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钱，同时也为了让大伙吃好，他常常还亲自下厨，给代表团的同志们做菜做饭。在历次出国考察的代表团中，他做饭的手艺是最好的一个，所以大伙总是争着吃他做的饭菜。而每次出国省下的钱，回来后他都如数交公，他说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同志再用这笔钱出国学习。考察途中有几次由于心脏供血不足，他还出现了虚脱，可他一想来一趟苏联也真不容易，便坚持硬挺着，什么也不顾了。去太平洋海洋研究所考察时，必须先乘小汽艇才能登上大轮船。为防止晕船呕吐，他一上船就咽饼干，由于小汽艇上没水，他就只好干咽，结果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从小汽艇上大轮船时，海浪把汽艇抛起两米多高，只有借助海浪把小汽艇托起的那一瞬间，人才能跨得上去，这当然很危险，但他还是全然不顾，坚持迎着两米高的海浪纵身跳上轮船……
在参观了苏联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当晚，蒋新松睡不着觉了——好比一个长期在河里随意游弋的水上高手，突然见到了波涛汹涌、一望无涯的大海。是的，苏联早在8年前就研制出了第一台水下6000米机器人，迄今为止已经拥有了4台。而且，这些水下机器人已先后参加过著名的打捞被击落的南朝鲜波音客机747、贝加尔湖污染自净化生态考察、大西洋百慕大附近海域苏联失事潜艇的搜索考察等重大海上任务。于是蒋新松就想，如果中苏之间采取合作的方式，将二者的技术优势结为一体，共同来设计、研制水下6000米机器人，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对中国来说，既能尽快满足在太平洋的考察任务的需要，又能加快中国水下机器人走向世界的步伐。
蒋新松连夜开会。他说，一个瞎子，一个瘸子，若是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肯定不行。但要是让瞎子背着瘸子走路，瘸子虽然腿坏了，但眼睛却很明亮，瞎子尽管眼睛不行，腿却很健壮，两人合二为一，取长补短，便可做出甚至超过正常人做的事情，从而达到共同的目的。这就叫“瞎子背瘸子”哲学。大伙听了后表示赞同。大胆的蒋新松当即便与苏方草签了合作意向书。
蒋新松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他的便携式电脑连夜赶写、改定出国考察报告——《访苏报告》。他曾先后30多次出国考察，每次回国时。每个包里鼓鼓囊囊塞满的，全是一堆堆参考书籍和技术资料；他每次一下飞机，要么直接到国家科委或者中国科学院回报考察情况，要么躲进自己的屋里，赶写、改定出国考察报告。他之所以要写，不是为了拿来应付上级，讨好领导，而是认为既然国家掏钱让他出去考察，他就应该也必须为国家带回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就是王八蛋！
一周后，蒋新松便将《访苏报告》连同打算与苏联合作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正式报告，一并送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
但有人认为，他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太急于求成了。他的回答是：“我们想吃馒头，难道非要从学种麦子开始吗？”接着，他又亲笔上书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副主任朱丽兰，大胆立下了军令状。
此后不久，时逢苏联解体。面对突然逆转的国际形势，有人认为中苏间的水下机器人合作肯定“流产”，肯定“没戏”。可就在人们对苏联的解体议论纷纷、叹息不已时，蒋新松却从苏联的解体中看到了另一缕希望的曙光——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对搞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合作，可谓天赐良机！眼下的俄罗斯正处于困难时期，他们最需要的是钱，而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技术。如果能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定会马到成功；若等俄罗斯的经济一旦复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许就会永远与中国失之交臂。再说，像搞这种世界最高水平的水下机器人，国外一般都要耗资几千万美元，而中国只需花上1千万元左右的人民币便能搞成。天下如此便宜的买卖，岂有不做之理！因此，他非但没有放弃与苏联的合作，反而还加快了准备工作。
然而，6000米水下机器人属于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高技术，并不比发射一颗人造卫星简单。光是一个“钱”宇，便压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每天处于饥饿状态的俄方代表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应该说，俄方的要价，若与美国相比，是再便宜不过了，但再便宜也是钱呀！几乎和俄罗斯一样与贫穷这个懒汉厮守了几十年的蒋新松，从哪儿去弄这笔钱呢？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什么项目是国家拨专款，科学家们从来用不着为钱过多地发愁。但科技体制改革后，科学家们转入了市场经济，搞什么不搞什么得自己拿主意，一旦确定科研项目后，得自己去找市场，自己去搞经费，还得自己来承担风险。所以为了筹借这笔钱，蒋新松到处“烧香”“拜佛”，八方求“爷爷”告“奶奶”，整天愁眉苦脸，短短一个礼拜，便像老了10岁！有人见他如此不易，便劝说他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算了。但在他看来，人生很短，历史很长，每个人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都有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再说，从长远来看，人类的资源开发，必将走向海洋，中国大规模地开发海洋的神圣事业，只是迟早的事情。
能不能从“863计划”中立项呢？苦恼中的蒋新松有一天突然想到这个主意。他和谈大龙很快以“863”专家组的名义向国家科委递交了报告。结果，国家科委把水下6000米机器人正式列入“863计划”，并投资1200万元人民币11995年7月，中国与俄罗斯联合设计研制的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终于获得成功！并于1995年9月在夏威夷东海域成功地通过了深海试验的考核！从1000米到6000米，国外用了10余年，中国只用了3年零5个月；国外耗资3000万。5000万美元，中国只用了2000万元左右的人民币。其总体水平不仅超过了原俄罗斯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还超过了法国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从而使中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海洋开发中，率先取得了主动权。
1995年，64岁的蒋新松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15年来，由于他率领的研究所方向对头，路子正确，因而使一个原来很不起眼的研究所变成了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第一流的研究所。1993年，他以一个战略家的胆识和眼光，在研究所自筹了1000多万元的资金，从日本购买了21台机器人本体，自行研制了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后，一举推向市场，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创下了年收入4000万-5000万元产值最高历史记录，从而为中国的机器人开辟了一条新的产业化的道路。1997年，全所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
