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五年的囚徒和断了一条腿！这二者当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却是铁的事实。再说，他离开国防科委已经八年了，国防科委现在人心涣散，工作混乱，一片乱七八糟。他若去接替如此一个烂摊子，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然而，张爱萍就是张爱萍。当叶剑英再次找他谈话时，他同意了。在这即将披挂出征的前夜，还忍不住欣然命笔起来。
第二天一早，张爱萍便出了门。这是1975年3月的一个早上，虽然时令已进入春季，可依然寒风阵阵，冷气袭人。张爱萍戎装整洁，精神焕发，与往日不同之处，是他手上多了一根手柄上缠着红线的黄藤手杖。
张爱萍从病房被抓走后，关进了一间阴冷潮湿、连一个小小的窗户也没有的私设的牢房里。由于长年的关押，加上各种轮番的折磨，他全身开始浮肿，肿得连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而且，严重的关节炎常常令他手脚发颤，连行走都很困难。一天晚上，他去洗澡，一不小心，便重重地摔倒在了水泥地上——左腿股骨当场摔断！由于治疗的不及时和不得力，他的左腿便活活残废掉了！直到1974年他获得自由后，找到一位老中医，经过120天的治疗，才重新站了起来。为了鼓励他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远在广州养病的陈毅夫人张茜特意为他做了一根手杖，并在手杖的手柄上亲手为他缠了一层红线，然后又安排儿子陈昊苏从广州专程赶往北京，将这根手杖送到了他的手上。因此，今天的他当拄着手杖举步前行时，尽管匆匆的步履中比往日多了几分沉重与悲壮，却依然显得雄健有力！只是让司机感到奇怪的是，首次上任的张爱萍今天没叫他把车开往国防科委大楼，而是让他直接开到了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的门口。
这时的研究院大概还未从沉睡中醒来，门前荒草萋萋，一片冷冷清清。车刚一停稳，张爱萍便第一个下了车。但他刚往前走了几步，一抬头，两幅巨大的标语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张爱萍！我们这里不关你的事！
张爱萍！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张爱萍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几步上前，抬起手杖，对准标语便猛地一戳，气势汹汹的标语“哗啦”一声便耷拉在地上。而后，他举起手杖，用力一挥，像当年从壕堑冲向战场一样，率领随从的工作人员，疾步跨进了研究院的大门……
与此同时，他对国防科委机关也进行了严厉的整顿。通过整顿，国防科技战线的生产秩序得到了恢复，不少科研工作开始转入正轨。他和科学家们一起还制定出了国防科委今后几年的技术方案。1975年5月19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并通过了他上报的这个技术方案。
此后，他去新疆、甘肃、青海，跑陕西、四川、贵阳。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深入到最底层了解情况，解决难题，进而迅速推进工作的展开。然而，生活似乎总是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在前方卖命干事的人，背后总是有人在为你精心编织着一张阴谋的网，并随时准备着将你套入网中；而前方干事的人对背后的一切，往往全然不知。
1975年11月8日这天，正当张爱萍全身心地在外地组织工作时，一架专机便将他强行带回了北京。飞机降落首都机场后，一辆专车直接将他拉进了中南海。他刚一落座，一位中央领导便开了口：“张爱萍同志，你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知道了吗？”
“不知道。”张爱萍冷冷地答道。“你在右倾翻案风里，充当了主要角色！你要好好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认真接受群众的批判！”这位中央领导说完，递过一份材料，“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你好好看看，回去认真传达！”张爱萍看了看，知道是有人告了黑状，便冷笑一声，随手将材料扔在了茶几上。
“张爱萍，你这是什么态度？！”一个声音几乎是吼了起来。
“你说是什么态度？我张爱萍就是这个态度。”
另一位中央领导见状，忙将张爱萍劝至旁边，开导他说：“爱萍同志，不就是路线错误吗，何必呢？你就低个头，认个错，不就过去了。”
张爱萍依然傲气十足：“问题是我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呢？”
“认个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别人不都是认了错就过去了吗？”
“别人是别人，我是张爱萍！没错，凭什么认错？凡事总得讲个实事求是！”
“你呀，这个倔脾气，非倒霉不可！”
“大不了摘了我的乌纱帽，没什么可怕的！”张爱萍说完，手杖往地上一戳，愤然而去！
