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有许多党内领导干部，他们没有读过大学，从贫瘠山沟里的土窑洞中成长起来，却很有水平，很有风度，是很优秀的。除了有较高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之外，衣帽永远是那样的整洁，表情也总是那样的认真严肃，言谈举止也是老百姓心目中“公家人”的标准形象，总给人以亲切宽厚、可靠成熟的感觉。这样的干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一代是1925年前后参加革命的，可称之为老一辈职业革命家。这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代，解放后担任过我国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是在中国单命的史册上留下姓名和业绩的一代人。第二代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建国后长期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第三代就是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又长期在陕北地区工作的一代人了。这三代人，是西北革命的重要结果和党的宝贵财富，也是陕北人民的骄傲和自豪。笔者有幸在他们中的一些人领导下工作过，有机会了解了他们的革命经历和精神品格。
他们的言行给我以启示和教益，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和良师益友。张史杰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年龄的差别，我认识张史杰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了。当时我高中毕业在延安县农村插队，张史杰是县委的主要负责人。
他的工作作风很深入，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约是1975年，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在工作中认识了他。那时县上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四干会，大队支书可以到县上面对面听县委书记做报告，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那时候却很普遍。记得他还亲自到村里来检查指导工作。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陪他在刚刚返青不久的小麦试验田里查看麦情。没有前呼后拥，也没有记者相伴，更不同于一些人那样像演员似的对着镜头装模作样、扭捏作态。
他只是不时地蹲下身査看墒情和麦苗分蘖情况，认真地问长问短。
他的严细务实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在县上领导班子中，张史杰是有名的务实派，人们亲切地叫他“张书记”。我至今也不很清楚他当时的确切职务。
他下来工作，总是穿着一身深灰色“涤卡”中山装，那是那个时代的干部服，内中的白衬衣洗得干干净净，天气再热也是衣着整齐，头上有时戴着一顶草帽，有时草帽是背在背后的，衣袖捋起来，风尘仆仆，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的样子，叫你很容易想琴电影里面的焦裕禄。我的印象中，他的工作作风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的确是很像一个活生生的焦裕禄站在自己面前。那时候，他的严细务实作风，的确在全县影响很大，各级干部都是暗暗地以他为榜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他提出并领导干的三件事，至今仍然看得到。一件是农田基本建设，提出的口号是人均五亩基本农田，这是达到了的。梯田、坝地、堰地、川水地，至今仍然是群众的基本口粮田。二是开启了延河改道工程，将包括西河与南河在内的延河流域弯曲宽阔的河道，截弯取直，既疏通了水道，又营造出数万亩良田。三是河川迎坡面大面积退耕、大规模地植树造林，至今所能看到的延安城南川、西川、东川以至远郊地带两侧山上阴玻的用材林、阳坡的经济林基本都是那时栽植的。这三件事，延安人至今仍在受益。因此，知情者提起张史杰仍然是一片赞叹，流露出深切的怀念之情。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四十多岁，风华正茂的人，已经成了年逾七旬的古稀老人，但当年的许多往事仍然留在记忆中，无法抹去。张史杰对于我个人的成长是起过言传身教作用的。
