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胡世祥曾经收到过一封电报：“长城奇耻，国人心寒”。当他捧着这封电报时，手都在发抖。事后他曾回忆说：“当时我恨不得把电报上那八个字录写下来，挂在我的办公桌前，让它时时提醒告诫我，一定要卧薪尝胆！”可想而知，“澳星”失败后，胡世祥的心情该是何等的沉痛！但作为一名指挥员，即使天塌下来，他也必须咬牙顶住。他白天强装笑脸，连流泪也只能晚上偷偷背着人流。
一连几个晚上，他无法入睡。作为一个从几岁起就在大冬天里打着赤脚捡煤渣的铁路工人的儿子，他曾饱尝了家境贫寒的滋味。科技不发达，国家就难以强大；国家不强大，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就无法直起腰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他已想了几十年！
由于人们并不了解研制火箭和发射火箭完全是两个部门，因此几千封信件和电报全部一齐对准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甚至有人直接点名问“罪”：
“胡世祥，‘长二捆’怎么了？”
面对全国父老乡亲的各种来信，他深深为之感动，无论是安慰还是理解，不管是责备还是臭骂。他说，有人骂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爱到了恨的地步！
因此，面对这远方亲人寄来的大红枣，他胸中翻腾起的，是一种愧对人民养育之恩的复杂感情。
这大红枣该怎么办呢？
存放起来？会坏。送给连队的战士？又少了一点。最后，他想到幼儿园。
是的，孩子代表着未来。中国未来的航天事业，还要靠孩子们去承担。把这发射失败后寄来的大红枣放进他们的嘴里，咀嚼起来或许别有一番滋味。
于是，胡世祥把这一斤半大红枣送给了基地幼儿园。
幼儿园的阿姨们接到这大红枣，心头平添的并非是喜悦，反而是几分沉重。
尽管这枣只有一斤半，但她们捧在手上，却感到极有分量！虽然这些阿姨们远离发射场，未能直接参加“澳星”的发射任务，但哪一次发射不牵挂着她们的心！何况，她们的丈夫都在基地，有的就在发射第一线。
而且，她们知道，自“澳星”失败那晚起，孩子们都像患了流行感冒，一个个都减了精神。别说比较老实本分的孩子少了几分天真几分活泼，就连那些平常十分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一下变得乖顺听话起来，仿佛孩子们一夜间全都长大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叫阿姨们感动的呢？她们比谁都了解，这儿所有的孩子们，几乎全都生在发射场，长在发射场，他们对发射场那种从娘胎里就烙下的感情，外界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他们的父母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呆在大漠或者山沟。除了发射场，孩子们几乎无处可去；除了观看发射，孩子们几乎什么也看不上；发射场，成了孩子们心中最迷人的童话世界。在发射场上长大的孩子，没有一个不爱看火箭、卫星和发射架的，没有一个不爱看火箭发射时那幅人间最壮美的“风景”的。他们从小就看，甚至有的裤裆里还夹着尿布时就开始观看。
因此，看发射火箭，成了孩子们人生的一大乐事；看发射火箭，成了孩子们枯燥的日子里最美丽的梦幻；每看一次，就像过了一次年。
而且，他们每次看到的，都是胜利，都是成功，都是鲜花，都是笑脸，都是彩旗，都是锣鼓，都是飘香的美酒和那噼里啪啦放不够响不完的鞭炮！
然而，这一次，那美丽的梦幻飘走了，那童话的世界粉碎了，那幅人间最壮美的“风景”不见了。
孩子们无法接受失败。他们那幼嫩的心灵还难以承受失败。他们虽然什么也不问，但从父母和阿姨们的眼里，似乎早已悄悄读懂了一切；他们什么也不讲，什么也不会讲，但只有阿姨们最清楚，孩子们的心里比谁都更难受。
一个工程师的儿子，平时调皮得不能再调皮了，野得不能再野了，也贪玩得不能再贪玩了——有时从早上一出门，就可以在外边疯上一天。可“澳星”失败的第二天，不知怎么回事，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小伙伴，叫他出去玩就是不出门。他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手上托住个玩具飞机，始终望着天空，不吭不哈，整整犯了一天傻。
另一位工程师的儿子，从来就不好好吃饭，喝饮料却比谁家的孩子都自觉。用他妈妈的话说，是个“见饮料就不要命”的孩子。而且，不光在家里馋，在外面更馋！“澳星”发射那天，为了看发射，整整一个下午在山上没喝一口水。发射失败后，他随一个叔叔从山上回到饭堂。当叔叔见他渴得实在不行时，便从摆好的宴席上拿了一听健力宝塞到他的手上，可他竞趁叔叔不在，又踮着脚尖走过去，将健力宝偷偷放回饭桌上。
