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前推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我们既热情又无知。试图爬过文学写作的门槛，做着鲤鱼跳龙门的梦，跌跌绊绊，糟蹋了不少的笔墨纸张和信封邮票，熬眼费神，而不得真经。文化大革命，能有什么良好的文化大环境？文学的标准，写作的功用，也只能是那个年代政治经济文化舆论所需要的。标语口号，豪言壮语，加上空洞的抒情，浮泛的辞藻，就是文学作品。好在我们可以读到普希金，读到曹雪芹，读到卢梭，读到泰戈尔，审美的趣味便与当时的专制文化产生了冲撞，究竟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作品，便慢慢领悟了许多。
也就在那时候，陆陆续续从报上读到了李若冰的《神泉日出》系列散文。写的仍然是毛泽东的故事，却从作者的走访中读到了上地与人的情感，战争、风物、人情，在作者的诉说中唤回了真实的文学与文学的真实。风格是纪实的，文笔是优美的，让我们这些还在咿呀学语的习作者有一种亲近文学的惊喜。面对当时的社会状态和文化气氛，由此而多了一份写作的自信和宽慰。因为在当时，读到的更多是非文学的政治传声简一类的文字，《神泉日出》对我们这些翻越文学门槛的虔诚者来说，就不仅是耳目一新了。
回头重读《柴达木手记》，便读出了同一作家不同时期作品所共有的心性与文品。不欺人，不卖弄，不信口开河，不玩世不恭，以见识和诗意，智慧地向世人表白自我的言语，扎根传统集纳现世，人与文章皆不过如此，这是值得尊敬和爱戴的。之后，每读一部作品抑或是三言两语的一篇文字，读着读着，就读出遮蔽在文字之后的那个言说者的音容貌相来，读出他或她的性情和为人来，是与我对话，或者是我与谁交谈，这种交谈是否融洽，是否有意义。尤其是读认识的熟识的人的作品，是把作者一起读，喜好与厌恶，取与弃，就有了选择。我总选择那些善良而美好的书来读，力争借鉴其精华，丰富自己的学养。八十年代初，有机会与李先生同行，赴徐州参加首届中国散文学会年会，耳濡目染，受益匪浅。李先生身为德高望重的前辈散文家，一不摆谱，二不清高，和蔼可亲，乐呵呵的，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扶植后学，关注年轻人在散文艺术创新中的见解，吸取新的知识，使得宝刀不老。之后，在李先生的主持下，由我们几个年轻人张罗，成立了陕西散文学会。李先生当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李先生的信任关照下，我所在的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安市作家协会办起了全国第一家《散文报》，贾平凹主编，我当副手。记得李先生的创刊题词是真情是散文的生命，真情，既是李先生所坚持的散文观，又是对散文后学的教诲。可惜，《散文报》仅出过几期，因故夭折。其中是非曲直，当是后话。却是负了李先生及众文友的期望之情，也总算办过一件尔后还值得提说得起的事情。
也就在此前后，陕西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可观的现象。老中青三茬散文家在态势上趋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引起了全国文坛的关注。有几次研讨会，认为Ⅲ自陕西作家的散文作品，基本上是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富于阳刚之气，纯正之美，情感真挚，生活厚实，有历史纵深感和浓郁的诗境。同时，也有变革意识浅显，思维空间狭窄，散文概念不尽宽容的一面。活化心理视野和情感体验，挖掘艺术素质的潜能，使散文艺术真正回到开放性的艺术散文本体，是当时陕西散文界自己的呼吁。相继形成的新时期陕西散文群落，到现在是可以看清些眉目了。时由李先生主持的陕西散文学会，回头看看，当是功不可没的。个体创作当是自个儿的罪自个儿受，因为个体生存于群体之中，创作群体的环境因素便不是无足轻重了。说起往事，文友们偶尔提到丈八沟的笔会，宴席散了，李先生还与我们几个年轻人喝得正兴，那酒是烈性白酒，少说每人也喝到半斤八两，李先生还拿出访日回来带的七星烟让大伙儿开洋荤。我想起陕西省作家协会开的那次颁奖会，李先生作为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委，把《市长张铁民》的获奖证书递到了我手里时，李先生的那份激动让我难忘。他说我为陕西为西北争了光。我心里清楚，其中饱含了《延河》编辑们和李先生的操劳与厚爱，我是感激不尽的。
水的流动，时月的推移，人的更替，有源有流，有明有暗，总有一种传承的力量。俗话骂小人：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不是无师自通的天才，在散文写作上，在文学道路上，在为人处世上，李若泳先生是先生，我们永远是学生。
《永远的诗人》200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