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说的！”刘得利不以为然地笑笑，“现在过来正是好时候，根据地的稻谷熟了，不愁没有粮吃，军民都拍手叫好咧！”
刘得利讲的也很实在。这时的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虽然也处于敌人的重兵“围剿”之下，但仍然保留着一块方圆百余里的地盘：汤家汇、双河山、南溪等几座互为依托的中心集镇，依旧在我手中。根据地境内，群众情绪稳定，粮食也比较充足。
沈泽民后来给中央的报告说：“以所见之大概情形，皖西北以敌人集中力量进攻鄂东北，故得处于比较顺利的环境，粮食及群众情绪皆较鄂东北为优……果然不出所料。刘镇华发现红二十五军到了皖西北境内，遂将前线指挥部从新集东移沙窝集，指挥一个师又两个旅跟踪追到皖西地区；同时又以三个师的兵力，对潢麻公路严加封锁，切断了西归之路。9月11日，刘镇华以包括皖西北敌军在内的总共五个师又两个旅，从四面八方向皖西北中心区合围。
敌重兵压境，鄂豫皖省委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作战方针，以两支红军队伍会合赤城、赤南的游击武装，扼守险要，反击敌人进攻，并以红七十四师在南溪、桃花岭一线构筑工事，正面抵御敌人。9月13日，敌四十五师一三三旅在师长戴民权亲自率领下，首先进攻双河山，继而占领南溪。红七十四师坚守阵地。英勇抗击，将该路敌军击溃，杀伤敌三百余名。14日，敌七十五师二二四旅、二二五旅进至瓦屋基、泅道河、汤家汇一带，在飞机配合下，向红八十二师阵地进攻。红二十五军翻山越岭与红八十二师会合，在瓦屋基与敌激战一天，击溃敌二二四旅。这时，由于对敌情不明，红军按兵未动，与敌对峙。而敌则派一部由银沙畈绕到小门坎山，准备进占大门坎山阵地，由东向红军进攻。大小门坎山是汤家汇的屏障，一旦被占，敌便可在根据地中心长驱直入。红二十五军军部得到皖西北道委送来的情报后，遂星夜疾行，抢先一步占领了大门坎山阵地。但敌已占领附近大小山头，红二十五军三面受敌，形势极为不利。16日，敌四十五师乘红二十五军西移，占领了双河山。
红二十五军获悉，随即东调，配合赤城二路游击师收复了双河山。19日，敌以第二二五旅一个团向西，二二四旅一个团向东，同时进攻汤家汇。红二十五军又将双河山交给二路游击师，急驰汤家汇，与红八十二师和赤南一路游击师会合，经激烈争夺，暂时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红二十五军往返数次奔走于双河山和汤家汇之间，虽经艰苦奋战击退了敌人，并给敌以一定的杀伤，但部队十分疲劳，陷入苦于应付的不利境地，未能有效地遏止敌人的进攻。正当红二十五军主力准备抗击敌七十五师更大规模地进攻时，敌六十四师一九〇旅迂回到我军的侧后方。敌重兵围攻，我军几面受敌。23日，沈泽民、吴焕先不得不决定红二十五军撤出汤家汇。双河山阵地，向根据地外围转移。敌人相继占领了关王庙、汤家汇、双河山、桃树岭、南溪等地，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了。
沈泽民随军到达皖西北以后就累倒了。9月26日，他抱病躺在担架上，于大埠口附近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省委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红八十二师继续留在皖西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会后，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进行了整编，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兵员又损失过半，全军两个师只剩下三千余人。
多么令人揪心的现实啊，红二十五军总是在成倍地减少，成建制地缩编……五个月之内，红二十五军从潘家河战斗胜利后的一万两千余人，到七里坪之围失败后的六千余人，而今又削减到三千余人……三分之二以上的指战员，都到哪里去了呢？有战斗的伤亡，有疾病的减员，也有错误肃反所造成的罪恶。那些在“肃反”中惨遭杀害的，大都是红军中的领导骨干，跟着他出生人死的共产党员。其中就有廖荣坤和姚家芳两员战将！
姚家芳，这个高唱过“以血洒花”的黄埔学生，而又被“监督利用”的红军师长，这时也在大埠口结束了他的青春年华，洒下一摊鲜红的血！一个月前，部队在向太平寨转移途中，红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在大小斛山与敌突然遭遇，指战员虽经英勇奋战，但因长期病饿交加，身体虚弱，没有力量击退敌人的猛烈进攻。姚家芳和团长李和生等人，都被省委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当时就逮捕了好几个，有的立即被处以死刑。姚家芳被押到皖西北以后，吴焕先几次向省委担保，都没能保得住这个“黄埔”牌儿。当他闻讯赶到现场时，眼睁睁望着躺在血泊中的战友，无可奈何地叹了几声，抹了几把眼泪。姚家芳就这样“以血洒花”死于自己同志的枪刺之下！
