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这里有好吃的东西！”“朱洋人”惊异的声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是一罐藏在一堆乱草下的米饭，看样子放在那里几天了。已经有些发馊。
“朱洋人”问何耀榜：“可以吃吗？指导员。”
看到大家几天未进米的疲惫样子，他点头应允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韩允之报告说：“何甲长来了。”
何甲长进屋后，在稻草上坐下来说：“这一带移民好几天了，他们被关进了乌子铺。陈满子的三个儿子当了红军，在家的三个媳妇这次一进移民点就被国民党捉去卖了，不知被卖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会，敌人又把陈满子打得死去活来。他的侄儿媳妇甘桂兰因为是便衣队的联络员，这次也被卖给宣化店区公所的一个区员做小老婆……‘指导员，’你们看我们这样能活下去吗？”……他再也说不下去了，老泪纵横，最后放声痛哭起来。便衣队的同志也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突然，老人激动起来：“你们光是这里躲躲、那里藏藏是不行的，这样下去会被他们杀死的，你们要打。”
老人说的有道理。敌人虽然强迫群众搬进了移民点，可他们无法看守人民群众向着共产党的心。何耀榜说：“请你对红军家属和人民宣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会想办法摧毁敌人移民毒计的。”“我们一定熬着，等着你们打移民点。”老人坚定地说。
便衣队想了个打的办法。决定先打罗伸发的民团。
半夜里，按照方案，全部隐蔽在运动的指定位置埋伏起来。
第二天天刚亮，罗伸发就带着他的三个民团中队上仰锅山来了。便衣队钻出草丛，一边向山顶运动，一边射击敌人。申功臣便衣队的十把盒子枪拦腰卡断了敌人。
毫无战斗经验的罗伸发听到枪声，浑身发软，几个团兵赶来，像拖猪一样架起他向山下跑了。这时埋伏在黑狗寨的教导二队，像猛虎下山一样猛扑了过来，迎头痛击敌人，团兵们被打得哭娘唤爹，成排成排地跪在地上高呼饶命。
这一仗把罗伸发给打怕了。他为了保住命，找到便衣队，表示只要便衣队释放俘虏，他愿意“中立”。便衣队说，“行！”在山里又活跃起来了。
一天夜里，便衣队在刘家冲沟北湾的空湾子里隐蔽。王定堂和黄陂老找到了何耀榜。他俩高兴地说：“吴书记派我们来告诉你，红二十八军林维先营长带一营过来策应我们，现已和独立团接上了头。”
第二天夜晚，何耀榜带着道委特务二营急行军到了芦家畈。战斗在午夜开始，枪声一响，移民点内的群众就放火烧着了棚子，民团一见四处大火，加上枪声又很激烈，不由得乱作一团，争先恐后地向外冲来，这下正好进了我军的伏击圈。特务二营一阵枪响过后，民团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几个早缴械投降了。
短短几天里，整个鄂东北地区天翻地覆，乾坤倒转，反移民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红二十八军一营以伪装战术摧毁了一连串的移民点。还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两个营。独立团打开了西张店、乘马岗移民点。易元鳌率领部队打开了周八寨、潘家河的移民点。胡民山便衣队和刘达诚的民团，里应外合摧毁了沙河铺所有的碉堡，刘达诚民团的三十多条枪公开拖了出来。“朱洋人”带便衣队打乌子铺移民点时，点内的地下党组织、红军家属。秘密小便衣队和基本群众，火烧草棚，手拿斧头菜刀，与敌人肉搏，共同打开了乌子铺移民点。申功臣便衣队打大胜关移民点时，敌人一发现寨子里的群众暴动，自己烧掉寨子后就溜掉了……整个鄂东北新老苏区的移民点大部被摧毁了，便衣队又战斗在山岳丛林中。
6月中旬，独立团被打散之后，鄂东北道委为了及时组织力量反击“清剿”，立刻将突围出来剩下的三十多人以及部分伤员。再加上第三路游击师，重新组建鄂东北独立团。将缺乏指挥经验的原团长、政委陈希堂、李明远撤销职务，改任顾士多为团长，李士怀为政委。新组建的独立团在黄安、麻城、光山、罗山等地继续坚持游击作战。
高敬亭率领突围出来的手枪团二、三分队于6月下旬转战至光山县南向店附近的鹭鸶湾，反动民团头子易本应闻报即率两个保安中队扑来。高敬亭迅速指挥部队迎击敌人。手枪团二分队抢占中金湾后山制高点，易本应亲自指挥机枪射击，命令号兵吹冲锋号，企图迂回到鹭鸶湾后小冲，攻击中金湾后山红军阵地，高敬亭命令三分队从鹭鸶湾西头出击包抄易本应。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红军击毙反动民团头子易本应及团匪一百余人，缴长短枪一百二十余支。后经麻城、黄冈、浠水、罗田，于7月中旬到达岳西一带游击。
红八十二师特务营的一百多名幸存者从杨真山突围出来后，7月5日，在黄冈县神仙寨与潜山战斗营和手枪团一分队会合，潜山战斗营改为特务营第三连。次日，整编后的特务营与手枪团一分队配合，在黄冈白羊山歼灭国民党第一〇三师孤军深入的一个营，歼敌官兵三百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
林维先率红二四四团第一营冲过平汉路后，跳出了敌人包围圈，然后在应山、钟祥、京山、枣阳、桐柏一带频繁游击作战，先后袭击三十多个敌据点的集镇。7月24日，打开了信阳大土豪蔡守恭的老剿——蔡家圩子，这对当时处境极为困难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英雄营长林维先是怎么出围的呢？也有段故事。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天，雷电交加，大雨滂沱，一支四十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正沿着大别山蜿蜒崎岖的小路，艰难地向罗田北部的塍家堡方向移动着。
在这支队伍中间，还有一个洋人。他又高又长的勾界上，有一双深陷的灰蓝色眼睛。他头戴的礼帽和身着的蓝制服被雨水浸湿，脚上的高筒牛皮靴溅满了泥浆，胸前佩挂的两枚分别由星条和青大白旗构成图案的徽章，被荆棘划得斑痕累累，暗淡无光。
原来林维先突围后，又奉命精选二十余名干部战士加配两挺轻机枪，组成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黄安、麻城，接应了一批归队的轻伤员，一共有四十多人。