几天后，为解决张爱萍的问题，在中南海又召开了两次小的会议，但仍未帮助张爱萍转变态度。接着，按照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又连续召开了长达25小时的会议，对张爱萍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然而，张爱萍还是张爱萍，他不但不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反而还一心想着火箭卫星。于是，他一边接受着批判，一边拼着命地工作。在政治的会场上，他是挨批挨斗的“革命”对象；在科学的殿堂里，他又是神圣威严的指挥官。他可以从演练结束后的指挥大厅，匆匆赶到批判会场；也可以从刚刚结束的批判会上，跑到即将开始演练的指挥大厅。总之，这段时间的他，始终在两条战线交叉“作战”。
更有意思的是，1975年11月29日，当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后，拿着捷报的工作人员是在批判的会场上找到他的。作为这次发射总指挥的他见到捷报后，似乎忘了自己是一个正在挨批的对象，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地询问各种参数，俨然把一个革命大批判的会场变成了一个办公的现场，搞得组织会议的人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
然而，就在这颗卫星回收成功一个月之后，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联张”的战略部署。于是，对张爱萍的批判，又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规格。甚至，连国家副主席王洪文也亲自参加了他的批斗会！为了维护国防科技战线的大局，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依然坚持每天上班。但随着政治斗争的愈加激烈，他已深切地感到，眼前的这一仗，恐怕很难再打下去了！而且，这一时期里他本来就不好的心脏更加糟糕。鉴此情况，他的妻子、儿女和医生护士们都竭力劝阻他不要再工作了，赶紧住院治病。可他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心里总也憋不过那口气来。直到1976年1月的一个晚上，他才被迫暂时退出“战壕”，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张爱萍又第三次披挂出征。
他拄着手杖，背着氧气袋，迈着颤悠悠的双腿，从这个研究所走进那个研究所，从这个发射场走进那个发射场，将一些拉板车的、当火夫的、种地的、做工的、有病住院的、打断了筋骨的，甚至有意躲避不愿再干的火箭卫星专家们请回了研究所和发射场，并很快绘制出了国防科技战线的宏伟蓝图，即“三鸣惊人”的战略构想：第一步，研制试验洲际运载火箭；第二步，研制试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第三步，在西昌发射同步通信卫星！于是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看到，在这位老兵的身上，既有着儒将的大气、豪放与刚毅，又有着一般男人少有的血性与诗情。他那不羁的个性在他那波澜壮阔的生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张扬，而他那独具光彩的人格魅力，又为他那颇为壮美的人生风景平添了一抹绚丽的彩虹。
1980年5月，中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成功！
1982年10月，中国第一枚潜艇水下发射火箭试验成功！
“三鸣”，只剩下了发射同步通信卫星这最后“一鸣”。张爱萍当然知道这最后“一鸣”的难度，但他更知道这最后一“鸣”一旦成功，堂堂中华民族将会飞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1970年4月中央军委就提出要搞通信卫星，可中国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通信卫星！
尤其令张爱萍气愤的是，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支持下，上海的马天水等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也开始搞起了卫星！他们第一颗卫星发射失败后，接着又发射第二颗卫星；第二颗卫星又发射失败后，竟然还要将第三颗卫星运到某发射基地去打！但发射基地归张爱萍管，没有张爱萍的命令，他们寸步难行。于是马天水打电话找到张爱萍，张爱萍接到电话后，十分恼火，说：“发射卫星是件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卫星的地面实验都还没做，就拿到天上去打，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黄金当水漂打嘛！”
“没关系，我们准备了四颗卫星。如果第一颗不行，我们就打第二颗，第二颗不行，我们再打第三颗，第三颗不行，我们再打第四颗！”
“如果第四颗还不行呢？”张爱萍急了。
“那我们再造嘛！”马天水说得很轻松。
张爱萍一下火了，将手中的手杖戳得“咚咚”响：“要是按照你的这种打法，别说中国打不起，就是美国苏联也打不起！告诉你吧，没有经过严格的地面试验，卫星是不能发射的！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发射，那你就自己去发射，我们的发射场不能给你提供条件！”……科学被政治如此地折腾来折腾去，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张爱萍再度出山后，马上便找到中央有关领导汇报了通信卫星的有关情况。中央对张爱萍的设想和计划表示大力支持。于是，张爱萍这才于1977年9月5日把通信卫星工程定为国防科委的重点工程，也是全国的重点工程。但宝贵的时间毕竟被耽误得太多太多。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迷人的赤道上空已经被少数几个国家打入了100多颗通信卫星！
