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勉强同意，准备天亮后开始行动。
然而，当时间的脚步走到凌晨两点半时，发射场值班人员打电话报告：发射架上冒烟冒得厉害！
连眼皮还没合一下的火箭研究院院长沈辛荪、“长二捆”研制总指挥于龙淮和火箭总师王德臣接到报告后，不忍心叫醒刚刚躺下的司机，竟顶着寒风，一路小跑到几里外的发射场！
为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中方指挥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对情况再次做了分析后，决定连夜先卸卫星。并向休斯公司主任海伦打去电话，要求美方尽快派人卸走卫星！
海伦先生拿起电话，很是不解：“刚才不是说好了先卸燃料吗？怎么现在又要先卸卫星了？”
中方只得将情况如实相告：“火箭底部的防风固定螺栓现在只有一个在位，400多吨的火箭与卫星全靠这一个螺栓支撑。火箭的燃料重达400多吨，而卫星的重量近10吨，如果先卸燃料，就会形成头重脚轻。火箭一旦倾倒，卫星就会彻底完蛋！”
美方听后大惊，这才同意先卸卫星。
但燃料还在箭上，先卸卫星必然存在危险，故美方还是有些犹豫不定。
中方干脆表示：“你们如果考虑有危险，卸卫星的工作由我们来干！我们可以保证，把卫星安全送回厂房！”
美方终于同意，并很快为中方提供了工具，但有个条件：必须要在塔架上接通监视器，对中方卸卫星的全过程，他们要作全方位的监视。
中方爽快答应。
这时，已是凌晨4点了。
凌晨5点，身着红色服装的吊装战士出现在了发射架上。
他们顶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经两个多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将危险之中的“澳星”稳稳当当地从火箭头上卸了下来，并平平安安地送回厂房。
但是，火箭里的燃料还未泄除。
本来，要将几百吨燃料一点不漏地“喂”到火箭的肚子里，就够危险艰难的了。现在，又要按照相反的工作程序，让几百吨燃料再从火箭的嘴里“吐”出来，其危险和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长二捆”火箭是两级组成，燃料分别装在两级火箭里。
为了降低火箭的重心，避免头重脚轻，就必须先泄第二级，然后才可泄第一级。
但400多吨重的燃料又分别装在火箭的20个储存箱里，要泄除，就需500根几米长的气管来将管路连通，而每个管路上形状相似的阀门多达二十余个，稍有不慎，就有搬错阀门的可能。
加之管路与火箭的连结处很难保证不出现一点缝隙，因此渗出的燃料一旦与空气接触，一股股臭味刺鼻的黄烟便会“哧哧”爆响。
若按正常程序给火箭加注燃料，对加注中队的官兵来讲，可谓轻车熟路。但现在一下要按相反的程序泄除燃料，不但战士们没干过，就连已经过9次加注任务的指挥员，也是第一次。但险情就是命令，军人就是服从。没危险要上，有危险更要上！
经20多小时的紧张战斗，400多吨燃料全部安全泄除。
整个发射场安然无恙。
4.失败笼罩“月亮城”
“澳星”发射失败之夜，整个“月亮城”仿佛一下失去了往日的美丽与风采，在各个单位举行的晚餐上，几乎没人动一下筷子。
绝大多数参试人员其实从上午就开始进入工作岗位了，中午只是在机房或发射场加了顿便餐，加之近一时期来一直没有吃好睡好，因此，谁都需要好好“加注加注”了。可悲痛的泪水似乎已把每个人的肚子填饱了。尽管有的早就饿了，但没有食欲。甚至那人人见了都会嘴馋的五粮液摆在桌上，也视而不见，连盖儿也无心打开。
在航天部试验队的宿舍里，悲痛的气氛自然更为浓烈。几位专家躲进一间死死关紧的小屋，相互抱头痛哭。
人们无心吃饭，无心抽烟，更无心喝酒，甚至连食堂的门也懒得迈进。大多数屋里的灯光都悄悄灭了，一切语言都显得是那样的多余，只有黑夜在同情地注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西昌“腾云楼”宾馆专为贵宾和中外高级专家们准备的上等宴席，同样早就凉透了，也依然无人入席。
而就在此刻，离发射场不远处的协作大楼里，一个上层人物的紧急会议正在进行。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发射突然受挫，他比一般人更深知其利害关系，因而内心自然更为沉痛。
但这位铁血汉子在发射场风风雨雨几十年，早就磨练出了一副坚强的性格。他宁肯让泪水咽进肚里，也决不让它流出半滴。
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和副部长刘纪原坐在床沿上，彼此更是焦虑万分。虽然现在箭体的故障尚待查明，但问题的大致范围已经明了：故障出在航空航天部研制的火箭上。身为该部的两位部长，其心情可想而知。
卫星测控系统部部长李宝铭刚从发射场上赶回来。发射失败后，他最先赶到了发射现场。当他刚同基地的几位指挥员商定了抢救方案后，很快又被沈荣骏一个电话召了回来。他站在窗前，风尘仆仆，一脸花黑，领口和衣袖间都还散发着浓烈的燃料气息。
