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作者或出版者为其作品做广告的手段层出不穷，诸如在媒体上刊登有关作品的评论推介，举办作品研讨会等等。而最简便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在一本书的封底印上一些名家的简短的评价文字；这种办法由于既简便，又不必付什么稿酬，越来越多地被文学作品的作者或出版者所采用。俗话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种刊印于一本作品封底的广告式的评价，大都是对于作品的肯定和颂扬，而且这种肯定和颂扬又大都有点过了头。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由于—些推脱不掉的原因，也不时被人约为某些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写这一类刊于书籍封底的广告式的评价，对作者和出版者这样做的苦衷颇能理解，对有些广告式的评价写了些过分的不实之词，虽不以为然，但也不予深究。
但是，最近发现这种刊于书籍封底的广告越来越离谱，实在让人难以再三缄其口了。
—是某些作者和出版者竟然把人家写的广告词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写，当然，这种改写绝不是往坏里改，而是往好里改，把对作品的肯定与颂扬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以欺骗读者和公众。
更难以容忍的是，有的作者与出版者，竞自拟肉麻吹捧自己作品的广告词，然后强加给某一名人（作家、评论家和学者）这种做法当然更加卑劣。前不久，在一个饭局上，一位朋友把一位作家刚刚由北京某大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篛小说新作转交给另一位朋友，说是受那位作家之托转交的。当然，打开书的扉页，有“某某某老师指正”的题词和作家的签名。再看封底，赫然印着一段由这位受赠的朋友署名的广告式评价，当然这段评价给予这部作品以极高的评价。看了这段话，那位受赠的朋友感到啼笑皆非。因为这部新出的长篇小说，他既从来未矜读过，也未听说过，何来这段评价？显然，这段广告词是出于作者自己之手。对于这种强加的广告词，我的那位朋友当然感到十分愤怒，似是感到如果写文章或发表声明加以揭穿，又有点杀鸡用牛刀，于是感到非常尴尬……如此等等，真是让我开了眼。书刊广告如此造假，如此盗名欺世，恐怕不是一个“脸皮厚”所能搪塞过去的！
有鉴于此，书刊广告也必须打假，必须把造假者的嘴脸与造假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共唾之！
读经与文言作文
近些年来，在中小学生的语文教育上出了些新鲜事。诸如“新概念作文”推出后，少年作家层出不穷，算是给一些急切希望成功的少男少女找到一条“终南捷径”，此事已引起文坛内外的蜇视，就不再絮叨。这里想说的是另外两种新鲜事，即提倡读经与用文言写作文，拟就此两件事说出我的看法。
提侣少年儿童读经之事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标榜重视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人士鼓吹读经从娃娃抓起，就像踢足球从娃娃抓起一样。据说这样做，就可以打好国学的基础，培养国学人才。发扬光大民族文化传统，也可以培养青少年的道德风范。于是，有的学校在中小学的正常课程之外，加了读经的国学课程，有的还专门创办了以国学课程为主的学校。一时间，少年儿童读经成了时髦的话题和教育的热点。所谓“经”者，“四书”、“五经”也。“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宋代以后确定的，“五经”包括《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等五部儒家推崇的经典。
“四书”、“五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宋代以后，就成了科举的教科书和孩子启蒙教育的必读课本。应该说，“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就当时说，如有阅读能力，读点“四书”。“五经”也不是坏事。但是，当前一些鼓吹少年儿童读经的文化掮客间封建社会尊崇的“四书”、“五经”的腐儒一样，是想以读经来禁锢和规范读经者的思想和行为，那就不珐一般意义上的弘扬传统文化了。于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片读经的鼓噪，就有点同时代不怎么和谐了。
