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典运是一个农民，一直生活在河南的农村；乔典运又是一个作家，从建国初期开始写作，至今已逾三十个春秋。近几年他的创作出现了令人欣喜的突破和飞跃，写出了许多立意新奇，很有思想深度的短篇小说。作为农民，他平等地与身边的农民弟兄朝夕相处，他经历了每个农民必然经历的欢乐和忧患，因而他比一般人更熟悉和理解当代农民的思想情绪。这无疑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但楚，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他的农民身份却又成为一种负担，他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家庭拖累中挣脱出来，去赢得写作时间。更难的是，他身为农民，却必须在思想水平、认识能力上高出于一般的农民，才有可能进入创作的境界。他的生活与创作之间，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多少年来，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坚持着业余创作。起初，他只是粗浅地、直观地反映生活，克服着包括文化修养在内的种种难题，后来，随着思想的深化，视野的开阔，艺术概括能力的不断提高，他开始越来越清醒地、深刻地再现生活了。农民和作家这双重身份的结合，形成了乔典运作品在题材选择，思想倾向，人物塑造乃至艺术形式上独特的格调和色彩。虽然，直到目前，他的作品还没有引起更广泛的注意，但只要认真阅读过他的作品，你就不能不敬佩他对生活独特的发掘和表现的才能。正是有感于此，我愿把自己阅读乔典运作品的粗浅体会写出来，就教于作者和广大读者。
五十年代初，乔典运带着一个翻身农民的喜悦和激情，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以朴实的笔调，热情地讴歌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和这些社会大变革在农村生活的回响。他的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是随着我国农村生活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着的。但是，总的看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乔典运的创作，题材面窄，作品里的矛盾冲突单一化，局限在先进与保守的斗争上。虽有对生活真实的纪录，却缺乏对生活独特的发现；虽有动人的事件，却缺乏生动的个性刻画。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主要靠事件去直接印证某一种观念和政策，而不是用人物性格的塑造来体现新鲜的思想。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主观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题材的创作，深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导致了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直接配合政治任务的倾向。乔典运虽然非常熟悉农村生活，但厚实的生活库存和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只能和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青年作者一样，拥挤在狭窄的题材领域里。当时农村生活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进入他的创作视野。
然而，尽管如此，他也写出过几篇散发着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已经显示出乔典运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思考，这一点与他当前的创作是一脉相承的。在《送地》这个短篇里，通过一个饱经忧患的农民的自述，从不同历史时期农民与土地的不同关系的角度，表现了解放前后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广大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作者对农民的心理状态是熟悉的，作品围绕土地问题挖掘着农民的“穷根”、“苦根”究竟何在？张老汉一家几辈人，为羸得土地奋斗挣扎，争地界，闹纠纷，造成了一幕幕悲剧。而只存到了解放后，到了张老汉这一辈人，才觉醒过来，认识到真正的“穷根”乃在于土地的私有制度。他终于挖出了象征着私有制的“界石”，把遗留在邻村的，祖辈为之流血奋斗的二亩地，送给了那个村庄的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迈出了艰难的一步。这篇小说质朴浑厚，充溢着农民的真情实感，但是它又比较粗糙，缺乏典型概括，基本上是完整地描述了一个事件过程，却不善于多方面地刻画人物形象。到了写出短篇《石青山》，乔典运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作品刻画了一个满怀深厚的阶级感情，热爱新社会，珍惜新生活，不断进取的先进农民的形象。作品极力突出石青山这个人，越是困难的时候，头昂得越高，吃苦不叫苦，总在风雨中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走的进取精神。作品不再是通过完整的事件，而是透过典型的生活细节和富于个性色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石青山的那个“想当年”的箱子，他的二改对联，迁移大队部的行动，都很能突出人物性格。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作品毕竟把农村生活中的矛盾简单化了。仅仅不忘记旧社会的苦难是不够的，还必须正视眼前的实际困难，通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农村中的各种难题，才是正确的。从这篇小说依然可以看出，乔典运很注意观察和分析农民的心理和农民思想变化的轨迹。
乔典运创作上真正的突破，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创作，仿佛从一个狭窄的河床奔向开阔的平野。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写出了一批富于特色的作品。农村和基层生活里繁复多样的矛盾，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进入他的视野，呈现在他的笔端。这些作品的题材和人物，大都非常新鲜，不是某些政治概念的形象演绎，而是作者忠于生活，忠于自己的感受，熔铸着自己的血泪和感情的产物。在《活鬼的故事》里，他鞭挞了一个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忘恩负义的伪君子的丑恶灵魂；在《父子情》里，他以真挚的笔调歌颂了父子两代农民坚持正义的传统美德；《贵客》描绘了在困难时刻的“风雨同舟战友情”；《一百三十个×》和《挡不住的脚步》，则通过忠厚善良的普通农民的特殊斗争方式，表现了汹涌在人民底层的反抗“四人帮”的怒涛；在《气球》里，他塑造了一个标准的中国的普里希别叶大中士的形象；在《平常不平常》里，他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着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在《春秋配》里，他怀着深深的隐痛，揭露了横行乡里的“土皇帝”是怎样拆散了一对贫苦农民的姻缘……出现在这些作品里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既打着鲜明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又是颇为独特的。其中的一些作品，即使在目前全国浩繁的短篇小说中，也很准找到相似的影子。乔典运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同思想解放的要农“接上了火”，便源源不绝地产生着个性鲜明的作品。歌德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见《歌德谈话录》）我以为，乔典运作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