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她和她同一技术室的一个志愿兵相爱了。所谓志愿兵就是有某个专业特长的士兵，虽然衣服上还是挂着四个包，却不是干部。这位志愿兵来自农村，入伍后当炊事员，靠自己长期自学，成了技术室里一名电工。由于他俩同处一个技术室，彼此对对方的人品、性格、脾气、特点等都有所了解。时间长了，接触多了，也许是在某个夜晚，抑或是在某个黄昏，友情突然转化成爱情，两人便相爱了。
爱情这玩艺儿就这样，说复杂很复杂，复杂得让你一辈子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说简单也很简单，简单得有时就如同小学生课文里的1+1一样。若论外貌、地位、才学、经济、家庭等条件，她自然大大优于对方，但她择爱的标准似乎就一条：
只要人好。她对自己的这一选择，当然也是有所顾虑、有所犹豫的，甚至在心灵深处还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但也许“只缘身在此山中”，难识爱情真面目。她除了“人好”这一条，对别的社会因素并未作过多的考虑，或者说年轻幼稚，考虑不到？或者说爱的节奏太快，还来不及考虑那么多？总之，当孤独的大山沟里又一个月色朗朗的夜晚降临时，她以一个鲜明的事实告诉人们：他们相爱了！
然而，在长期被单一生活方式所固定了的封闭型的大山沟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遥控火箭卫星的女工程师，突然与一个没有文凭、家是农村的志愿兵相爱，其新闻效应恐怕并不亚于山沟里放了一颗人造卫星！因此，各种版本的说法，很快便在荒山沟里流传开来——“扯淡！真的？根本不可能！”有人怎么也不信。
“多好一个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地位有地位，家在城市，又有文凭，怎么会偏偏爱上了一个穷当兵的？”有人莫名其妙。
“唉！长年闷在大山沟里，也没地方找去，有啥办法？总不能在山里当一辈子尼姑！”有人为之叹息不已。
“哼！一个堂堂大学生，人也长得漂亮，会不会是……”有人闲得无聊，开始推理。
面对各种舆论的压迫，她只好举起人类最软弱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沉默。她好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呢？她只有在沉默中哭泣，在沉默中思索：梁山伯、祝英台的时代早已死去，在今天的中国爱的权利为什么还得不到尊重？万般天体在宇宙中各自都有自己运行的轨道，人在生活里为什么就不该有属于自己的爱的位置？假如爱情的模式只有一个，人间哪有爱的万花筒？如果爱情也要像走队列一样统一，这个世界又该是多么的乏味！当然，她在沉默中也感到痛苦、悲愤，感到茫然、困惑。她大学毕业来到这个荒凉的山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要让中国的卫星从西昌升起吗？不就是为了要让中国早点结束租用外国卫星的耻辱历史吗？如果当初她不到这山沟，她择爱的频带要宽得多：
要是当初她留在城市，向她求爱的男人也许会排成一个班，甚至一个排！
但她来了。她也承认，当今社会里，对有些女人来说，爱情就是一块跳板，不少女人正是借助这块跳板，从山沟跳到城市，从边疆跳到首都，从中国跳到外国，从艰苦跳进舒适，从创造跳进享受，从沉重跳进轻松。她也完全可以踏着这块跳板，跳出原始的山沟，跳进文明的都市，跳进金钱的蜜罐，跳进权力的怀抱。
但她没有。
在那段因爱而使她日夜痛苦不堪的日子里，她深感自己面临的根本不是一道门槛，而简直就是一道网，一道经过了两千多年世俗观念编织起来的密不透风的网！她自己坚信自己的爱是对的。她所选择的人，尽管一无权力，二元金钱，三无文凭，社会地位更是趋于零，但她始终固执地认为，在爱情这道高次函数方程里，权力、金钱、文凭、地位，往往不过是一个变量；而惟有真诚的心，才是一个相对不变的常数！自己的爱其实只有自己才能掂量，无需放到别人评说的天平上。有人说得好，爱情就是自己的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趾头才知道。
于是，她主动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满心希望自己的个人问题能得到组织的支持。然而她万万没想到的是，领导的回答竞使她目瞪口呆：部队有明文规定，凡是志愿兵，一律不能在部队驻地找对象。也就是说，她所选择的那位志愿兵，连找她的资格和权利都没有！她一下被震蒙了。像一个还没搞清楚方向就急于匆匆赶路的过客，等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艰难跋涉之后，有一天才猛然发现自己竟然走错了路：横在前面的，是一条没有桥的河！
当晚，她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了。她睡不着，想着自己倒霉的爱，不知如何是好？她索性爬起，打开台灯，翻开自己那本最喜欢的天蓝色的影集。她一边翻看，一边回想着自己往日的青春岁月，一边竟流开了眼泪。后来，她的眼睛停在了一张四寸的照片上。这是她大学毕业时的一张合影照。照片上，她站在人群中间，个子最高，年轻而又漂亮，一双大大的眼睛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与幻想；她身旁的几个女同学，众星捧月般围在她四周，个个也对未来充满了天真的向往；照片右上角的空白处，一行雪白的题词格外醒目：留给明天的回忆！