在中学生中，提倡用古文（即文言文）写作文，始作于高校入学的作文考试。2001年高考语文作文中，南京的一位考生用文言文写了一篇作文，题为《赤兔之死》，令评卷者拍案叫绝，给了一个满分，消息传出并经媒体炒作，遂形成一种用文言文写作文的时尚，据说，2002、2003两年又陆续出现一些文言作文的状元，有人把这种高考和平时习作中用文言写作文的现象称为文运动“。看来，这么一场“古文运动”，人有愈演愈烈之势，前些时候，我参加《青年文学》杂志杜等单位举办的“中学生性情作文大奖赛”的终审阅卷之作，就发现有一些参赛者用文言写作义，并居然受到部分终审评委的欣赏。有的还认为文言优于白话，还举例说“卧具”这个文言词比“床上用品”这个白话词组好云云，提俏中学生用文言写作文。看来，肇始于高考语文作文用文言写作，并推广于平时中学生作文的这场“古文运动”，既有声势，又有倡导支持者，绝不可等闲视之。照我看来，提倡中学牛读点古典文学作品，以提高文学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提倡中学生用文言写作，那无疑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对提高中学生的写作能力是没有好处的。
「守望相助」赞
在万众一心抗非典的不平常日子里，新闻媒体有几个常用的词语，其中就有“守望相助”这一让人听来感到温暖的话。
人们为了抗击非典，或者准确地说，为了躲避瘟君非典，尽量呆在家里。而为了互相关心和鼓劲，共同战胜非典，只好通过电话或其他通讯方式相互致意，这就造成一种“守望相助”的态势。可以这么说，“守望相助”是抗非典特殊时期人们交流感情、表达关心，相互激励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相互救助、共渡难关的一种体现。
“守望相助”让人感到温暖，感到振奋。大概自4月中旬起，直至整个“五月攻坚战”期间，我在一个半月中基本上把自己关在家里，只是坚持每日的散步和偶尔到附近超市购物，可以说是足不出小区，足不出户。这是几十年所罕见。在这段时间内也读书写作，读报看电视，关心抗非典前线的任何一条讯息，但是精神上总是处于抑郁状态。靠什么作为精神支柱来战胜瘟君非典呢？相信科学，相信白衣战士，相信党和政府，这是不待言的，但是，更直接的精神力量却是来自亲人和友人的“守望相助”。一个多月中，儿乎每田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大洋彼岸朋友们的热情电话，询问疫情，告戒防疫，激励斗志，增强信心。每一个电话都好似一股暖流流进心田，每一个电话都凝聚宥一片友情温暖人心。尤其是一些平时不怎么联系的朋友，在这个非常时期还从遥远的地方打民途电话来慰问我这个处于重点疫区的老头儿，更是叫人感动不已。除了电话，有的还给我发手机短倍息，存的还把要说的话编成顺口溜，每次阅读这些短信息总感一种安慰和激励。我的好友湖南作家聂鑫森先生特别来函并附图画《丹竹图》表示慰问。画中题词曰：“古人燃竹以爆，谓可驱疫煞，今特作得丹竹图奉何镇邦先生，叱令非典勿侵其室，全家吉祥如意。”拳拳之心，颇令人感念。总之，在众多的长途电话、手机短信和书信中，我充分亨受到“守望相助”的乐趣，也真正理解到“守望相助”的精义。因此，我更大声赞美“守望相助”，并希望后非典时期也要发扬这种精神。
上面说的只是我个人领略到的朋友之间的“守望相助”，其实，个人之间是这样，国家和地区之间何尝不是这样！在我国部分地区逋遇非典，尤其足北京地区非典肆虐之际，不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世界各地朋友的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和慰问，来自全国各地对北京的支持，看到上海的疾疗器械一车车运到北京，广东康复的非典患者的血液一滴滴地输进北京非典患者的血管里，来自全围各军区医疗单位的白衣战十云集北京小汤山医院进行抗非典的大会战……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守望相助”的生动表现吗？
当然，在万众一心抗非典的特殊时期，也有一些不法奸商趁机抬高药品或防护品价格谋求暴利，但这一切比起“守望相助”的精神和众多白衣战士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来，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场万众一心抗非典的斗争，让我们看到民族的希望。因此，我要再一次赞美“守望相助”精神！
感受法律的人性关怀
初春时节，春意渐浓。我们一行应天津市司法局的邀请，到渤海之滨的天津经济开发区；访问，了解司法行政的情况，去亲身感受法律的人性关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以20年来在33平方公里的盐碱滩上创造出的辉煌业缋固然吸引着我们，但20年来司法行政工作如何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桩桩动人的故事似乎更打动我们，尤其是去年春天刚刚成立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律援助中心所从事的新鲜而有意义的工作更是让我们听后看后激动不已。
我们在听到法律援助中心的赵欢主任生动而清晰的介绍后要求访问法律援助中心的。赵欢是一位有20年从事律师工作和涉法媒体工作经验，干练热心、思路清晰、莕于表达的法律工作者。她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难怪法律授助中心成立不到一年，她把中心的几位专职律师和工作人员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法律授助，“148”法律服务专线，公职公司律师业务推进以及法律顾问团的事务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干出一番不俗的成绩来。
