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人天！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是年少时候常背诵的，后来知道了殷瑶在《河岳英灵集》说的“语奇体峻”，再看另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北风卷地白草折，胡风八月即飞雪”引出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便有了并不轻松的感受，不是赏景，那里面的赏意与才情放在战争的大背景里怎么也让人不舒服，正如血戮的动作，硬要给它一个慢的写意镜头，硬要用了艺术滤掉根本与艺术无涉的真实，虽然也会一时看了好看，麻醉一般，却抹平了残忍在人心本应激起的公愤，诗确是好诗，如果不是那战事的背景放在后面，如果单从纯诗去看。
然而！这首诗，虽然也有“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有“瀚海阑千百丈冰，愁去惨淡万里凝”，有“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的边地艰辛，然而已然化为了将士意志的表现托衬，心境是好过了在高氏府下，证明是高氏府下第一次出塞期间几无一首的送行诗，到了二次出塞的这一阶段，出现了使诗学家认为将唐代边塞诗推至峰顶的正是以战事为背景的送封氏的大量出征诗，很有意思，封氏一个人的作为可以改变一个诗人的对人事的看法，这个跳跃，又是如何在岑参心里完成的，值得究探。所以，“三军大呼阴山动”的气概压过了“战场白骨缠草根”的沉郁，岑参的调子一下子高亢起来，思乡之情在这里几找不见，反而是“誓将报主静边尘”，对应于“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的，却是“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这里，他最著名的诗几乎篇篇写给封氏，《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以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也篇篇如殷瑶叹说的“语奇体峻”，单“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一句就足以够得上这个评价，边地天山，确一洗岑参来自乡园抑或更来自未有知遇的哀凉愁怨，这里，风情景物是无大别的，两次出塞所距不远，况且北庭在地理意上还远过安西，然而，岑参的思乡却在更远的地理领域中无所表现，乃至让人觉着荡然无存了，这里，怕也不是长了六年的年龄阅历，那么，封常清这个人在岑参的诗格调里不能不说至为关键，感恩与知遇，是一个文人最易动情之处，表达的方式就是可以写下的文字，对于高氏，岑参没有这份恩和遇，则几无一诗送其出征，封则不同，岑参被以节度判官身份相邀，且相处和睦，骑马击剑，岑参已不只以书生身份投入边地，而俨然也能参与部分辅佐事务，所以那送封氏出征的诗也确发自内里，没有什么应酬和矫情成分，历史对封的评议也高于对高仙芝，比如“每出征或乘驿，私马不过一两匹”的俭朴作派，贫孤出身的他似乎并不志在用流血去邀功，而只坚于守御的使命，当然无论史册如何，作为一个边地将军是不可能在他那一任里不流血的，征战，平定，这些安全的文字后面，其实确是白骨缠草的，当然战胜一方如何对于虏兵老幼是另一回事，也许封比高做得好，但是知遇在这里所占的大比重似乎也使岑参获得了边地豪情的同时也陷入了对诗本源意义的盲视，诗与血又如何搅得到一起，这里，个人，百姓，有了倾斜，所以每读边塞诗，每每感叹于它大气象同时，也心里陡然一冷，对于那气象背后的东西有了警觉。
倒是元代一个不怎么有名的人写下的诗教我观之震动。
不怎么有名，是指此前在我不短的求学生涯各级语文课本诗词大家集成或者历代文学史中从未见到过这个名字，或者也有介绍，因为言简而忽略了？
这个人，名叫萨都刺，从名字看不是汉人。至今我看到的他写黄河的诗有两首，其中一首还是写古黄河的，诗中看好像在下游，根据“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可以推断是写改道之后的古黄河的，大约在汴粱一段也未可知，这位诗人看到如畴的田亩，想到的却是人——“堤长雁麦秀，不见筑堤人”，这节跳出景外让心怦然一动的诗句，不仅是沧海桑田的变迁之感——它在这里也嫌小了，而是，何以睹物恩人，而且又是那一个被诗情文心均遗忘得干净了的底层群落呢？萨都剌的另首诗题为《早发黄河即事》，文辞朴素到识字的小学生都能读懂，在曙色、树林、树墟、茅屋、垄丘的景致里，却是“官租急征求”和“夜有盗贼忧”的生计不保，相对于此，他写了“长安里中儿”类的富家子弟——“朝驰五花马，暮脱千金裘。