一个只有4岁的小女孩，发射失败后，她刚从山上下来，就独自闯进机房，扑进妈妈的怀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问：
“妈妈，为什么要失败呀？为什么要失败呀？”
失败，像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击碎了航天城孩子们往日天真的梦幻；失败，像一条游动在孩子们脑海的毒蛇，给孩子们造成了心灵的恐惧。
于是，面对这一斤半大红枣，阿姨们同样感到了为难。
该向孩子们述说些什么呢？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懂得这一切？
阿姨们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向他们讲述了这大红枣的来历。
然后，每人一颗，将大红枣分发在孩子们的手里。
孩子们把大红枣捧在手心，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却谁也舍不得吃。
一位5岁的小女孩，将发给自己的那颗大红枣带回家里，悄悄放在自己的小枕头边上，每天偷偷看上几眼，就是不吃。
几天后，等她妈妈发现时，大红枣已经蔫了。妈妈拿起大红枣，问女儿：
“你怎么不吃？”
女儿从妈妈手里接过大红枣，想了想说：
“妈妈，这是‘澳星’失败后，一个阿姨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寄来的。我……舍不得吃。”
妈妈抱住女儿，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7.总指挥的泪水
“澳星”发射失败的第4天，一列从西昌开往北京的专列火车即将起程。
专列停在距发射场30余里的漫水湾车场。漫水湾是当地有名的风沙湾，每年风季一到，风沙弥漫，尘土飞扬，人们行走起来都很困难。据说，那天的漫水湾车站没有风，是个阴天，但，比有风还冷。
在西昌参加发射任务的部分航天部研制人员，各自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将同伤痕累累的“长二捆”一级火箭一起，随专列返回北京。国防科工委和西昌卫星基地有关专家与领导，以及发射技术人员，专程前来车站送行。
这是一次少见的带有几分凄凉与悲壮的送行。天气阴沉，一片清冷，平时吵吵嚷嚷的火车站静得几乎听不见什么声响。
人们相互紧紧拉着手，彼此默默注视着对方，似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一句也讲不出口。没有任何语言，只有反反复复地握手。要说的一切的一切，仿佛全都包含在那紧紧的握手之中。
本来，发射站的同志还特意准备了鞭炮，想在这送行之际，为航天部的专家们放上几串，让他们高兴高兴。可当彼此泪眼相望，双手紧握时，不知怎么搞的，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了。为r怕再刺伤火箭研制者们的心，他们只好又将鞭炮悄悄收了起来。
汽笛一声长鸣，打破了车站沉闷的气氛。专列即将启程，航天部的专家们开始登车。“长二捆”火箭研制总指挥于龙淮再一次返身回来，含着眼泪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
于龙淮已是61岁的老人了。“澳星”失败后，一连几天里，他几乎没有合过眼。作为研制这枚火箭的总指挥，从组织、协调、指挥、生产，到火箭出厂、安全运到发射场，他不知耗去了多少心血。两个月前，当“长二捆”火箭从北京乘坐专列来到漫水湾车站时，迎接的场面是那样的喜庆热烈！“长二捆”是那样的威风凛凛！可现在，“长二捆”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如同一个出征的战士，枪炮刚一打响，便躺倒在了血泊之中；而他，恰似一位打了败仗的指挥员，现在不得不带着受伤的队伍离开前线了。
人们望着明显衰老的于龙淮，想说什么又什么也说不出口。
有人只轻轻地叫了一声：“老于……”便哽咽住了。
列车徐徐启动，无论是车上的还是车下的人，都一直含泪挥动双臂，招手致意。车上有几位专家，还禁不住哭出了声。
于龙淮总指挥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使劲挥动着紧握的双拳。
窗外的冷风，吹拂着他那稀疏的白发，于是有人忍不住冲着车上的于龙淮大喊：
“老于，我们等着你们快点回来！”
这声音于龙淮听见了，心里好一阵发颤！身为总指挥的他，当然是希望尽快查明故障原因，早日造出新的火箭，让它在最短的时间里重返发射场。可火箭如同一名受伤的伤员，拉回去后还得住院检查，治疗诊断。病根能否查出？措施是否有效？下一步到底作何决策？此刻的他心里也是没数。