他非常重视培养年轻干部。我当时是全县当地知青担任农村大队党支部正书记的为数很少的一个，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一次在县上礼堂开大会，他特意把我安排在主席台，坐在他的身边，问长问短，那种荣耀、温暖及鞭策与鼓舞，使我终生难忘。1976年冬季，粉碎“四人帮”不久，陕西省委党校在延安柳林村开门办学，张史杰在全县农村基层干部中挑选四五个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支书，以基层“理论骨干”的身份参加这次为期四十余天的学习，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经典和中央有关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文件及四十多个附加材料，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及时地为我们消除了思想疑虑，解除了思想包袱，从此，轻装上阵，赶上形势发展要求。这次是同他接触最多、了解最深的一次。
他的求真务实、刻苦读书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他的务实作风，还体现在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关怀上，真正是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我的父亲是解放后，即50年代初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出差来延安的水利工程师，当时曾担任过地区水利工作队副队长，足迹踏遍了全区各县的山川河流，几乎每个县的第一条自流灌溉水渠，包括黄陵龙首渠、宜川英旺渠、吴旗宁塞渠、安塞杏子渠、延安延惠渠等，都是他亲自带人测设施工完成的。以后他又长期在延安县工作，先后参加王瑶、孙台、松树林、中山川等水库的测设与施工，是张史杰熟悉并多次表扬过的一位科技工作者。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为父亲的工作级职问题，我曾到县委找过张书记，只讲了三言两语，他便明白了来意，大约一星期之后，便为父亲落实了工作和待遇，我们全家都很感激。这件事，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工作热情。柳林学习结束后不久，我被任命为联队党总支书记，除了继续担任川口村党支书，还兼任川口、赵窑、冯坪、南岸等四村联队党的总支书记。据说是县委领导有意要让我担任公社书记，先如此过渡一下。我知道，这肯定是张书记的意见。我当年仅二十岁，工作热情极高，但缺乏经验，他对青年干部的关心和爱护由此可见一斑。以后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考上了大学。记得那年春节前我回延安上学，张史杰与“气死牛”郝树才一道以正式代表身份去北京参加全国四届人大。我们在西安火车站邂逅相遇。
他听说我要去脱产学习，显出有些惋惜，说脱离工作学习完了，一切还要从头开始。”我知道，他是很注重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的，特别是在工作中已经迈开步子的人，离职学习，并不见得很好。
他自己就只读过六年小学，大量的知识是参加工作以后自学所得。那时候的社会风气与眼下不同，人们更注重实际水平，而并不看重文凭。那次短暂的见面，也许他自己已经不记得了，但在我的心中，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的那句话，我铭记了几十年，上大学期间，每年假期我都要到农村或基层调査研究、体验生活，采写调查报告。平时也特别注重写作练习，力求了解社会，掌握实际本领。以后参加工作，也总是努力在工作中克服理论学习脱离实际的问题。大学毕业后，果然应验了他的话，“一切都从头开始”，先是在市委宣传部门帮忙，后分配到市郊一所中学教书，我不安心教育工作，想到文化单位或党政部门工作，无奈之中便想到了张史杰。那时他已经因延安水灾问题被免职，调到省文化厅担任办公室主任。我到西安，当天傍晚时分，经作家路遥指点在钟楼附近的北大街第一条胡同省文化厅见到了他。
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不好，但在我面前没有丝毫的流露。听明了来意，二话没说就拿出纸笔给当时的延安市教育局艮樊文贵写了一封短信，我便因此而调出教育界，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工作。为有志青年牵线搭桥，显然是他愿意做的事情。这种助人为乐的长者风范，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在以后的为人处世时，有意无意地就要以他为榜样，办一些类似的事情。心想一件事情，对自己可能只是举手之劳，而对于一个青年，一个对于自己的处境与前途无能为力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是影响终生的一个转折。我那时少不更事，长途拜会老领导，连一把陕北的小米红枣或南瓜子也没有带，只是空手赤拳，只是带着一脸愁容和一颗焦虑的心。但我至今也不知道，当张史杰同志在自己蒙冤不顺的情况下，严肃认真地提笔为一个无名青年写那封短信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在此祝愿：好人一生平安！的确，写这篇回忆，我是饱含感情的，是埋藏和酝酿了几十年的一份真挚的情感。我总想着要把在自己人生成长起步的过程中，那些给过自己哪怕只是一点支持和帮助的人们记录下来。中国有一句古话讲得太好了：“滴水之恩，肖以涌泉相报。”“知恩图报”，这是中国传统美德中值得发扬的精神。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忘恩负义甚至过河拆桥的行为。而这一点，也许正是区别一个人品格高下的分界。不光是对我，据许多熟人回忆，他们都得到过张书记的无私帮助。我想张书记那样做，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
