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禾上的第一课是素描课，同学们早早等在教室里，心里有微微的激动。上课铃声一响，教室门口传来坚实的脚步声——唐先生来了！他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西装，戴一副博士眼镜，潇洒英俊，温文尔雅，脸上是平易近人的微笑。这让同学们感到些许意外，在他们原先的想象中，留洋回来的艺术家该是有特别（甚至奇特）的装束、特殊的“派头”的，或是表情上盛气凌人的。但他的身上，这些都没有，有的却是一种朴实的气息。同学们倏然感到一种亲切。
他的开场白，没有直接讲素描技巧，而是谈绘画如何如何苦——“同学们，我们为了艺术，走到一起来了。把艺术做为人生的追求，这是美好的、可贵的。但是，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学习绘画是一种艰苦的事，它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毅力，否则是学不好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请大家慎重思考，如果自己能吃得苦，就来学，如果怕苦，就趁早改学别的，与其将来半途而废，一无所得，不如在未开始前就打定主意，以免白白浪费光阴！”
他就这话题生发开来，旁征博引，谈了很长时间。他语气温和，但话语中就透着严肃，有时还让人感到冷峻，有一种直逼人的心灵的锐利，促使人扪心自问：“我能吃苦吗？我是真心为了艺术来学习的吗？我有为艺术不懈的追求的勇气和毅力吗？”自问之后，便又都来下决心鼓舞自己，还能从唐先生的谈话中获得一种力量。大家还体会到唐先生表现的是一种对学生极其严肃负责的态度，内心受到感动。
唐一禾在执教的同时，仍然坚持他“到民间去”的理念，课余和休息日，坚持外出写生，到劳动人民中间去，描绘劳动者的形象。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生存意志、希望和力量感动着他，激发他创作的灵感，他立下一个计划，准备创作一幅大型油画《伟大的行列》，以表现四亿七千万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他在1935至1936年间，一边画下许多劳动人民的速写，为创作这幅油画准备和积累素材，一边构思，画着草图。
唐一禾宏大的油画《伟大的行列》仅存于构思和草图中，却没有画出来。但如果没有时事的变迁，想必还是可以画出来的。时事变迁，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这时，唐一禾放下自己的创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中去了。
面对日寇的侵略，做为具有一腔爱国激情的艺术家唐一禾，不能不怀着民族义愤，用画笔作武器，抒发对敌人的愤怒，鼓舞人民的斗志。这成为他后来创作的一贯主题。
他又开始了创作宣传画的工作，黄鹤楼下，武汉街头，闹市中心，都留下了他的笔迹。这使我们想起大革命时期他从事宣传工作的情形，相隔10年，但情形却十分相似。创作宣传画似乎与他的艺术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稍有不同的是，他不但自己画，还组织同学们画。他晚上在家画草图，白天在学校上布完成。有时，一个晚上要画几张草图，到了学校除自己完成外，也将草图提供给学生完成。在1937至1938年之间，他领导和组织学生画了40多幅一丈多高的巨型宣传画，在武汉流动展览。其中大部分的画完全是他的手笔。如《正义的战争》、《还我河山》、《敌军溃败丑态》、《铲除汉奸》等。从这些题目看，就知道这尽是一些宣传鼓动性的作品，是主题鲜明、寓意清楚，大众一看就懂的画幅。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画幅只能作为政治宣传品看待，其艺术价值值得怀疑。但是，错了——这决不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而是艺术家倾注了极大的艺术激情创造的精湛作品，画得奔放有力，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但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就是在美术界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尽管这些作品早已不存在了，但它们的艺术价值可以从许多学生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人们回忆最多的是唐一禾创作的一幅油画：《武汉警备者》。这幅画还引起很多故事，而且，后来降临在武昌艺专的劫难也与这幅画有关。
