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卫星“发烧”，是指卫星上的电池突然发热，引起卫星的温度升高！据测，卫星电池发热，是因为卫星电池的线路出了故障，使卫星的温度失去控制。本来，按照设计要求，卫星上的电池温度，最高不能超过30摄氏度，可现在，不到半小时，卫星上的电池已“高烧”到了60摄氏度！
这个问题过去从未出现过。在1月29日的那次发射中，虽然曾发现卫星上的热管有不周到的地方（幸亏是失败了，不然打上去也是一颗废星），但电池发热的问题并未出现。因此，卫星的“发烧”问题刚一出现，测控指挥大厅的专家们无不感到大吃一惊！尤其是搞卫星电池设计的专家们，更是急得面红耳赤，额头冒汗，甚至个别专家围着椅子团团转！
显然，卫星亦如人体，如果照此继续“高烧”下去，轻者，会把别的系统“烧”出毛病；重者，将把卫星彻底“烧”坏，甚至引起爆炸！而这颗卫星，从提出方案到研制成功，经历了长达14年的苦难历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投资，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劳动、智慧和心血。现在好不容易发射上了天，上天后又好不容易在空中点火成功，眼看着离最后的胜利还有一步之遥，可卫星又偏偏发起了“高烧”！倘若不能让卫星及时“退烧”，那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14年的心血便将功亏一篑！于是，不少技术人员急得眼圈发红，甚至有的还悄悄抽泣起来。
最为着急的，还是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孙家栋和副总设计师戚发轫。这两位我国著名的卫星专家，从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起，就一直与各种各样的卫星打交道，每一颗卫星，无不浸透了他俩的智慧与心血。毫不夸张地说，搞火箭卫星设计的人，每参加一次发射任务，寿命就会减少几岁！为了这颗卫星能够早日上天，以结束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的耻辱历史，改变中国通信长期落后的面貌，多年来他俩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但他俩毕竟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卫星专家了，在这种时刻，最懂得冷静的重要。经与司令员短暂的商量后，他们决定召开“飞控组”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如何对付卫星“发烧”的问题。
“飞控组”即飞行控制组。它的诞生，与航天部副部长宋健有关。去年底，宋健来西安测控中心了解考察通信卫星发射前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各部门在一些技术接口问题上常常很难协调，甚至有的还有扯皮现象。于是宋健提议，成立一个飞行控制组，专门负责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这一提议得到了张爱萍的认可。于是由五个大单位、30余名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飞行控制组很快便组建起来。在1月29日的那次发射测控任务中，由于“飞控组”在关键时刻将通信卫星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还荣立过集体一等功，故在测控中心有“智囊团”之称。
此时，在测控大厅旁边的一间屋里，有宋健、任新民、孙家栋、戚发轫以及测控中心的郝岩、巫致中、臧光臻等专家们参加的“飞控组”紧急会议正在举行。专家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为某一技术难题还争论起来。现在，卫星远在天边，既不能将它拿回地面重新安装，又不能爬到天上去更换线路。显然，当务之急是先让卫星的温度降下来。但怎样才能让卫星的温度降下来呢？大家反复研究讨论后，问题开始明朗起来：卫星之所以“发烧”，是因为卫星上的蓄电池热失控而引起的，与太阳光辐射卫星顶部的蒙皮有关。于是，李晔、黄才勇等提出，要让卫星“退烧”，一是打开卫星上全部耗能仪器设备，尽可能多消耗些电能；再一个办法就是让卫星避开太阳的直射。
大家认为这一方案可行，关键的难题是，要让卫星避开太阳的直射，就得对卫星的现有姿态进行大角度的调整，甚至让卫星躺倒下来！而这种大角度的调姿，已超过了原来星上硬件的设计要求，如果调得好，卫星可以得救；万一调不好，卫星就会夭折！尤其是在调姿过程中，要让卫星颠来倒去，反复躺倒，就更具风险。再说，现在卫星好不容易已经建立起了定点漂移的姿态，万一卫星放倒之后节外生枝，又如何是好？
最后，“飞控组”还是拍板：可以对卫星进行大角度调姿，甚至放倒！
但发射场就是战场。决策定下之后，必须有人签字，有人负责，这是发射卫星中历来的一条规矩。在过去的每次发射中，比如火箭是否可以发射？卫星是否可以发射？以及发射日期的确定和处理火箭卫星在飞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必须要经有关的总师或专家签字，以让每一决策都具有法律效应。一旦有误，事后将视情节轻重，追究法律责任！