他来自群众，受益于群众的养育、支持和保护，他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诚心诚意地为普通百姓，包括那些素不相识的群众办事，正是以恩报德。1985年我由延安行署调到省委研究室工作，张史杰仍然在省文化厅，我曾看望过他。
他显得苍老了许多。延安水灾问题，终于重新得到了公正的处理。问题解决后有一段听说省委有意要他担任陕西日报总编，未见落实。不久就到铜川市任副市长了，那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一次到铜川市搞调研我去看望他，他刚刚下乡回来，风尘仆仆，精神饱满，情绪很好。
他分管农业，因铜川仅有宜君、耀县两个农业县，记得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下乡是按乡镇跑哩。”看得出他又像当年在延安县工作时一样，一心扑到工作中去了。“工作着就是幸福的”，这是我在他身上所体会到的。他谈到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总是那样兴致勃勃、全神贯注。
此后不久，我调到北京工作，听说他担任了铜川市政协主席。1995年，我应邀去铜川参加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活动，又见到了张史杰。那时他大约已经快退休了，送给我几本自己编著的书籍，记得有延安、铜川的历代诗文集注，有当地风景名胜介绍，也有自己的文章汇集。其中有一本《笔耕屐印》，我仔细地读了。书的内容正像书名一样，收人了作者50年代写的一组通讯文章和80年代访问欧洲和海南省写的游记、日记和文章。三组文稿，分别取名为“欧洲之行”、“风光旖旎话海南”和“延河往昔”。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其中三十余年，没有文章收人，可见在此期间，作者是以实际工作领导者的身份在繁忙的工作中度过的。从他青年时期和壮年时期写的文章来看，其思想与文笔是深刻、简洁而不乏才气的。可以断言，如果张史杰专门从事写作的话，陕北地区将会少一名优秀的党政领导干部，而多一个柳青，多一个路遥。
他完全具备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写作才能。其实也看得出，张史杰青年时代是立志于从事新闻和文学写作的，这一点我没有询问过他本人，但从《笔耕屐印》里收入“延河往昔”那一组少作中，可以看得出。
他—参加工作，就在战时文艺宣传队当演员。1948年又到陕甘宁边区《群众日报》做编辑。全国解放后调去创办延安报，任报社记者、编辑，由于工作出色，年仅25岁就担任总编辑。
此后服从组织分配，先后担任地委秘书长、延川县委书记、延安县委书记、延安市委书记等职，可谓重担在肩，日夜奔忙，无暇操笔，直至年近花甲工作退居二线之后，他才重操旧业。整天读书、编书、写书，潜心其间，乐在其中。《在黄土地上奋斗》是张史杰克服疾病困扰，潜心撰写的一本书，大约30万字。我阅读了这本书，文笔朴实，史料翔实，总结回顾他自己一生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延安30年的变化。既是自传，也是—个地方的风云录和变迁史，在时代前进的大背彔下，留下了一个人成长进步的思想脉络和奋斗轨迹。
是一本难得的文学自传。今年3月，张史杰致函给我，言他将90年代曾经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过的《笔耕屐印》又增添三分之二内容，全书约15万字左右，并且诚恳而谦虚地说：“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全部内容是我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只有几篇是离开延安后在西安写的广我认为请现在延安市委一个负责人写个序言最好。你是管宣传文化的，又是我的挚友，因此请你写最合适。”我读了他的来信，既感动又不安。我心里明白，为他的书作序，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我都是没有资格的，侣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倒是我久已有之的心愿。我采写过不少的人物，自认为对象的选择是很严格的。我不会轻易去歌功颂德，凡是写了的，都是真情在胸，张史杰是我敬重的一位老领导。
他讲我们是“挚友”，是的，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对于陕北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感情是同样真挚而深厚的。我们是忘年之交，愿友谊长存。2001年7月5日于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