《武汉警备者》是抗战之前“九.一八”事变以后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又对我国关内各地虎视眈眈这个存亡之秋就创作出来了的作品。作为艺术家的唐一禾对时局也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深切地感到祖国日益危急，他要用画笔来警醒国人，因此提笔画了《武汉警备者》这幅画。
武昌艺专学生刘一层回忆：“唐一禾老师奋笔创作此画时，我刚进武昌艺专学习。一次，我从艺专送去南京参加全国画展后收回来的师生作品中见到这幅油画，我立即为它的动人的艺术魅力所吸引，真是一见难忘，久看不厌。此后，虽然几十年来再也没有重见此画，但是我至今仍是记忆犹新：画面的主要部位画的是一位全副武装，持枪屹立的士兵的大半身像。背景是阳光明媚的蛇山公园和春游的人们。一切是如此自然、巧妙，令人恍若置身其境。在你面前有个长像普通、身体壮实、神情威严的士兵，持枪屹立在黄鹤楼附近的一个高地上，正在全神贯注地警戒着脚下滔滔长江和两岸上的动静。作品以其出色的构思和生动的艺术语言形象地向人们宣告这样一个真理：祖国的大好河山，人民的和平生活，只能用抗日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这幅画在那个时候确乎显得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这幅油画于1936年春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深受观众欢迎和称道，引起很大反响。
不料，此画的出现竟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不仅仅是注意，还有惊慌和恐惧。
不过，这也丝毫没什么奇怪。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心里太清楚了，他们早就打着关内的主意，正在图谋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战争。这幅画正暗示了这种图谋的阴险，提醒中国人民提高警惕。心怀鬼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发现自己的狐狸尾巴被揭示出来，害怕中国人民警觉后抗日情绪高涨起来，于是感到惊慌和惧怕。
加之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武昌艺专师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就如同烈火燃烧，早就成为日寇文化特务的眼中钉。
于是就有以下几个镜头：
镜头之一——
汉口同仁医院院长藤田来到了武昌艺专“拜见”唐义精。
藤田装出一副斯文之相，声称自己十分喜欢中国文化，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十分景仰唐校长对艺术教育的执着精神。”接着大谈了一通“艺术无国界”的“见解”，最后表示此番前来的目的，是“诚邀唐校长赴日参观与讲学，以增进两国艺术之交流，共求艺术之发展。”并言“日本政府愿竭诚接待”云云。
唐义精听了，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藤田先生所言艺术无国界，我亦赞同。但国家疆土是有界的，不知何理贵国却屯兵我东北三省，使我国土破碎，疆无完域。藤田先生既居中国，想必知道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要问一声藤田先生，在此国家不宁、山河破碎之际，我能有心思去侵我主权的国家做客吗？”
“这……这……”
此招不成，藤田又提出，他十分欣赏贺良模先生的作品，得知武昌艺专藏有贺良模先生的墨迹，如果学校愿意出售给他，他愿以重金购买。
唐义精说：“学校的艺术藏品，是办学的家当。连家当都卖了，藤田先生莫非是不让我办学了？”
唐义精的话语句句是锋芒，直逼藤田的脏腑，藤田只有发窘的份，最后只好没趣地离去。
藤田此行，是日本人惧怕武昌艺专的抗日宣传，又深知唐义精在文化界的影响，企图利诱收买他，达到扑灭抗日宣传的火焰的目的。
镜头之二——
这回是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直接来人，说是来参观学校。在陈列室里，日本人在唐一禾画的《武汉警备者》画幅前久久驻足，装着十分欣赏的样子，然后说看中了这幅画，提出愿出高价收买。
唐义精和唐一禾以“此画是专为学校陈列而画的非卖品”为由，拒绝卖给日本人。
镜头之三——
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第二次来人，仍然是针对唐一禾的《武汉警备者》。但这回他们改变了方式，不言买卖，而大谈友谊交往与协作。日本人说：“你们是私立学校，没有钱，如果你们将这幅画送给我们，我们将大大地捐一笔巨款给你们学校。”
唐氏兄弟办学最缺的就是钱，但不会卑下地接受侵略者的用心叵测的“施舍”。
日本人自然又碰了一鼻子灰。
日本人恼羞成怒，对武昌艺专怀恨在心，在心里对她记下了一笔帐。
镜头之四——
日本人又来了，这回是驾着装满炸弹的飞机而来的。飞机在武汉的上空盘旋，找准了武昌艺专的位置，瞄准器专门对准了武昌艺专的校舍，然后恶狠狠地将炸弹一批又一批抛下。看着一颗颗炸弹在武昌艺专的校舍开花，日本人感到一种报复后的痛快，发出狂暴的狞笑……