本来，为了抢时间，中国也曾考虑过先从国外购买通信卫星，但其条件竟是那样的苛刻：买谁的卫星，就必须由谁来发射，而且要价高得吓人：光租一个转发器使用一年，租金就得100万美元！若租一个转发器使用一天，租金就得3730美元！
张爱萍想起此事就有一种屈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刺激。他说：“太空中也有一个联合国席位的问题，堂堂中华大国不能在同步轨道上缺席，中华民族的脸不能丢在我们的手上！买，只能买一个，买两个，却不能永远买下去。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干。我们不光要造出自己的通信卫星，还要用自己的火箭把自己的通信卫星发射上天！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为此，当前“两鸣”成功之后，他便开始全力以赴地抓通信卫星工程。当几项大的工作基本准备就绪之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通信卫星即将升起的地方，也是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们长征路过的地方——中国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场！
7.走进“月亮城”
西昌，自古便有“月亮城”之称。但多数人对“月亮城”并不知晓，而提起西昌这个名字，今天的中国百姓，包括相当一部分外国公民，却很少有感到陌生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昌在许多海外华人和外国朋友那里，已成了当今中国的一个代名词。究其原因，只有一点：西昌拥有一个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流的现代化卫星发射场。那么，这个中国最现代化的发射场，当初为什么偏偏选在了荒凉而又落后的西昌呢？
追根溯源，得先从小平同志30年前的一次视察说起。
那是1966年3月24日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检查完了西北四省区的工作后，乘坐专列前往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当邓小平的专列徐徐驶进基地火车站时，冷冷清清的戈壁滩早已进入沉沉的梦乡。
为了不影响基地火箭官兵们的休息，邓小平决定先在火车上过夜，等天亮后再说。
基地司令员李福泽、政委栗在山等人已经在车站迎候多时。
于是随行的余秋里和赵尔陆便下车对李福泽和栗在山说：“你们这里是大戈壁滩，条件很艰苦，吃住都很不方便。为了不给你们增加麻烦，我们今晚就先住在专列上。明天上午你们向邓小平总书记和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汇报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到技术厂房和发射场看看，就走了。”栗在山政委忙说：“我们这里有招待所，吃住都不成问题，你们就留下来住两天吧，基地的广大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们，都很希望能见见邓小平总书记。”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便下了火车。据栗在山政委后来回忆说，这天邓小平兴致很好，一下火车，便向前来欢迎他的基地广大干部战士频频招手，微笑致意。他一边走，一边说：“这个发射场当初组建和定点时，还是我批的呢！”这里是荒凉的戈壁滩，很艰苦，你们在这儿当无名英雄了！当日上午，李福泽和栗在山等基地领导便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发射场区的建设、布局、训练、试验等情况，小平同志听后，高兴地说：“你们把戈壁滩建设得很不错。过去这儿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现在有了铁路、公路、树木和房子，像个小城市。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你们还培养了一支能吃苦、思想过得硬的专业技术干部队伍，这是我们建设国家、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宝贵人才，要关心爱护他们。在你们组建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成功地发射了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个成绩很大。我们有了保卫国防的尖端武器，今后还要大力发展这项事业！”邓小平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而后走到窗前，望着茫茫的戈壁滩问道：“这儿的山有多高？距边境有多远？”
李福泽一一作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