会议开得很短，决策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确保“澳星”、火箭和发射场的安全。
但在议论到当晚的宴会是否还举行时，各位头头都有些作难。
现在，宾馆的宴会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外宾全都留在了这里。宴会是继续举行？还是干脆宣布散伙？举行，情调自然不对，场面也会尴尬；但不举行，岂不被人视为懦弱，更为丢人？
“我觉得这宴会无论如何，还得举行。”沉默片刻之后，李宝铭部长建议说。
沈荣骏副主任想了想终于表了态：
“对！没有别的选择了，今晚的宴会不管怎样，我们都得去。这次请了这么多的外宾，现在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应有的姿态，才好有个交待。”
“是啊，大幕既然已经拉开，这台戏我们就得唱到底。”林宗棠和刘纪原两位部长，点头表示同意。
沈荣骏赶紧系了系领带，催促说：
“那就快走！”
“不行，得等一等，好歹也把脸洗干净。”李宝铭指了指自己花黑的脸说。
“对，先洗把脸，再换上一套西装！”沈荣骏说，“受挫可以，但精神不能垮！待会儿在宴会上一定要把精神提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
片刻之后，沈荣骏和李宝铭驱车前往西昌“腾云楼”宾馆赴宴。途中，两人开始商量：宴会如何安排？谁先讲话，谁后讲话？
如何做好外宾的接待工作？
宴会原定9点半开始，等沈荣骏和李宝铭驱车赶到宾馆时，已近10点了。
这时，人们才开始礼节性地入座。
宴会由李宝铭部长先讲话。他站起来，欠了欠身，环视了一眼几百名阴沉着脸的贵宾和专家们，不知怎么搞的，心里陡然冒起的是一股难言的酸楚。
本来，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他，应该是高举酒杯，放声致贺！可现在，他却只能强咽泪水，作礼节性的发言了：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来到西昌观看‘澳星’发射，同时还不顾旅途疲劳，一到西昌便参观了我们的发射场。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运载火箭一、三助推器发动机工作不正常，导致发动机紧急关机。目前，现场正在做两件工作：一件是保护好“澳星”，保护好现场；另一件是组织专家尽快查找故障原因和制定新的措施。由于今晚没有发射成功，“我们深感……深感对不起大家……”
李宝铭部长讲到这里，突然讲不下去了。
此刻，澳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福先生就坐在李宝铭的眼前。望着吴福先生那双溢满泪水的眼睛，李宝铭心里更感到一种负疚的沉痛。吴先生这次刚到发射场时便对他说：“我到中国来，有两件事最令我深受鼓舞：一个故宫，它使我看到中国曾有一个辉煌的过去；另一个就是中国的火箭发射外国卫星，它使我看到中国又有一个辉煌的现代！”失败后，吴先生又拉着他的手说：“这次没有成功，下一次我一定还要来！”
想到这些，李宝铭部长又激动起来，他强咽了咽泪水，又继续往下讲，虽然声音有些沙哑，却显得悲中有壮：
“但是，现在‘澳星’完好无损，火箭也没受到多大损伤，发射场和设备、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不会气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故障的原因，继续组织再次发射！到那时，我们、我们一定……一定还请大家来！”
有掌声响起，却不响亮，也不热烈。
几位外宾的叉子已经握在手里，又轻轻放回桌上；几位女同胞，掏了手巾掩住嘴唇，发出了极度压抑的抽泣声；宾馆的几位小姐，也在旁边偷偷抹开了眼泪。
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发言，他说：
“……我们见到了中国技术人员高超的技术及果敢的决断，他们挽救了一场大的灾难，火箭及卫星仍然完好，我相信经他们小心查探后，‘澳星’会再次升空。我感谢工作人员的合作！”
随后，长城公司的总经理唐津安也讲了话。唐先生就是“澳星”实况转播时，最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用极其悲痛的声音宣布“澳星”发射失败的那个人物。从他当时那双深含着泪水的眼里，人们不难看出，他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悲痛！“澳星”是商业性发射，双方均有合同在先，动不动就得赔款。何况下一步到底将对今晚的发射做出何种裁决，一切尚在不明之中。可想而知，唐先生此刻手中端着的酒，该是何等的又苦又辣！
讲话结束，晚宴在伴有极其压抑的哽咽声中开始。
