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怎么会知道他是反革命？不都是邵麻子到中央去汇报的吗？邵达夫这个人原来是红军医院院长，不干了又去干保卫局，一次去鄂东北巡视工作被那里抓了起来，放回来后他又带着省保卫局到那里去肃反，一次就杀掉一百多人。”
沈泽民说：“邵达夫与敌三十师师长彭振山暗中勾结，他利用当交通的条件，还让省委介绍他去莫斯科呢。我们也受骗上当了。这个人现在也不知跑哪去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又跑回来了！”
“再回来你们就把他毙掉，日他先人，都是他送来的中央指示，让我们到了如此地步！”
沈泽民是中央委员，他可以发中央的牢骚，吴焕先不敢。那时候，博古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烈火烹油的时候。
“到此地步，唉唉……”沈泽民极其痛心地唉叹着。连着咳了几声，不禁又说：
“七里坪之围以后，我们一直走着下坡路，不碰个头破血流，也不晓得回头。在两路口打粮时，你一再提出要去皖西北，……当时，你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如果及时飘忽过去，从时间上来说，可以争取主动。后来返回中心苏区一战，尽是瞎折腾！
唉，一步走错，步步皆错哟……”
“胡子，后悔药是吃不得的，这半年的后悔药吃也吃不完，越吃越感到心酸！”
吴焕先不无感慨地回答。“当初提出去皖西北的事，我也只是考虑到吃粮问题，跟你磨牙拌嘴的……就当时鄂东北的情势来说，如果及时飘忽到皖西北去，其实也是一种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转到外线开展游击活动的最好出路。可是，我那会也没有完全看到这个新的路子，现在也才明白过来。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嘛！现在看来，去皖西北的前后经过，倒是给人增加了不少的知识，从失败中受到了启发，摸索到一条转到外线游击的战法！现在看来，……噢噢，你还是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为好！”
“我这个人嘛，当年也是很有抱负的。记得父亲去世时，就曾嘱咐我搞一门实业，能考入理工科。母亲也是念念不忘父亲之遗嘱，把全部心思操在我的身上，指望能够成为实业家。可是，当我报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以后，……想做工程师没有做成，后来又爱上了文学，也是半途而废。到苏联学了马列主义，一心一意想做个职业的革命家。实践证明，要做个称职的革命家，打出一块新的天地……谈何容易哟！对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手头有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想认真地读读，可怎么也找不着了。你没有拿去吧？”
吴焕先默默地摇了下头。
“唉唉，这半年就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了……”
“别说了，我的沈胡子！话多了有伤身体，你要多加保重才是。”吴焕先好言相劝，随手又把那个毡帽给他戴在头上。
沈泽民很不好意思地苦笑着：“不瞒你讲，我当前最为迫切之需要，就是想抽上几口好烟。日他娘的，我的小烟斗也给跑丢了。这些日子就拿这宝贝玩意瞎凑合，气力不足也抽不动，过不了瘾……”说着便又捞起一根二尺长的旱烟袋，对着梓油灯吧嗒吧嗒地咂了起来。咂了一会又说：“这玩意还是借老百姓的。你要能缴获一个好烟斗，如同我使用过的蝌蚪形状，就可以取而代之。”
“这个好办。我们准备再次袭击黄陂站，一定想办法弄上几包好烟。”吴焕先又说，他已经派人侦察过了。黄陂站是个比较古老的集镇。地处信阳、罗山至汉口的大骥路之中，早先属黄陵县所管，曾在此设立过驿站，因为南来北往的客商较多，当地居民打的“草鞋”也经久耐穿。“好好。别忘了买几双好草鞋，等我病好以后，还要跟随部队行军……”沈泽民又说。
“这两样东西都可以到手！你要多加保重……”吴焕先倍加嘱咐。
“焕先，你说的那两个女人太可怜了，你安排她们到山里去看护红军伤员吧，也好有口饭吃。”
“这你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人至将死，不慈也善，我恐怕要死了。”
沈泽民第一次谈到死！这位充满着革命豪情的理想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家，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为时不远了。
吴焕先含着泪水向他告别！
11月18日，吴焕先带领部队第二次打下黄陂站，歼灭民团两个中队，缴获一批物资。半月之内先后两次攻占黄陂站，对处于低谷中的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是个很大的鼓舞。
当吴焕先拿着缴获的几包香烟和两双草鞋，又一次来到刘家湾看望省委书记的时候，屋子里已经空荡荡的，只剩下一盏残破的梓油灯。原来，在他们打下黄陂站之后，即11月20日，沈泽民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一岁。当时就用两扇门板当棺材，埋在了刘家湾子。是由郑位三亲自料理的丧事……吴焕先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到沈泽民的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献上几束青翠的松柏枝叶。秋风萧瑟，他步履沉重……郑位三把一叠签有“沈泽民”字样的报告原稿递给了吴焕先。说：“沈胡子最后留下的这件遗物，他写完报告，伏在案上死的……”
“他没有留下什么话么？”
“他的话都写在报告里了。”
去世之前，他把五连指导员叫到跟前说：“呵呵，你这个脑袋哟差点儿搬家了。
将来你还得给我跑一趟腿哟。”他还说“现在很想爱人和孩子……”“我们从来没听他说过。”
“他是个性格倔犟外柔内刚的人，私事他是从来不向人说的，临死之前才说，“一个人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爱，还能爱群众么。”
他老是念叨徐海东。他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块怀表，托付五连指导员去寻找海东同志……徐海东转折南溪读红二十五军战史不能没有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他们之间有过矛盾，但更多的是友谊，这是用鲜血凝结的。沈泽民坚决执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害使他追悔莫及。他死后葬在大别山。1963年4月15日才将他的遗骨移葬红安县革命烈士陵园。但沈泽民的人格力量，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却深深地影响了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徐海东。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怀抱一个坚强信念，率领大别山儿女，踏上追寻党中央的征途。吴焕先在征途上壮烈殉职；徐海东终于迎来了革命曙光。当他听说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到达陕北的特大喜讯，激动无比，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迎接毛主席。
毛泽东不忘徐海东的深情。当他得知徐海东累倒在抗日战场上的时候，亲自发去一封非同寻常的电报：“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躺在担架上热泪盈眶。