所以，调整卫星姿态这一决策定下后，测控中心的负责人就必须签字。于是，副司令员郝岩来不及起草什么正式的文件，便随手撕下一张打印纸，然后在上面写好意见，率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宋健、孙家栋、戚发轫等有关领导和专家也全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领导和专家们这种敢于负责敢于承担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使在场的技术人员感动不已。
测控中心的总师巫致中很快对有关的程序作了修改，然后交软件人员实施。接着，遥控系统先对卫星现有的姿态进行了测定，并根据卫星当前的姿态和它的目标姿态，很快算出了测控量。然后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操作员按动电钮，一条有着很大风险的特殊的指令链便迅速发往太空。
片刻，天上的卫星便乖乖地躺倒了。之后，遥控系统再次将一组指令发出，卫星又竖立了起来，重新变换了一个姿态。如此几次反复调整，卫星在天上卧倒、站起，站起、卧倒，一连翻了七八个跟斗，才被暂时确定在一种姿态上。而卫星由于避开了太阳的直射，温度也就随之降了下来。
新的问题是，通过姿态调整后的卫星，温度虽然有所下降，但并未降到卫星原来规定的范围。卫星将在天上长期工作，现在的这个温度，卫星上的蓄电池能否长期承受得住？卫星调整后的这个姿态，到底能否保证与地面的正常通信？在场的专家们谁也没底，而只有搞卫星蓄电池设计的专家才能最后确定。
可搞卫星蓄电池设计的研究所和专家，此刻均在千里之外的天津。
卫星副总设计师戚发轫便当即乘专机赶到天津，找到四机部的1418所所长陈景贵，向他通报了卫星现在在天上的危急情况。陈景贵当即紧急动员全所行动起来，连夜对卫星的蓄电池进行了模拟试验。经连续几天几夜的苦战，终于获得了一系列可靠的试验数据。戚发轫和陈所长拿上试验数据，脸顾不上洗，饭顾不上吃，甚至连牙刷也忘了带，立马又乘飞机赶回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两人刚一跨进测控中心的大门，便被专家们围住了。
“怎么样？试验成功吗？”
“成功！”
“共做了多少次试验？”
“100多次！”
“可靠吗？”
“没问题！”
有了这一可靠的试验数据和认识上的飞跃，指挥员当即一令，发出指令链，对卫星的姿态再次进行了反复调整。
卫星“发烧”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并为卫星调整好了一个可以长期进行通信的最佳工作姿态。紧张了几天几夜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这才松下一口气来。但“退烧”后的卫星，还能正常定点吗？
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57秒，当“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一路风险终于漂移到了最佳定点区域时，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一声令下，当即向天上飞旋的卫星发去了“刹车”指令——就在这一刹那，茫茫太空中仿佛突然伸出了一只无形的大手，只将卫星轻轻一提，便把卫星从准同步轨道拽到了同步轨道，最后将卫星定点在了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
4月18日上午10时，国防部长张爱萍专程来到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王恩茂第一次听到通过卫星从北京传来的张爱萍那清晰、真切的声音时，心情十分激动。他在电话里对张爱萍说：“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送的当天新闻，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感谢你们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爱萍也心情激动地对王恩茂说：“这是参加研制试验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包括新疆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
此外，还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卫星进行了15套广播节目的传输试验，向边疆地区的对外广播电台传送了中外音乐节目。并用广东话、闽南客家话、日语、西班牙语、俄语、缅甸语以及菲律宾语等播送了节目。1984年5月14日，各种试验结束。
通信卫星功能正常，正式交付使用。
历尽十四年的艰难岁月，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研制的火箭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通信卫星，使电视、电话、电传等现代文明的天使迈着轻松的步子，走进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幢高楼大厦、每一间办公室和每家每户，为幅员辽阔的祖国解决了长期以来通信不便的大难题，让今天的我们躺在沙发上都能时刻享受到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阳光雨露，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