按理说，连续四届当选为中国“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蒋新松，为国家的事情拼搏了大半辈子，现在是该好好颐养天年、稍稍歇一歇了。何况他早就患有多种疾病，身体动辄就会出问题。但退下来的蒋新松，比没退下来时还苦、还累、还忙！他刚刚卸下“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重任，国家“超级863计划”（即新的“863计划”）中许多重大问题又搁在了他的肩上。
于是，有人说，蒋新松简直就像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凭蒋新松的本事和他在科技界的名望，他退下来后如果想大捞一把，当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什么的，可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他刚卸任所长时，香港方面就有电话打来，让他去那儿“发展”，他谢绝了；接着，澳门、美国方面也有人与他联系，他同样谢绝了；至于国内像深圳一些地方，更是频频向他发出就职邀请，而且明确提出月薪两万元人民币，他还是谢绝了。
他说：“若是要想挣钱，就去卖猪头肉，别搞科学。”沈阳自动化所现任所长王天然说：“这么多年来，我们所获得奖项大概有150项左右，如果老蒋在乎的话，每个奖项都可以挂上他的名字，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事实上，在这150个奖项中，有老蒋名字的，大概只有两三个吧。因为每次一报到他那儿，他一笔就把‘蒋新松’三个字画掉了！有什么办法？”
那么蒋新松是不是就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呢？不是的。
比如，他对“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名”，应该说还是比较看重的，也是他多年来心向往之的。但遗憾的是，1991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候选人的资格后，尽管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把他向上做了积极的推荐，最后却榜上无名。1993年3月，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鉴于他的特殊贡献，又一次推荐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但结果还是榜上无名。和他一同落选的，还有中国“水稻之父”袁隆平！
像他和袁隆平这样做出了特殊而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为什么进不了中国院士的大门？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科学本身是个艰苦的过程，而科学家一生都将在寂寞与枯燥中度过，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理解。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名院士，但他一生奋斗的目的决不仅仅就是为了一个“院士”。因此，他虽说深感遗憾，却也坦然。1994年，他终于成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但令不少人费解的是，他干起工作来却比过去更加玩命了！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在生活中，有的人是指兔子的，有的人是打兔子的，有的人是捡兔子的。我现在退下来了，兔子是打不动了，但我不想做捡兔子的人，只想做一个指兔子的人。”所以，退居二线后，他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从科技的角度，为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探索一条出路！早在80年代末，有人就劝导过他：“你千万不要陷入到企业的泥坑里去，中国企业问题太复杂了，费力不讨好！”但他当时就回答说：“大中型企业问题，现在是国家最头疼的问题，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须为自己的国家分担忧愁。我设定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20年代，使我国40万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世界接轨，跻身于世界市场竞争的舞台！”
在中国的科学家中，恐怕再也没有人比蒋新松更熟悉更了解工厂、企业以及工人的了。几十年来，他的双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主要工厂，尤其是近几年来，众多的工厂倒闭，无数的工人下岗，使他的心更是无时不牵挂着中国成千上万家企业的命运。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已高达1200万人，他家的所在地沈阳，就是全国企业的“重灾区”，下岗人员已近100万人！甚至有人大胆预言：中国国有企业的前景，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因此，每当面对那些下岗工人无望的目光，失学儿童饥饿的小嘴，待业妇女憔悴的面容，大小厂长焦急的神情，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家，他感到汗颜，感到羞愧，感到触目惊心，同时更感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
本来，他是可以配一个秘书的，也应该配一个秘书，可由于平常所有的调查材料、考察报告、发言讲话等，全都是他自己写，一般的秘书也很难跟上他的思维和工作节奏，即使秘书跟他出去，一般也只能是帮他买个车票、登记个住房什么的，所以他觉得给他配秘书是多余，是浪费，既多花国家的钱，还牺牲了别人的精力和时间。尽管后来研究所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还是给他配了一个很好的秘书，但他出门时依然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让人送，也不叫人接，更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出门时前呼后拥，回来时大车小车，其实狗屁事情也没有。他说，一个人能办的事，何必要两个人呢？装模作样，形式主义，既坑害了国家，又贬低了自己，大可不必11997年初，他终于初步写完了关于探讨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出路问题的研究报告：《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对策研究》——抓住机遇，参加全球化敏捷生产体系。他认为，中国企业体制的最大毛病，是大而全、小而全；就是说，不管是大小企业，能力本来就有限，但只要一组建，就总是把功能搞得又大又全，做出一副包揽天下、什么都能干的样子，结果反而是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干不好。因此，他反对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封建的庄园式体制，提倡全球化的敏捷生产，主张把中国企业的发展放在全球化这个环境当中去，然后用敏捷生产的模式来组织。
然而，正当蒋新松在为解决中国的国有大中企业问题而努力时，不幸的命运却偏偏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3月，一个叫春天的季节。在这个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季节里，作为大自然的人，自然应该尽情娱乐、尽情潇洒、尽情享受一番才是。因为上帝将大自然分为春、夏、秋、冬，意思无非是想让人们分别领略一下大自然的酸、甜、苦、辣；而春天，无疑是上帝对经受了夏、秋、冬磨炼后的人们的最好馈赠。然而，作为科学家的蒋新松，却无暇享受这本来应该享受也可以享受的美好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