看着看着，她心里一阵火烧般地难受。她慌忙合上影集，仿佛往日那美好的青春岁月，再也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此后，她把自己那好不容易才冒出来的爱，又悄悄锁进了心房。因为，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进入了直接准备阶段，她必须把爱情的位置暂时让给卫星。于是，白天，她强装笑脸，苦练操作；夜晚，她不顾身体，拼命加班。她除了要忍受社会舆论对她心灵的压迫之外，还要忍受机房高频对她肉体的辐射。由于高频的辐射，她的白血球开始下降，血小板开始减少，常常出现头晕、眼花、厌食等现象，甚至有一次还晕倒在了监控台前！
然而，她总是默默忍受着，也默默期待着。
13.软件专家与跛脚儿子
他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有名的计算机软件专家，通俗点说，就是编程序的。与上述几位大学生不同的是，他毕业于60年代，已是一位不惑之年的老大学生了，并且他是大学毕业后在社会生活中浸泡了多年，才偶然成了一名“老兵”的。他有一个听起来很令人振奋的名字：王振中。这个名字可能是他父亲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取的，反正就是要振兴中华的意思。当年的他，是兰州大学数学系有名的高材生，毕业后分到西安计算机研究所，后来就成了一位软件专家。
王振中和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似乎都犯有一个通病：对自己的专业十分精通，而对自己人生最佳程序的设计，却总是茫然无措，一派糊涂。他活得很苦很累，命运的小舟尽管多年来一直在现实的河谷里拼命颠簸，苦苦折腾，却始终寻找不到一个平静而幸福的港湾。终于，他有了一次机会-1978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去挑选搞计算机软件的人才，快到40岁的他一下便被部队选中了。也就是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可以离开原来的研究院，换上一身新军装，成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名光荣的“老兵”。
他同意了。这与其说他是为了献身国防，还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贫困，或者干脆说是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他作出的一种带有某种冒险意味的选择。因为他的这一选择，将意味着全家随他离开西安而举迁西昌。而西昌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不知道。
但西安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是他已经生活过多年的地方。
二者虽然仅一字之差，结果却可能大不一样。但部队向他谈的条件又的确优于地方：有住房；工资比他现在的高；职称可以定高级工程师；而且，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是，他爱人和孩子可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一条！他考虑再三，最终还是舍弃了西安，领着老婆孩子去了西昌。
他到西昌基地后，被分在了指挥控制中心计算机室。就工作而言，他很满意，也很有兴趣。他为自己能参与发射卫星这一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业感到自豪，并愿意为之献身。并且，他全家有了房子住，老婆孩子的户口也转为城镇户口，从此吃上了商品粮。他本人也评上了高级工程师，还穿上了金光闪闪的上校军官服。虽然人到中年才当兵，年纪是大了一些，胡子也一大把，可出门在外，只要不讲话，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刚刚入伍的新兵。
还常常被人当“首长”。
