日，上级用电报通告西昌宇航工区：“7201”工程的建设周期，改为“1976年做好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准备工作，1978年做好发射不载人飞船的准备工作。”西昌火箭部队全体官兵们的情绪，又一次高涨起来。
为了加快工程建设，工程指挥部集中了15个连队2000多名新兵以及几千个民工，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工程大会战”。于是工地上红旗、标语迎风招展，歌声、号子声惊天动地，牛车、毛驴车奔跑不息，拖拉机、推土机昼夜不停。一首流行在战士们中间的歌谣，颇能说明问题：
刮风当电扇，下雨当流汗。
宁脱几层皮，也叫工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