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颗“澳星”是美国休斯公司首次推出的第二代通信卫星的第一颗，只有尽快将它发射升空，并很快投入使用，这一新产品才会赢得信誉，迅速占领国际商业市场，从而为后面一系列的卫星打开通道。但现在迟迟没打上去，当然就无法用事实回答这种新研制的卫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也就无法加入飞速运转的商业轨道，因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元钞票或者港币法郎，也就不能迅速滚进美国人的腰包。所以发射“澳星”失败后美国人并不比中国人轻松。
宾馆的小姐说，那晚美国朋友们回到宾馆后大家都沉着脸，谁也不讲话，谁也不吭气，往日热热闹闹的宾馆，一下就平静下来。本来，那晚餐厅为美国朋友们准备了好酒好菜，可敲了他们几次门，谁都不去吃。后来，只有四位美国朋友去了餐厅。但他们只喝了点饮料，吃了两口菜，便放下餐具回房间去了。美国人身体好，晚上睡觉一般都打呼噜，有时站在走廊里都能听到。奇怪的是那晚每个房间里都很静，一点呼噜声也没有。
但休斯公司的项目经理江深在失败的当晚，便向指挥长胡世祥专门打去慰问的电话：“胡先生，有你这样坚强而优秀的指挥官，我们是放心的。请你不要难过，我们干的这一行，就是大喜大悲的事！我们美国的卫星五八年就上天了，但也常有失败发生。失败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们今晚把卫星保住了，这已相当不错了。”
后来胡世祥说，我没想到失败后接到的第一个安慰我的电话，竟是美国人打来的176岁高龄的“大力神”火箭副总师史密斯在失败后的几天里，也一直沉默着，直到他三天后即将登上飞机离开西昌时，才拉住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部长李宝铭和联络员许建国的手说：“我搞了一辈子的火箭，重大的失败经历了三次。虽然你们这次没有成功，但我仍然充满信心。你们火箭的自动紧急关机系统，的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没有这个系统，我们看到的，将会是继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失事后的又一大灾难。现在卫星和发射场都完好无损，人员无一伤亡，岂不是不幸中的大幸！”
而作为美国政府代表的美国国防部空军中校柯茨先生，平常虽然一脸威严，但在即将返回美国时，也对中方流露出了体贴和关注。他对中方联络员许建国先生说：“许先生，请你转告你的上级和同事，我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可以负责地说，中方完全遵守了美中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境内发射美制卫星的技术安全协议。在‘澳星’签订合同后三年多来的历次技术协调以及这次双方的联合操作中，均未出现过未经许可的技术转让。我对美中双方的合作极为满意，并对你们的协助表示感谢！”
还有一位不得不谈的美国人，叫麦琪。
麦琪是美国休斯公司的女安全官。她的真名叫玛格丽特，麦琪是她的爱称。
麦琪这次来西昌，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两年前西昌发射“亚星”时。那次麦琪担任的也是休斯公司的安全官，主要任务就是看守卫星。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给中方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而她在西昌发射场两个多月的日子里，亦对中国有了感情。
发射“亚星”时，由于中国开展对外发射服务尚属首次，因而一方面缺乏经验，另一方面物质条件也不完全具备，自然在生活条件和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方式等方面，不可能完全令美国人满意。所以休斯公司部分人当时有不少意见。据说后来回到美国后，有人把西昌说得一塌糊涂，甚至还有人发誓说，今后再也不去西昌了！
麦琪不。
打完“亚星”回到美国的麦琪，对中国西昌依然充满回忆，对在西昌共事过的中国科技人员依然充满怀念。“亚星”发射成功的当晚，在“腾云楼”宾馆举行的中外庆贺宴会上，她和中方联络员兼翻译官许建国先生一人高举着一杯中国红葡萄酒，然后相互搂着照了一张“结婚照”。这张照片被她带回美国后，还专门做了一个镜框，将照片放在镜框里，然后摆在自己的梳妆台上。
要是家里去了朋友，她便指着镜框中的“新郎”，向朋友们大讲中国，大讲中国的西昌。讲那儿的人，讲那儿的事，讲那儿的宾馆，讲那儿的发射场，讲那儿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以及美丽的“月亮城”那又美又圆又明又亮的大月亮！当有的休斯公司人员对西昌说三道四，过于挑剔指责，并问她下次打“澳星”还去不去西昌时，她说：