但西昌毕竟不是西安，山沟毕竟不是城市，表面的荣耀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虚假的“首长”终究不能当饭吃。虽然他有幸改变了一下生存环境，却依然无力改变生存的艰难。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爱人的工作问题。因部队位于山沟，没有工厂之类的单位，他爱人的工作问题便无法解决。虽说部队也有学校、幼儿园，也有服务小卖部，可他爱人没文化，学校和幼儿园肯定进不去；小服务部这样的单位倒是可以进（不过就是卖点针线、手纸、盐巴、酱油而已），可整个部队就那么一个小卖部，而家属却有几十个，像他这样的基层技术干部，又怎么可能进得去？爱人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他那百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全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让爱人伙同另两个家属一起，去豆腐房做豆腐卖。虽说一个上校军官、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老婆去自做自卖豆腐，多少有失面子，却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爱人一月辛苦下来，怎么也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再说，山沟买菜困难，极不方便，爱人卖豆腐，家里每天就有了一份既便宜又固定的菜可吃。如此实惠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天长日久，家里豆腐吃多了，孩子也大有意见，张嘴说话，满嘴都是豆腐味儿。所以孩子们每顿一见豆腐上桌，便放下筷子不动弹，满脸的不高兴。而他自己也因吃豆腐吃得太多，早就吃倒了胃口，可不吃怎么办？一次，一个邻居到他家去，见饭桌上又放着一盘豆腐，便问：“你们家怎么又吃豆腐？”他嘿嘿一笑，半开玩笑说：“搞软件工作嘛，喜欢吃点软东西。”
他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孩子上学问题。大山沟里只有幼儿园和小学，没有中学。西昌卫星基地只有惟一的一所中学，却在百里之外的机关大院。他一共三个孩子，除老三可就近上小学外，大女儿和二儿子都只有到百里之外去上中学。由于路途远，部队特派一辆大轿子车在星期天下午统一将孩子送到学校，等周末下午再将孩子接回家来，第二天下午再将孩子送回学校。
由于两个孩子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所以生活、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全靠自理。但孩子毕竟是孩子，长期在外，非但不能管理好自己，反而还常常闹出一些可笑的故事。比如，孩子在学校常常吃不饱饭，周末回家返校时，就给带上几块诸如馍和咸菜之类的“救济粮”。这“救济粮”本来是用作一个星期吃的，可孩子不懂事，只要饿了，一个晚上就可以吃光。等过两天又饿了时，由于没有了“救济粮”，便只好躺在床上睡大觉。又比如，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在学校门口等车回家，但由于没钱给孩子买表，孩子就很难掌握一个准确的等车时间。有时去早了，车又迟迟不来；有时去晚了，车又不知拐到哪儿去了，急得孩子满院找车。
上学最艰辛的，是他那可怜的儿子！儿子在一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因当时没钱，未予及时治疗，不知不觉中左腿萎缩了4公分，后来便成了一个跛子。多年来，为了生存，为了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也为了他心中那始终不泯的理想，他疲于奔波，忙于操劳，苦于心计，竟几乎忘了儿子那跛脚的存在，一转眼儿子便到了自己奔走自己人生道路的年龄！每当看见儿子迈动艰难的双腿走向百里之外的学校去求学时，他心里涌起的，总是一股酸楚的滋味。所以，每个周末的下午，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站在大山的路口等待孩子的归来。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准时站在路口，认真地守望着，耐心地企盼着，只有看见载着孩子们的车从远远的山路上出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实实在在地从车上下来了，他惶惶不安的心才会平静下来。孩子每次一回到家里，扔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虽然家里穷，不可能给孩子准备什么好吃的（连鸡蛋都不可能），但汤汤水水咸菜馍馍，只要能填饱肚子，总比学校强。他每次看见孩子们回家后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总有一股酸酸的滋味。
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当然是他最为关心的。可惜，两个孩子的成绩都令他很不满意。他从小上学十分艰难，苦苦奋斗了多年才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他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长大后能比他更有出息。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西昌发射基地的孩子们上学竟是如此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