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通信，我知道小沈在学习电脑，便于2002年4月给他寄去一本《电脑入门》。希望他充分利用在狱中的机会，好好学习电脑知识，以便日后好找工作。不久，我又知道监狱有规定，犯人如果发表了有益的作品，或有其它立功表现，可以减刑。我便收集一些县、市出版的刊物的通信地址和这些刊物的性质、特点、给刊物投稿应注意的问题等告诉他们。鼓励他们给这些刊物投稿。
2002年底，我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金朝水：勇于善于创造奇迹的企业家》。说的是一位从福建来云南的打工仔金朝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曾遭遇三次入狱、十次车祸，却不屈不挠拼搏，现在终于成为有上亿元资产的著名民营企业家的生动事迹。书中还收录了100多幅照片，包括狱中生活照片和车祸现场照片及事业成功后的照片。这部书，我给小沈小黄每人送去一本。他们把它在监狱中传看后震动很大，给我来信说：挫折苦难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一个人成功与否取决于自己，犯人也会有成功的。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小沈在报刊上发表了38篇作品，得到减刑一年多。小黄也发表了数十篇作品，得到减刑20个月。是全分监区减刑最多的。
第六节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003年5月20日，小沈给我来信说：“郭叔叔，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踏上社会这个大舞台。我从良心感谢您几年来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也庆幸有您这样一位叔叔，是您让我从沉伦中奋起，伴我度过这无助的囹圄生涯，由衷地说声谢谢您！”
2005年春节前，我又收到小沈2005年1月18日写的信。信中说他已经在江苏一家企业找到一份和电脑打交道的工作，月薪1500元左右，每年还能坐飞机到外地旅游一次……
2006年7月17日，我把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耀着多彩世界》给小黄寄去一本。这部小说，通过一位归国华侨60年的遭遇，经过艰险岁月的坎坷生活和磨难，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逐渐成长为一位自觉的革命战士。歌颂了人间的各种真善美，揭露和批判了各种假丑恶。
2006年8月，小黄给我回信说：“有人认为人生是多彩的，哪怕是在磨难的天空中飞翔。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潜在的力量。感谢您在书籍中同我聊天。我已经知道我今天承受的一点点苦难，算不了什么；更何况，我受到的惩罚是必然的应该的。我憧憬着：当第一缕和煦的阳光升起的时候，将会步出一个全新的自我。感谢您在我灰色人生中，给予我的鼓励，寄给我的精神食粮，让我在宁静中反思、学习、进步。不管我将会走向哪里，我会带走这份温馨的记忆，走向我的未来。”
2008年4月16日，小黄来信告诉我：“我现在新生了，可以呼吸清新自由的大自然气息，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情……我在广东一家公司打工，月薪两千多元……回家后与父母妻儿团聚，我有很复杂的滋味涌上心头，只有重头开始吧！”
通过和这两位失足青年交朋友，使我了解到今天我们的监狱管理人员对失足人员的教育是成功的。在监狱中，不仅教育他们懂法守法，还培养他们学会生存生活技能，以适应出狱后的生存和生活。通过和他们交朋友，还使我了解到在失足人员中，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只要他们改造好了，他们同样是社会的财富，我们应当展开双臂欢迎他们，让他们为社会发出光和热。有时候，我们几句话，一个眼神，一封信，举手之劳，对他们都有着重大影响。
现在，每当我翻看这两位失足青年的来信时，心中便觉得无比快乐！我祝贺他们的新生，同时深深感到：助人为乐，自己也乐；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原载《中国故事》2010年第9期）
第七节 我怎样由小学生成长为作家
我生于1936年，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因生活所迫，童年时代跟随父母侨居在越南太原市谋生。1943年春到1947年春在太原华侨小学读过4年书，读的是广东话。1947年春，因越南抗法战争升级，全家逃难到高平省。在高平省城，我到一家福建华侨开的纸烟厂当过半年童工。1947年10月，越南抗法战争进一步升级，全家人再次逃难。在高平省安平街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简称“两广部队”，代号“越北部队”）。我二叔郭汉、三叔郭天世、大哥郭明华都在这个部队，我便参加两广部队并回到中国广西。当时我才11岁。
小时我才读过4年书，后来怎么成为一个作家呢？
第八节 战斗的童年时代