“西昌的条件是差。若单从物质条件上比，各方面肯定不如美国。但中国人热情、诚恳、友好，非常愿意合作。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美国人日子过得愉快些、舒服些，而且是有求必应，这就足够了！还要让人家怎么样呢？下次打‘澳星’，你们要是不去，我去！”
果然，这次她真的又来了。
麦琪第二次到西昌的感觉，用她的话说，像回娘家。她是1992年1月再次踏上西昌土地的。在那段阳光灿烂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本来就活泼开朗的麦琪显得愈加开朗活泼。她上班拼命干，下班尽兴玩。她喜爱迪斯科，一有舞会就去跳，跳到了近似疯狂的地步。甚至平时在酒吧间里，她也一边端着可乐。一边纵情地跳。她尤其爱笑，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听到她的笑声。
因此，有人说，只要麦琪在，就肯定有笑声。
然而，“澳星”发射失败后，麦琪的舞步停止了。麦琪的笑声消失了。那晚，她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望着窗外的夜空，悄悄地抹着眼泪。
几天后，她在电梯里同许建国先生相遇。刚一见面，便拉住许建国的手说：“从发射失败那晚起，我就在找你，可总也找不着。我只想对你、对你们说一句话：中国人能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火箭！你们不要愁眉苦脸，要露出点微笑来，啊，要微笑！”
一说完，她就强迫自己先笑。可脸上的笑容还没挤出来，眼里的泪水却先流了下来。
许先生感动了，上前紧紧拥抱着她。她靠在许先生的肩上，一边抹着泪水，一边喃喃地说：“许先生，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西昌。西昌就是我的家，我要和你们在一起。你们的火箭什么时候准备好，我们就什么时候打。”
两天后，休斯公司大队人马要返回美国了。由于“澳星”决定留在西昌发射场，美方自然得有人留下来看守保护“澳星”。
留谁呢？
麦琪第一个举手：“我！”
结果，麦琪留下了。从1月到8月，她在西昌大山沟里一呆就是半年！
和她一起留下的，还有十几位美国安全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守护卫星厂房里的“澳星”。卫星厂房就在发射场附近，离“腾云楼”宾馆有100多里。“澳星”发射失败后，云集于发射场的中外专家和技术人员几乎全撤走了，热热闹闹的发射场几天之后便变得一片沉静。偌大的卫星厂房，除了中方仍留有少许勤务人员外，剩下的就只有麦琪和另外十几名美国安全官了。
麦琪和她的同事们看守卫星是三班倒，24小时昼夜值班。
他们每天早上6点从宾馆乘车去卫星厂房，中午2点半换班，晚上10点半再换班。卫星厂房内设有安全办公室，办公室里装有几个监视器，对卫星和厂房四周进行全方位的监视。此外，他们还要在厂房内和厂房外的四周不时进行巡逻，巡逻情况，计算机随时都会记录下来。
为了便于中美双方在工作上随时取得联系，中方也有一个专门的为卫星服务的勤务保障分队住在卫星厂房附近，24小时为美国的卫星提供水、电、气等，并在工作中随时给美方提供协作和方便。同时，中方还派出一名翻译24小时住在那儿，以保证中美间的随时联络。
据中方的翻译说，留下来的美国人都很团结，工作上相当负责而又十分仔细。在卫星厂房里的大小纸箱上，他们都写有休斯公司的具体工作指示，有的还写上一段誓言。每天工作上的任何一件细小事情，他们都用打字机严格地记录下来。美国人原则性特强。平常，中美双方非常亲切、随便。闲聊时，谈什么都行。有时彼此打闹、开玩笑，亲热得不得了！但当中方工作人员一旦有事要进卫星厂房时，你同他再熟也别想进去，必须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进门前，中方人员要出示证件。你进去做什么工作？多长时间？几个人？全都得一一登记。然后才发给你一个证件，并派上一个人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你一起进去。等你干完事情后，再“陪”你走出厂房。而且你在厂房期间的一切大小活动，几个监视器时刻都在对你进行着毫不含糊的监视。麦琪平时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十分潇洒。但工作起来相当卖命，原则性也强，甚至在一点点细微的小事情上，也不做半点让步。比如，有一次卸气瓶时，卫星厂房门前的台阶有三个小地方被打烂了。中方工作人员认定是美方打烂的，而当事者便是麦琪。但麦琪只承认其中一块是她打烂的，另外两块是原来坏了的，与她毫无关系。并且拿着碎片，找中方工作人员签字，证明她确实只打烂了一块。还强调说，签字时一定要写英文！否则写上汉语他们不认识，等于白签。