他悄悄抹掉泪水，然后重重地倒在了卧铺上。
车厢里的气氛仍然很沉闷。大家沉默着，各自望着窗外，都不愿多讲什么。那躺在车厢里的火箭发动机，可怜巴巴地待在那儿，谁也不忍心再看上一眼。
列车穿过几个山洞，越过几座大山，于龙淮的心才开始渐渐平静下来。
然而，由于于龙淮在发射场连续苦战了100余天，加上“澳星”失败后心情受到沉重打击，因此，工作的疲劳和心灵的创伤，终于使这位刚强的汉子倒下了：专列刚到成都，他便高烧39度，卧床不起。
昏迷中的于龙淮躺在车上，个中辛酸，苦不堪言。同事们来看他，他很想给大家讲几句什么，又觉得有点多余。他就那么平平地躺在那里，既有几分激动，又有几分平静，仿佛在这个世界闯荡了61年，总算第一次获得了休息的权利。
于龙淮1931年出生于东北，不久便随父亲流亡到北京。他的父亲，是与周恩来一个大学的同期毕业生。1937年，年仅6岁的他，跟随着当八路军的父亲和一个当抗日联军团长的舅舅，经一年的辗转跋涉，终于逃到了延安。1940年，他上了延安保育院小学，从此成了一名“红小鬼”。
1945年，他刚入延安中学不久，又随着父亲和张闻天的一支队伍北上。他全家6口人，只分给了一匹毛驴。他拽着驴尾巴，一路走，一路打着瞌睡，从延安到张家口，整整走了3个月。
那驴尾巴留给他的印象，40年后仿佛还握在手里。
有趣的是，当年这位不知道电灯为什么会亮，火车为什么在铁轨上跑，甚至连走路还得拽着驴尾巴的“红小鬼”、小八路，40年后，当中国的科技要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时，竟又乘上波音飞机到大洋彼岸游说谈判，推销中国的运载火箭。
1988年，他应邀参加了莫斯科航天博物馆年会。会议期间，有一次他听见宾馆的小姐在哼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便情不自禁地和着苏联小姐的节拍用俄语唱了起来。苏联小姐惊奇地望着这位中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会唱苏联歌曲？他笑了，用俄语向那位小姐讲述了30年前他在苏联留学的故事。苏联小姐听后很感动，当即送给他一本俄罗斯民歌集。回国后，他竟利用闲暇时间将这本歌曲集作了翻译。
是的，他天生就活泼开朗，给人的感觉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即使年过花甲，依然童心不泯，难怪有人称他为“老顽童”。
1988年，发射“澳星”的合同签订后，他被任命为“长二捆”运载火箭的研制总指挥。在那样紧张繁忙的日子里，他依然忘不了要哼上几曲小调。尤其是这次到了发射场后，他信心百倍，始终保持一副乐而不悲的态度。
可此刻，躺在车上的于龙淮似乎第一次有了年纪不饶人的感觉。研究院的同志们就在身边，身旁的茶几上，是同志们送来的香蕉和苹果。他不用睁眼，只凭感觉，就能体会到同志们那一片片温乎乎的感情。可他还是睁开了眼睛，张师傅、刘师傅，还有那么多张熟悉的面孔，都在望着他。虽然谁也没讲什么，但从那一张张面孔上，他已分明感到，大家伙儿的心里都在暗暗攥着一把劲！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有一个小小的念头：想坐起来，为这些情同手足的老哥们唱上一支歌，那支他一直喜爱了几十年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只要一想起这支歌，那深沉优美的词曲便会在他心中激荡起来：“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但他浑身没劲，无力坐起，病魔好像是故意要他躺在那儿，好好体会一下那失败的滋味……3月30日晚9时，经过5天5夜折腾的专列驶进了北京车站。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和副部长刘纪原、王礼恒等，前来车站迎接。
夜色中，沈荣骏、林宗棠和刘纪原、王礼恒已在站台伫立好些时候了。北京3月的夜晚，寒气依然袭人。当专列徐徐驶进站台时，他们翘首热望，心里涌起的，是一股难言的复杂滋味。
作为中国航天的挂帅人物，每次火箭运往发射场时，他们总要去车站送别这支出征的队伍，每次发射成功后，他们也要去车站迎接这支凯旋的队伍；今天，当这支“打了败仗”的队伍悄无声息地撤回北京时，他们同样以迎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这里，而且比任何一次都来得更早，站得更久！
然而，当专列停稳，车门打开时，人们首先看到的，却是一个摄人心魄的悲壮场面：在伤痕累累的一级火箭卸下的同时，重病不起的于龙淮总指挥躺在担架上，被几位同事从车上抬下，然后一步一步地走进站台。
站台顿时一片沉静。人们的目光被那沉沉的担架牵引着，一直送出去好远好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