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就连最优秀的中国人的代表知识分子仕大夫，也多多有人丧失操守。为了利益，男人可以抛弃最温柔的淑女而选择悍妇；为了出名，女人不仅出卖肉体还充当精神妓女；为了金钱，男人女人随随便便就押上了自己的灵魂——于是文学也丧失了高尚的精神追求，一跟头栽在地上，“哗哗啦啦”地兑着水，泡得像胖大海一样膨胀，然后去卖个好价钱；于是不兑水、不膨胀、不媚俗、不出卖自己、不放弃精神品格的人，反而受到攻击和贬低；于是我的朋友吴方君，文章、学问、人品堪称一流的一位大学者，终于慨然弃世，飞升到天国里去追寻他心爱的文学梦了！一真不知道太辑，时候变成黑的煤球什么时候变成了白的？正义什么时候变成了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协和大院故事之一我小的时候，家住在北京东单附近。稍微熟悉北京地理环境的人都知道，东单距天安门仅一箭之遥，过去有牌楼一座，是进入皇城的标志，因此得名东单牌楼。解放前，东单牌楼一带居住的多为有钱、有身份的人，房舍地貌因而得以俨然些。若从高空俯瞰下望，紫禁城那一大片黄瓦红墙的宫殿外围，便是横平竖直街道上的四合院群落。这些四合院，一般都是硬山式建筑，青砖灰瓦，大屋顶的檐下盘着座爬满青青叶的葡萄架。高级一点儿的，还有一扇红漆绿楣的大术门。门里是迎面一座石影壁，门外蹲着两只把门的小石狮。这小石狮子似狮而又非狮。头部、四腿、爪子、尾巴等等全部嵌进石中，造型之洗练，令人想起远古的墓刻。
然而我住的那座院子，却是一个迥然的例外。
那是座深宅大院，深到占据了两条胡同之中的全部空间，大到差不多有天安门广场那般大。院内没有大雄宝殿一类的太屋顶庙宇，也没有飞梁画栋的中国式楼阁亭台，更看不见假山、影壁、小桥流水的东方风光。而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小世界——绿草如苗，中间高耸着巨型花坛。树影婆娑之间，是一条条翠柏簇拥着的石板路，通往若隐若现的一座座二层小楼。小楼全部为哥特式建筑，平台尖顶．米黄色大落地门窗，楼内诸陈设如壁炉、吊灯、百叶窗等全部来自欧美，墙外爬满茂盛的爬墙虎……
在东单牌楼一片宁静的四合院群落中，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座西方园林，不由令人想起黄山的“飞来峰”。那是大自然的造化，这一个却是人工玉成。都如此晚，大院是美国人1917年始造，属胁和医院建筑群落的一部分，连各个小楼的编号也是与整个协和楼群排在一起的。也有人说．这是用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建造起来的；不过查史书记载则不是，那上面的文字写着用的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慈善投资。还有庶民说，解放以前，这个院叫“两旗杆大院”，说是门口常年飘着中国和美国两杆国旗，里面住的都是洋人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说未免带了点“洋奴”的嫌疑，我因此想考证是台确凿。按说年代并小久远，本应不难考，可是因了老人们的缄默，我也就至今没有弄清究竟。不过住高级知识分子一说是不错的。解放前，能够跻身大院并住进小洋楼的华人，全部为协和医院的专家教授。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就住在第41号楼，我小时听说他是英国皇家医学会在中国的惟一会员。还有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住存第28号楼。有故事，说是解放前，凡有病人找到林府上，即使是衣衫槛褛的穷人，林大夫也一律不让门卫挡驾，而是免费诊治，有时还施以钱财，致使京城遍传林巧稚美名。人概是因为这些因素，老北京的平民百姓，过去从这院门口走过时，都是怀敬畏之心的。久而久之，百姓们的嘴上便约定俗成了对它的称谓——“协和大院”。
造称谓一直沿袭到现今。解放后，黄、林二位仍住在这里，其他教授们也仍住在他各自的小楼中。那时的等级依然是森严的，正教授，即一二三级教授者，可以住一座一座的带有木顶凉台的独楼，这样的吐楼共有7座。副教授，即四五六级教授者，则只能住连成一片的有凉台而无木顶的联楼，虽然叫联楼其实也是各个独自成一统的小楼，不过外在的建筑结构连在一起罢了。
我有幸住进这样一座大院中，托福十我父亲。那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官，他所在的部队恰巧是北平和平稗放后接管协和医院的部队。1955年，这批军队干部全部脱下军装，留在了协和医院和巾国医学科学院系统。
当时的这批干部们也逐渐变得拖家带口，住房成了问题。但这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于教授们的洋楼秋毫无犯，只在大院后边辟出一片荒地，盖了一座四层的宿舍楼和三排平房。这些砖木结构的新建筑自然远远比不上泰国优种稻米灌浆、菲律宾上等术板铺地的小洋楼舒适高级，但军队干部们从军政委到小排长，没有人抢占教授小楼，这种状况差不多直保持至“文化大革命”。
我家住的是三排平房中的两间，门丽也盘了一个葡萄架。父亲那时在做医科院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常出人各个小楼的教授家门，我有时也跟着，便得以窥见小洋楼内的高级陈设。其实小楼们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解放前夕，父亲和他的共产党员同学们，就曾接受地下党的指派，以进步学生身份进入座座小楼内，做教授们的争取工作。有一回，他当年的一位同学来家，还感慨地说起某次到××教授家去，教授请他们吃单薄冰淇淋的情景。我的父亲却从未说起过那段辉煌的历史，他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
他的迁居大院的部队战友们也都始终对教授宙彬彬有礼。虽然他们之中有的人文化水平不算高，但他们都用严明的纪律约束着自己和家属，尽量遵从着这座学者大院的文明传统。耗还清楚地记得，一次从幼儿园归来，我和小朋友们站在林巧稚大夫家门前的花圃看花，有一个小女孩忍不住想去掐一朵极美丽的蔷薇，恰巧被林大夫看到。一生酷爱鲜花的林大大生气地制止了她，我代那个小女孩认了错。那一年，我也就6岁，以后，我们一群孩子再没有伤过大院的一花一叶。
我上小学那一年，我们家突然成为全院最瞩目的家庭。那是1961年，我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在北京排第一的男四中，这在大院众多的孩了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很使我父亲光彩一阵子。后来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大院里有10个男孩女孩与我同班，我的成绩总是稳稳地排在前一二名之位，令那些教授的孩子们自叹弗如。我的小心眼儿便也存一个愿望，希望到我考中学时，能考人在北京排第一的女校师大女附中，使我们家再度光彩一次。可惜后来碰上了“文革”，使那愿望成了泡影。不过那时我可真不用功，只知道疯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