初参加革命时，组织上分配我在广西游击队被服厂，具体工作是剪军帽和米袋。一个月后，领导看我喜欢学习，便调我到游击队办的油印报纸《新桂西报》做油印员。我们报社，不仅出版报纸，还出版书籍，如毛主席著的《反对自由主义》等，使我有机会天天接触到文字。1948年秋季，根据上级指示，两广部队从广西转移到越南河阳（今河江），与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会师进行整训。在河阳期间，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共产党给予大力支持，越南老百姓对中国部队也很友好，使我们生活上没有大的困难，但由于水土不服，缺乏医药，生病和死亡的同志很多。主要流行恶性疟疾。群众称它是“闷头摆”。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要到河阳坝，先把老婆嫁，要往河阳走，棺材买到手。”得了“闷头摆”，症状是时冷时热。热时大量出汗，头痛，口渴，全身无力；冷时全身发抖，盖多少被子都无济于事。两支部队先后约有两千人参加整训，得“闷头摆”的就有近两千人。当时部队全力组织抢救，医务人员全体总动员，越南卫生部副部长和越南医生也参加抢救一段时间。当时治疗疟疾的主要药品有奎宁，还有就是靠医务人员上山找草药，煮成大锅药汤给部队喝，治不好就死了。朱家璧率领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到河阳时有1080多人，得“闷头摆”死亡300多人，占1/3。我也得了“闷头摆”，几天昏迷不醒，后来经医务人员精心照料又活过来了。但每年还复发一两次，直到1956年才断根。
在河阳，部队除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组织学习文化。《新桂西报》社改为出版《战斗报》。报社领导为了培养教育我，指定编辑梁蕙同志帮助我学习文化。她每天都督促我写日记，并经常指出我日记中写得好的地方和写得不好的地方；我还主动学习刻钢版，学习缮写报纸，使我的文化水平提高较快。
1948年10月16日，部队整训结束，挥师回国作战，开辟革命根据地。1949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活动在广西、云南的游击武装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我被编在4支队文化工作团任缮写员。文工团除唱歌跳舞外，更主要的任务是出版《简报》和书籍，如毛泽东著的《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任缮写员后，每天都要刻写报纸或书籍，使我的文化水平又有提高。
我没有扛枪直接参加战斗，但也参加了1950年1月7日解放文山县城入城式和1950年1月16日解放滇南重镇蒙自的战斗。之前，也遇到一些危险。如随战斗部队夜间行军要通过敌人封锁线，不准说话，不准咳嗽。至于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更是家常便饭。由于缺乏衣服换洗，身上甚至头上都长有虱子，我们把虱子形容为“革命虫”，一捉到就把它咬死。冬天没有棉衣穿，冷得常常发抖。有时没有粮食吃，就找野菜充饥。1949年秋，我们单位驻扎在麻栗坡县那登村，有一个多月都是吃臭包谷度日。有时白天要行军，夜间还要刻钢板。
1949年7月19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部队扩大了很多倍，因工作需要，领导任命我任边纵4支队政治部出版的《战友报》缮写组组长。每天刻钢板都离不开写字，使我的文化水平又进一步提高。
1949年11月，由于我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苦不怕累，《战友报》社总编辑肖然写了一首诗刊登在报纸上，头两句是：“小郭同志顶呱呱，行军熬夜都不怕”，给予我很大鼓励。
在战争时代，给予我最深教育的是陈伟同志。他是广西荔浦县人，1923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我参加革命不久就认识他。他平易近人，乐于帮助同志，部队行军时，常帮助其他同志扛枪、背背包、背米袋、挑行军锅，为伤病员抬担架，遇着过河，还背过我过河。他对生活一贯乐观向上，喜欢唱歌，还教我唱歌，讲革命故事给我听。1949年8月6日，陈伟同志在云南省麻栗坡县大坝乡一带只身执行任务时，遇到大股敌人，因寡不敌众被敌人俘虏。敌人对他软硬兼施，施以各种酷刑，让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学“小鸭凫水”，在指甲间钉竹签，他都不投降。在敌人的监狱里，他还给难友讲革命道理，教难友唱革命歌曲。当年10月7日，敌人把他押赴刑场时，一路上他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陈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高贵品德，看到了共产党员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精神，看到了共产党员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些品德都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九节 难忘的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4月，边纵4支队撤销，我转业到中共文山地委会工作。