不过这是1938年的一幕，是后话。
以上是武昌艺专和唐一禾在抗战宣传活动中的一些故事，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武昌艺专的师生们对国家和民族所做的贡献。
对于唐一禾的《武汉警备者》这幅油画，武昌艺专的学生、我国著名的报告文学家黄钢在数十年后评价说：
“一幅油画作品在表达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情绪方面达到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在抗战前的我国美术史上，恐怕也是一个不多的先例吧？”
1937年，唐家还发生了一些事，其中一件是收到了一封署名“罗高”的来信。
信是寄到武昌艺专学校的。这封信，在唐家的生活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
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是：唐义贞所生的女儿叶坪现寄养在江西瑞金的武杨围，罗高希望能与唐家接上头，并请唐家将此信转给叶坪的父亲陆定一。
写信人的地址是：江西瑞金武杨围店前街邹永茂号转中赖村。
这封信引起了唐家人许多的疑问和猜想——
罗高是谁？他为什么带着义贞的女儿？他又怎么知道武昌艺专学校的地址？
义贞哪里去了？她有女儿了，但怎么与女儿分开了？
以前义贞在信中说她结婚了，丈夫姓陆，但只说了姓没有说名，现在看来他姓陆名定一。那么陆定一又是何许人呢？他现在在何方呢？
唐家全家人都很着急，一是为义贞担心，不知她现在哪里，情况如何——是生还是死，是安还是危；二是为义贞的女儿叶坪担心，小小年纪，就与父母分离，成了流浪儿，也不知处境可好。
老母亲更是心焦似火，愁肠满腹，终日哭哭啼啼，以泪洗脸，并一个劲促儿子们：“得想想办法呀！得想想办法呀！”
兄弟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要先弄清楚这位叫陆定一的妹夫是谁以及他在哪里。他们分析一番后，认为：妹妹找的丈夫一定是志同道合者，那么，这位妹夫陆定一应该是中共方面的人，只要到中共方面去了解，就能弄清楚。
“对，何不到中共办事处去问问？”唐义精灵机一动，说。
原来，这时候中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南京、武汉等地建立了办事处。唐义精还知道，中共驻武汉办事处的筹备负责人还是他的友人董必武先生。
唐义精立即去了中共办事处。董必武热情接待了他，听他说明来由，董必武哈哈笑道：“原来你还不知道这位妹夫是何许人呀。算你猜对了，他是中共党内的‘秀才’哟。22岁就担任了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现在可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了。长征时我与他在同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更早在江西瑞金时我还见到过令妹义贞，知道他们结了婚，我还真为义贞有眼力找到这样的丈夫高兴呢，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长征路上我倒没见到过她，听说她留在了苏区，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当听唐义精问起陆定一现在在哪里，能否联系上时，董必武一拍腿，兴奋地说：“哎呀，真是巧得很，定一同志正好在南京治病呢！你要找他的话，我介绍你到我们驻南京的办事处去，问问那里的同志，准能找到陆定一同志。”
唐义精回家将情况告诉家人，全家人既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能找到义贞的丈夫了，忧的是义贞竟渺无音讯。唐义精即稍稍安排一下学校的事务后，就匆匆带着罗高的信赶往南京。他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帮助下，果然很顺利地在鼓楼医院见到了妹夫陆定一。
关于这位妹夫，义贞在以前的信中只做了只言片语的介绍，说他“性格似大哥，只知做事业，不知其他”，似乎是一个书呆子的形象，其余即语焉未详。现在就要见到这位妹夫了，他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所见到的妹夫，中等身材，戴眼镜，虽然一身戎装，脸色黝黑，但仍然透着一股书生气，只是那书生气中没有懦弱和犹疑的成份，而是充溢睿智和刚强。外表虽然很普通，但具有独特的内在气质。
唐义精在心中感叹：共产党人，个个都有不凡的气度！
他们紧紧地握手。陆定一亲切地喊唐义精“大哥”，关心地讯问全家人的情况，也细心地问了他办学的情况。他是来南京治疗痔疮的，他说他治完病要立即赶回前线，很抱歉不能到武汉看望唐家人，要唐义精回去替他向大家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