斗鸡五坊市，酣歌最高楼。绣被夜中酒，玉人坐更筹”，确是“生长不知愁”地衣着无忧着，然后笔锋一转，“岂知农家子，力穑望有秋”，他们凿实也是裋褐不完整，粝食粗食都吃不饱，还有“上以充国赋，下以祀松楸”，以致在修堤筑坝中“饥饿半欲死”，于此，诗人发出了“古人有善备，鄙夫无良谋”的哀叹，但还是要“我歌两岸曲，庶达公与侯”，尽自己传达民苦的责任，虽然也知道更多时候，这样传达的结果大约也争不得谁人立听与动容，所以会有诗最后两句出来，写底层，更是写自己，“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这幅形容，可能距那一个征服者的团体有些远，真正凉的倒真不在短发，而是内心，站在那样一个风中岸上，解下的那样一些生计的疾苦，作为一个也许就是征服者蒙古族团体中的一员，他所看到的汉人，应就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诗中一句“河源天上来，趋下性所由”至今并不能太读懂，但是整诗的旨意明确得很，甚至与他所处的时代阶级民族均不相容，萨都刺也说到了“天上来”，放在诗里，却看不出居于事外的慷慨，倒是沉涩，也许更有反讽，这一点，是与唐代大诗人们言及“天上来”大不同的，与历代诗人的借河言志抒臆也有着划分，“天上来”里，主观的个人的少过河本身，那个沉默得多的对象，萨都刺竟做到了这一点。
唐代边塞诗在文学史上确评价甚高，然而人看到的只是奇崛的意境与异域的风情，雪大如席也好，石大如斗也好，环境之外呢，人，真正能画下的就只有自己了，功名也好，怀乡也好，所围绕的大多是一个“我”字，环境之中的“我”这个真正的异乡人盖过了环境中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唐代的“我”确是太过庞大了，以致对那一个比一个诗人个体更其庞大的群体民众“他们”有些视而不见了，以致“他们”没有面目，只成了被征服的对象，统治者因为疆土的争战要完成的，诗人也以诗助着力，以致功业之上，没有了诗应该坚持的另一项内容，不能不说，这是我失落于边地诗的地方，反而，萨都刺，一个元代的少数民族人，其诗中却充满了对他那一朝代民族的征服者——汉人——的体恤同情，真是眼光大异！唐代的汉人大诗不绝，甚至高峰争雄，然而对于虏役却一律斥之诗外，没有感怀，所以也没有“他们”作为的主人公，这真让人不服气，从而对一个朝代的真正人文底蕴生出不那么自信的怀疑。视点的不一样，是主体的太过强大，从而对小民——当然不是所有地域，写于黄河中原流域的《三吏》《三别》的杜甫便是一例——的视而不见，那么元代建立者不可谓不强，将个南宋皇帝追至南海直到大臣背了皇上跳海，将个版图扩张到历史中国前后都不曾有的最大范围，这样民族从心态而言不可谓不强悍，但是它的文人却谨慎与时代与统治思想划着区分，于是有了这样的情形，唐代的对异域的征服，其文人大多怀了与朝代一般轨迹的征服者心态，那功业的成与不成心所出的得志与忧愁围绕的无非是赏或不赏用或不用，身置边地的中心心态使那诗也无从由“我”到“他们”；元代的对中原的征服，其文人中却有萨都刺者，与本时代征服者的胜利心态不一致的，他写被征服者的苦难，而且不是展览迎合，放者体恤之心进去，见到的是农家子无蔽体衣无果腹食，“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这两句诗，真是刺到了人心里去，我读之，是感到背有寒意的，继而心暖，知道站在风中的人，他的心与形容一样枯槁所为者何。这样句子，当然要比“曼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或者“灯前侍婢写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的只看了表面的歌舞而作民俗语好得多，胡琴琵琶与羌笛，掩盖了太多心心相印的东西，使那真正的人“物化”着，写“我”作为人的真情与气度又哪里去了？
一边是“雨拂毡墙湿，风摇翠幕膻”的写景，一边是“裋褐长不完，粝食长不周”的记实，岑参与萨都刺间相隔三百余年，身为两族，处于异地，是身世不同么？还是襟怀？这两个人的心理深层结构又如何通过了世代相传的文学史获得褒或抑的？
起码对于我，认识萨都刺晚于熟读岑参二十年之后，然而即便有凄风中的枯槁之躯，即便凄风吹短发的冰凉无助之感，也还要“我歌两岸曲，庶达公与侯”，这种气魄，又岂是“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的岑参比得。
“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是近日常吟诵的，对于一个要用脚丈量大地一个要用心与大地相交换的人说，它来的，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