曾任文印组长、档案员、地委办公室秘书，1960年1月，地委为了培养我，任命我担任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因无主任，也没有其他副主任，由我全面主持地委办公室工作。中央、省委发到地委的所有机密、绝密文件，都由我拆封后再送领导批办；地委发出的主要文件，也由我起草，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工、农、兵、学、商及党务、政务、军务、外交等问题，生活面很开阔，还学会从全局考虑问题，为以后的工作和写作打下基础。
这一时期，让我终身难忘的有两件事：
一是1955年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领导先让我担任地委办公室学习组组长，后来突然我又被作为审查对象。原来，我大哥郭明华在游击时期曾因吃野菜中毒，得了神经病。解放后分配在省委对外联络部工作，被派到边疆做越语翻译工作，神经病复发，胡乱说一些话，牵连到我。后来查清了问题，我也被解脱了。领导又派我到广州调查一个“特务”案件。从此事使我认识到，党的政策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只要自己没有问题，迟早会解脱。要相信党。
二是1958年9月，地委召开地、县、区三级书记干部会，宣传贯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地州机关集中了20部打字机打印会议文件材料，只有我一个人校对。为了按时把文件发出，我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第四天当全部文件打印出来交给收发员分发后，我当即昏倒在办公桌上，一睡就睡了18小时。
我在大跃进的日子里，也做过一些错事，为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特殊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写过一些文件和材料。如1958年10月，我以文山州代表团秘书的身份，参加中共云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期间我帮助一位县委书记修改大会发言稿，题目是《两块半钱办个铜厂》，大会发言后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说这位县委书记办事有魄力，有办法，才两块半钱就办了个铜厂，不简单！直到1961年整风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是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典型。
第十节 在动乱的日子里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和许多“当权派”一样，受到多次冲击，一次又一次的检查都不“过关”，还被“勒令”去煮饭、喂猪。但我坚信，我家13个人中就有9人参加过革命，有2人在解放战争中为革命牺牲了，我11岁就参加革命，从未脱离过革命队伍，迟早总会被解脱。在这期间，令我难于理解的有两件事：
一是同样是革命群众组织，却经常发生互相争斗甚至武斗的事实。由于思想不通，我有一次连续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几乎得了神经病。后来吃了安眠药，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毛主席曾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武斗，却为此得罪了一些喜欢武斗的人。
二是只因政治观点不同，就被从肉体上消灭。1968年5月12日，我在文山城街头亲眼看到有一人因政治观点不同，被活活吊死在汽车上。我把看到的事在当权派学习班中说了，有几个当权派认为我观点有问题，便准备了工具，夜间睡觉时轮流值班暗中监视我，决定一旦武斗升级就把我当作“政治钉子”拔掉（整死）。幸好有人给我通风报信，我便跑到解放军营房避难，才脱离了危险。
文山州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经过多年审查，组织上确认我没有问题，终于给我解脱，1969年11月至1974年3月，任命我为文山州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政工组副组长，分工负责落实政策这一摊子。经过我的手，为上千位同志落实了政策，分了工。其中为6个被错误定为“特务”的同志翻了案。1974年4月至1976年10月，我被调到文山县、广南县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县级领导的方方面面，也为以后的写作打下生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