因为姚家芳这个“第三党”，由此而引起的肃清“第三党”的风波又起，遂又在七十三师蔓延开来。该师的二二三团五连，在转战于皖西北途中，“打粮”时弄到一只鹅，被连部几个成员吃了，就将指导员秦作为抓了起来，加以“第三党”的爪牙分子，“吃喝委员会”的首领，当着全连队伍面前处以极刑。就在这个连队的队列里面，还有个十四五岁的“第三党”分子，被五花大绑地捆着，一路上边走边哭。吴焕先碰到时问他：
“小同志，你犯了什么过失？”
小战士哭着回答：“我本来是个三保险，现在变成了‘老三’！因为他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三党”了。
吴焕先为他松了绑说：“排行老三，不等于第三党。”小战士说：“同志们平时叫我小三，保卫局听到以后就变成了‘老三’，在那里‘老三’是‘第三党’的代号。”吴焕先拍拍小战士肩头说，以后让同志们喊你大名。
吴焕先以他军长身份解救过不少无辜者，却没有救得了红二十五军唯一的黄埔四期生姚家芳。姚家芳被加以“第三党反动首领”的罪名，处以惨不忍睹的极刑。
沈泽民没有停止过在苏区党和红军中“肃反”。原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独六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杀。
奇怪的是被错杀的人没有谁求饶，他们宁愿受酷刑，也要为红军结余一颗子弹。
大别山人都知道有个红军“福”将罗厚福，他是在执行枪决的一刹那而幸免于难。
罗厚福被押到树林后，肃反队员宣布了执行枪决的命令。又厉声问：“罗厚福，你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罗厚福朗声回答：我不是什么改组派，我是共产党员，肃反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不服，要杀要剐随你的便，红军的子弹来得不容易，用绳子勒死我吧，留下这颗子弹。
肃反队员说：“前面都是胡说八道，后面的要求可以成全你。”说着找来一根绳子，将一头系在树丫上，另一头打了一个活结。
正当肃反队员把他的头往绳子里套。突然，“叭叭”响起了枪声，接着“哒哒哒”射来了密集的子弹。只见树林边出现了一股地主还乡团。匪徒们发现树林中的红军人数很少，便叫喊着冲上来，大呼大叫：“捉活的！捉活的！”十几杆枪“怦怦”响作一团。
这时，一名肃反队员中弹倒下了，形势非常危急。罗厚福见状急忙说：“快给我解下绳子，让我来揍这些狗匪徒！仗打完了，你们再杀我！”
罗厚福被松了绑，他拿起牺牲战士的枪，拉开枪栓一看，枪膛里才有两发子弹。
这时，十几个匪徒冲上来，罗厚福瞄准了前头一个，“叭”的一枪，那家伙应声而倒。跟在后面的匪徒吓得“卟”地一声全都趴下。一名匪首躲在大树后，探头举枪大叫：“快起来冲，不然老子毙了你们！”“叭！”那家伙头还没有缩回去，枪膛里仅有的一颗子弹钻进了他的右眼。匪首像一头受伤的野猪在地上乱叫乱滚。罗厚福大喊一声冲上去，抓起匪徒们丢下的刺刀长枪，左挑右刺，杀得敌人东逃西窜。
战斗结束后，罗厚福伤了一条腿。
罗厚福死刑免除了，但他却被开除了军籍，罚作挑夫。他仍然拄着拐杖，挑着担子，一步不拉地跟着红军队伍……缩编的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辖三个营，七十五师辖两个团，三千人的队伍又一次踏上奔赴鄂东北的坎坷征途。仓促而又被动的皖西北之行动，最终也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不得不转向鄂东北根据地。途中，谁知又面临着多么险恶的境地……9月29日夜晚，红二十五军到达福田河以南的石香炉附近时，发现南至黄土岗、北到两路口一带，全都布满了敌兵，难以越过潢麻公路。部队隐蔽休息了一天，遂改向黄土岗以南地区运动，伺机穿过公路。黄土岗以南地区，是敌三十一师张印相部的防地，有两个旅的兵力集中在这一带，切断了西归之路。10月2日拂晓，决定由黄土岗与四道河之间，强行穿过公路。敌三十一师九十三旅以猛烈火力，实行封锁阻击。吴焕先率领七十五师打头阵，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快速穿过公路以后，天色已亮。这时，敌人忙又调九十二旅协同九十三旅，从南北两面实行夹击，火力相当猛烈，插翅也难飞过。徐海东副军长及后续部队，还有全军的大小行李挑担，都被敌人阻于公路东面，而没能过来。几经挫折的红二十五军，从此被敌人截成两段，处境更为艰难！
途中，吴焕先将已过路的队伍，抓紧进行了整顿，总共只剩下两千人。其中有红七十四师的少部分人员，因为不成建制，而编入红七十五师。整整一千人没有相跟过来，全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啊！徐海东，眼下又在哪里？
吴焕先一步一回头地走着、望着，走着、盼着……那么一副焦急、忧虑而又惶惑不安的神情，如同失去一只得力手臂似的，感到疼痛难忍。他多么期望闻名全军的一只“徐老虎”，能够在此危急关头，突然发出一阵雷鸣似的吼声，率领红七十四师大部以及大小行李挑担，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然而，当他仔细想过以后，马上又打消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威震敌胆的“徐老虎”，因为病魔缠身，难以走动，他还躺在担架上呢！
“徐海东过不来了，过不来了！红二十五军的两个师，完全被敌人分割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