法律援助中心在开发区第一大街行政人楼第15层办公。乘电梯来到这儿，发现办公的条件相当好，足以显示开发区对法律搜助工作的重视。据说，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勇在视察法律援助中心时，十分关心中心的设备配套和经费的支持，连受授对象登上15楼乘电梯有没有困难这样的细节都询问到了。怛更吸引人的是中心里有一种既严肃又温馨的氛围。我们在宽敞、洁净的接待室里，感受到这种氛围；在会议室里同每一位法律援助律师的交谈中，也感受到这种氛围；尤其是在蕴含着“慈爱之心”，“援助之手”，“保护之盾”等三层意义的法律援助的标志中，更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氛围。
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法律往往只有一种象征权力的威严的面孔，法律虽然是公正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似乎是一再申明的，但是，一些无力请律师，交不起诉讼费打不起官司的弱势群体，是很难享受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待遇的。2003年9月1日，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法律授助条例》的正式施行和各地法律援助中心的建立，无疑给那些打不起官司的弱势群体带来了福音，为他们撑起一片法治的蓝天。我们在对天津经济开发区法律授助中心的短暂访问中，深刻地感受到法律的人性关怀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温馨。据我们了解到，在开发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全面启动的八个月（2003年4月一11月）中，共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事务80余件，涉及受援当事人近2000人，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同时，积极应对多起群众性、突发性涉法事件；中心内的“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每天24小时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共接待各界人士来电、来访1500余人次。这就是个仅仅辐射33平方公里，只有6个专职人员的法律援助中心在8个月里做出的业绩。在这单调冰冷的数字后面隐含着法援中心工作人员们多大的工作热情和多少心血！由于有了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逐步建设和完善提升党和政府威望的“民心工程”，依法治区的“形象工程”以及依法治区工作中的“希望工程”、不仅给成千上万急需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带来人性关怀，也为开发区的法治建设和“民心工程”添了砖加了瓦。其贡献不可谓不大啊！我在这次短暂的访问中，似乎逐渐认识到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大意义：它不仅给千千万万需要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众送去公正和温暖，为他们撑起一片法治的蓝天，更重要的是担当起了增强党和政府同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纽带。
在同赵欢主任谈到春节前有一次接待200多位需要法律援助的民工时，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200多名民工涌进中心不大的办公地点，衣衫褴褛，由于长期没条件洗澡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中心的律师和工作人员们要一一为他们登记，甚至为他们送水送饭，这需要多大的工作热情和耐心啊！
在巡视接待室墙上排满的受援当事人送来的表示谢意的锦旗时，在听到刘岸新律师讲述一位每天步行来中心办理受拨事务最后把省下的十多元钱买了矿泉水送给律师们表示谢意因而深受感动的事迹时，在同具有模特的身材“尤其擅长办理刑事、民事赔偿、劳动争议等案件”的女律师王丽谈论办案的艰辛历程时，也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
向默默无闻干着崇高的法律捩助工作的律师们致敬！祝他们的工作有着更加灿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