中方的翻译还说，麦琪的业余时间也安排得挺有意思。她一有空隙就学汉语，而且还学得不错。同时，她对中国的民间音乐很感兴趣，常听中国音乐的磁带。司令员胡世祥知道后，为了丰富一下她的业余生活，特意给她送去一把二胡，还请去一位老师，教她拉二胡。
为了感谢中方的关照，麦琪有一天特意将自己的房间打扮了一番，还专门换了一条红地毯，说这是她在中国的“新房”。然后邀请胡世祥等中方人员去她“新房”做客。
可胡世祥刚一进麦琪的“新房”，便发现一个秘密：卫生间的门缝处贴着一大块胶布！胡世祥问麦琪：“为什么这儿要贴一块胶布？”
麦琪说：“这房间里有老鼠，好大好大的老鼠！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它就趴在那儿看我！”
胡世祥说：“怎么不向中方工作人员反映？”
麦琪忙解释说：“不不不，这与中方工作人员无关，全怪我们从美国带来的好东西太多，把老鼠全给吸引出洞来了！”
胡世祥听后哈哈大笑，笑完之后一声令下：“灭鼠！”
“澳星”发射前夕，当有人问麦琪，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发射任务的美国人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时，麦琪想了想，很认真地说：“能到中国参加卫星的发射任务，我从心里感到荣幸！”
中美之间能一起合作，共同开发空间，这很不容易。因此，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发射‘亚星’时，由于中美间在航天发射上是第一次合作，彼此都不太了解，加上工作方式不同，难免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这次发射‘澳星’好多了，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工作进展顺利！
的确，从“亚星”到“澳星”，中美走过了一个从误会到理解、从冲突到和谐的过程。现在，一颗小小的“澳星”，已把双方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尤其是经历了失败之后，中美澳三方都在暗暗使劲，以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将“澳星”托举上天。甚至为了支持中国的这次再发射，美国休斯公司居然还提前支付了几百万美元的巨款！
10.澳星二次发射成功
“长二捆”运载火箭自1992年7月14日抵达西昌发射场后，经一个时期的水平测试，于7月27日，转往发射阵地，然后再竖立于发射架上。又经过16天的垂直测试检查等一系列工作后，终于完成了火箭与“澳星”在发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同时，测量控制系统、通信系统、加注系统、消防系统、勤务保障系统等，均处于良好状态；各种测试文件、故障预案等，也准备就绪；而各种火箭推进剂和所需气体，也全部化验完毕。
于是，1992年8月11日，指挥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澳星”正式发射日。
各系统负责人先汇报本系统情况。然后相互提问、考察、设置难题。
会议开得谨慎，却又透彻。一个人发言，其余人的脑子都跟着在转：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哪方面没有想到？
还有哪种意外可能出现？还有哪个部件质量是否可靠？
焦点始终围绕着“长二捆”本身。
王德臣总师在讨论中没讲一句话。他坐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两眼一直平视前方，无论谁发言，他的身体和目光都不作半点移动，只是认真在听，使劲在想。但给人的感觉又是特别随意，像个局外人，仿佛人们现在提到的问题，他在脑子里早已想过十遍百遍了。
最后，会议一致认为，“长二捆”可以发射。
但哪天发射最好这需由气象条件决定。
西昌发射场已进行了十次发射，每次的“发射窗口”都是选定在晚上。但这次“澳星”发射，却一反常规，美国人偏偏提出，要在早上发射。因此，中方在考虑气象问题时，就更为慎重。
胡世祥这时站了起来，说：“现在，请吴传竹副总师把天气老爷说说！”吴传竹就把“天气老爷”的预测情况说了说。总的结论是，这次天气情况从目前看来，问题不是很大，14日和15日均可发射。
一句话没讲的王德臣这时讲话了：“13号早上能不能报出14号早上准确的天气情况？”他关心的是14号早上。
“可以说出80%的把握来。”吴传竹说。
会议第一次出现了沉默。
短暂的沉默后，便是一片充满忧虑色彩的议论。焦点是：是14日还是15日发射？如果14日发射，到时会不会出现风、雨、雷、电？问题很清楚，8月的西昌，已进入了雷雨季节，虽然据目前气象预测，14日和15日均满足发射条件，但到底是选择14日发射好还是选择15日发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