李宝铭部长刚一落座，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便来到身旁，小声说道：
“李先生，有急事相商。”
李宝铭部长、唐津安总经理和陈寿椿副总经理等中方首脑人物，又随着斯坦豪尔匆匆离开了宴席。
这时，有人发现，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两位代表，均未到场赴宴。
5.火箭总师与金庸大侠
有人说，在“澳星”发射失败的那个晚上，王德臣瘦了一圈。
这话并不夸张。
你想，一个火箭的总设计师，当6亿中国人以及无数港澳同胞、异国朋友坐在电视机前，一心一意等着你设计的火箭升天，而你的火箭却偏偏一动不动时，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虽说责任不完全归你，但无论哪个系统出了问题，不管直接责任该由谁负，你是这枚火箭的总师，无论如何也是“在劫难逃”了。
因此，在那个难堪的夜晚，心灵上受打击最重的，或许就是王德臣了。尽管作为总师的王德臣，的确有一派大将风度。但在火箭愣是不起飞的那一时刻，什么风度恐怕也只能是硬撑了。
其实，据他的秘书说，王总在发射“澳星”那天临出发前，精神状态是最好的一次。
的确，对那次发射，王德臣充满自信。而这自信还绝不是硬撑出来的。他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就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接着就跟苏联专家学导弹。他虽是飞机设计专业，却一直搞导弹设计，从“东风”系列到“长征2号”系列。“长二捆”火箭虽然在中国尚属第一次，但首次试验发射时，它毕竟写下了成功的历史。这就证明火箭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案原则上没有问题。何况，这次在地面做过300多次试验，火箭到了发射场之后，直到临发射前也没发现问题。
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必然中总是潜伏着偶然，都认为能成的事情恰恰就是不成。而且，失败又失败得如此的大出所料——火箭原封不动，连发射架都没离开一分一寸！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火箭总师的王德臣，对每一次发射，都必然会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都必然会产生种种隐忧。这次同样如此。比如，火箭上天后，能否按时拐弯？一级二级能否按时分离？分离后的火箭能否准确入轨？人轨后的火箭能否按时与“澳星”安全分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然在他的忧虑之中。
但点火后的火箭竟然无视天下众生，老练得如同一位千岁老人，打个盘腿坐在那儿，连动都懒得动弹一下——单就这一点而言，王德臣（包括许许多多的专家）恐怕无论如何也是没有想到的，或者至少说是没有足够理由去想到的。
那晚，他坐在指挥大厅。当他从大屏幕上看见火箭点火失败后，便很快带着秘书，驱车赶到了发射场。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因晚上山里天气冷，王总身上只穿着单衣，我特意塞给他一件毛衣，可后来发现，毛衣被他扔在了车上，竞忘了穿！
王德臣到发射场察看了现场后，很快便组织人研究如何走反程序，即如何按相反的程序来处理现场。因为过去从未出现过如此情况，所以没有预案。直到很晚，他才回到宿舍。
他一回到宿舍，一声未吭，便仰身躺倒在床上。他住在一楼，进门后，没有关门，没有脱衣，没有脱鞋，就那么重重地躺下了，闭着眼，一动不动。秘书说，甚至连灯也忘了关。
其实，他没睡，他无法入睡，也不可能人睡。
我们无法知道躺在床上王德臣在那个不眠的夜晚到底都想了些什么？也不清楚那个夜晚他心灵上的痛苦究竟大到了何种程度？但由此可以肯定的另一个问题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的典故，绝非历史的虚构。
因为，第二天有人发现，壮壮实实的王德臣不仅瘦了一圈，而且那本已斑白的头发，似乎又多了一片。
一连几天几夜，他忙于分析查找故障，始终沉默着。其实，他能说会道，善讲善辩。一般场合，他寡于言谈，一时兴起侃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是一把好手！难怪早在20年前，当他还在某厂工作时，工人们便都叫他“王铁嘴！”
你想，围绕“澳星”若干问题，中美双方先后共进行了十次技术协调会，而每一次会上，都是舌枪唇剑，你来我往。美方先后曾提出大小几百个难题，主讲者都是王德臣。要是嘴皮子上没点功夫，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