但是，1933年的冬天，徐海东和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却被省委误会了。
10月2日夜，部队通过潢麻公路，两队被敌人分割，徐海东和吴焕先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那时他是被一副担架抬着，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了，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这个山有座“齐天大圣”的庙宇，当地老百姓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他们，约有一个旅的兵力围攻上来。徐海东下了担架，命令特务连守住山头，让号兵吹调动号，他估计，这一突然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儿，山下答号了。原来红二二〇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队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虚实，不敢妄动。“猴子山”上集合半天，才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队是冲不过公路的，唯一的办法是折回皖西。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抓些秋南瓜充饥。部队在西河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编成两个多连队，昼夜行进，在丁家埠会合了红八十二师和皖西北道委。郭述申见到徐海东很高兴，这是他们第二次途中相遇。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移，时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率一个团掩护主力转移。敌军切断了他与主力红军联系，他果断率部撤回，途经金家铺碰到了郭述申，这才和皖西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一起组建红二十七军。在皖西转战一个多月里，天天和敌人打仗，从强敌如林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血路，把部队和逃难群众两万余人带回老区。这次相遇也不例外，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新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下辖红八十二师、八十四师，全军二千三百余人。原八十二师建制不变，师长刘得利，政治委员詹大列；八十四师由红二十五军未能西过潢麻公路的部队组成，师长黄给南，政治委员周化贤。
1933年冬，红二十八军政委郭述申患病，军长徐海东让担架队抬着他行军。由于敌人严密封锁，皖西北和省委失去一段联系，省委对此不满意。
经过敌人多次一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域。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敌人“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人都让敌人杀了，卖了。
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部队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是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这时，敌人在皖西“进剿”、“驻剿”和“追剿”的部队，不下十个师近十万人。红军名曰一个军，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人，而且粮缺弹少，又值寒冬。全军的行动方针是，避免与敌人决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八十二师坚持原地斗争，八十四师到赤南熊家河一带，一面游击，一面筹备给养。
红军游击到赤南，敌十二师、四十五师的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又分路合击上来。我军跳出包围圈，连夜向外转移。经六安、简家畈、东西莲花山、八道河、椿树岙、母猪河一线进入湖北罗田县境的僧塔寺。甩掉敌人之后，又转口赤南熊家河一带。
红军战士肩膀上扛粮袋腰中别一把镰刀。白天隐蔽在山里，自己割草搭棚子；晚上就下山去“打粮”。有时奔跑一夜，也奔不上个“大户”，只能搞点米回来。
“打粮”回到苏区，除了供给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救济穷苦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更是不顾生命的危险，给红军送情报，掩护伤病员。有些受敌摧残严重的村庄，人虽然很少，但只要剩下一个人，他的心仍向着红军。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军民吃饭几乎彼此不分，老乡做好了米汤叫战士们去喝；战士们煮好了稀饭，请老乡一块喝。有的群众自己忍着饿，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部队吃。有些群众被反动派抓去了，要他们领着找红军，有的领着敌人乱转，有的宁死也不说出红军的去向。红军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相依为命。
红军大娘陶子荣，她是红军的卫生队长，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一天她带着十八名伤员向山上转移。怀中抱着尚未满月的小儿子，背上背着两岁多的大儿子。
就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疯狂地朝他们射击，子弹打在陶子荣和伤员们周围，山上的石头迸出了火花。
突然，陶子荣听得背上的孩子发出一声惨叫，赶紧扭头一看：大儿子面色惨白，鲜血直流。连叫几声，没有回音。她眼前一黑，差点晕倒。伤员们也都看清了，要和敌人拼命，她没有答应，解下儿子的尸体，抱起小儿子，领着伤员继续爬向高山密林。
陶子荣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她知道密林深处有一个秘密山洞。陶子荣将伤员领进洞里，一再嘱咐大家，“别吱声，千万别吱声。”
敌人的枪声和呼叫声越来越近，陶子荣怀抱中的小儿子却吓得大哭起来。
“把奶头塞进嘴里，他也不吃，真急死人啦！”
“敌人要是听到了，伤员们全完了。”
她只得狠心用力捂住儿子的小嘴。
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陶大娘，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十八名伤员保住了，陶子荣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哭声了……在皖西北的大别山主脉，巍巍金刚台如一座巨碑，镌刻着苏区军民的血肉深情。
1932年秋，金家寨两万群众追随红军来到这里，被国民党军二十二个团四面包围。红二十七军只有四千多人枪。在八华里的长岗上，红军与敌人反复冲杀，毙伤敌七百余人，残暴的敌人放火烧山，红军拼死杀开血路，掩护一万多群众逃出火海。
负责后卫的一营红军和四千多群众同时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