他们在返回罗田的途中，与敌人一个加强连遭遇。小分队一举将敌击溃，俘获了一名蒋介石请来的美国“洋顾问”。洋顾问身上还带着蒋介石领发的“特别通行证”。
林维先顿时计上心来，他一面命大个子连长看护好“顾问”，一面命小分队全部化装成“国军”。
傍晚时分，风停雨歇，西边天际还渗透一层落日的余晖。林维先率小分队进入了距塍家堡约两千米的路旁。他选择一处有利地形，用那只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望远镜，仔细地观察镇内动静。
映入林维光眼帘的塍家堡，一派戒备森严的景象。镇边的小山嘴下，有一座用石头垒成的碉堡。镇内，不时有一队队巡逻兵穿街而过。
林维先放下望远镜，沉思良久，把自己一路思考着闯关想法告诉了同志们。然后，他和大个儿连长把美国顾问夹在中间，走到队伍前头，大模大样地向塍家堡开去。
碉堡内的哨兵大声问：“喂！哪一部分的，干什么？”
“一〇三师！”身着蒋军上尉服的大个子连长傲慢地回答：“奉命接美国顾问先生！”
敌哨兵听说接美国顾问，知道来头不小，慌忙走出碉堡迎接。
就在这时，塍家堡街头走出一队巡逻兵。领头的老远望见碉堡前站着一群人，便高声喊道：“喂！都是些什么人？”
林维先和大个子连长心中都捏一把汗，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几乎同时用手枪在洋顾问腰间一捅。
洋顾问只觉得后腰一阵发麻。此刻，他已完全明白共军的意图。他深知共军的厉害和他当前的处境；同时也为蒋军的腐败无能而气恼。日前一仗，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反而被共军的一些伤兵击溃。尤其是对蒋军只顾各自逃命，把他这堂堂的美国顾问丢下不管，更为恼火。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便“唏哩哇啦”地怒吼一阵，然后仰视天空不言不语。
林维先和大个子连长也弄不明白他吼些什么，但知道这个家伙怕死，眼下不会耍花招。于是，两人都把搀着洋顾问的手松开了，装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一转眼，敌人的巡逻队已经来到面前。刚才洋顾问的怒吼，他们根本听不懂讲的什么，走进一看，才知道这个黄头发的人发怒了。
敌巡逻队领头的那家伙心中生疑，表面又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走到大个子连长身边，陪着笑脸问：“长官，这位是？”他指了一下洋顾问。
“这位是美国顾问先生，我们奉命接他到总部去。”
“哎呀，是接顾问先生，多有怠慢。怎么贵军按顾问先生不通知本部，我们也好迎送呀！”
“上司有令，这次接顾问先生绝对保密！”大个子连长不耐烦地说。
敌巡逻队领头的贼眼一转，忙改口说：“既然如此，有请诸位长官陪顾问先生到本部歇一晚，虽没什么好招待，但总比摸黑赶路安全一些吧！他一边说，一边扫视着小分队。
一直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林维先，深怕纠缠下去露出破绽。于是他把腰间的手枪一掏，骂道：“你们没见顾问先生发怒了吗？你们这个鬼地方常有红二十八军活动，万一顾问先生不测，你我担当得起吗？”接着他抽出美国顾问的那个“特别通行证”，在巡逻队领队面前晃动。
敌巡逻队领头的见对方的官衔比自己大，又有特别通行证，哪敢再刁难，忙换一副笑脸说：“少校先生，实在对不起，贵军既有重任在身，就请上路吧！”然后毕恭毕敬地打开了横在镇口的木栅栏。
就这样，小分队闯过了关隘塍家堡。
皖西北和皖鄂边的各级党组织虽然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但紧紧依靠当地群众，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各自为战，以各种方式与强大的敌人周旋。
便衣队住岩洞、嚼草根、“树叶当被待天明”，始终战斗在大别山中，不屈不挠。到9月份七里坪集中时，便衣队仍有五、六百名队员，这是鄂豫皖人民拼死保存的革命火种。
1937年六、七月，是鄂豫皖边游击区最艰苦的两个月。但是在高敬亭的率领下，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军民浴血奋战，英勇抗击。终于使国民党“三个月内彻底消灭鄂豫皖边区红军”的新“清剿”计划化为泡影，红二十八军和大别山人民一起保卫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并赢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
青天畈“谈判”
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同党中央失去联系三年多，党中央十分关心该区的革命斗争和国共谈判情况。毛泽东多次过问，并且曾在一天内两次致电武汉林伯渠，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和集中的原则，作重要指示。
1937年9月初，中共中央委派的代表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等人从延安来到七里坪，向高敬亭、何耀榜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谈判、改编、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的立场和政策。郑位三最后说：
“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目前最主要的是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我来时，党中央再三交待，不能擅自接受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委任、整编。
你们不了解中央指示精神，责任也不全在你们身上，但要吸取这个教训。现在要想办法尽快退掉委任状。”
委任状是怎么回事呢？
1937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皖西鹞落坪根据地来了位行迹可疑的“不速之客”。
他一出现就落入便衣队手中。“不速之客”连忙通报身份，说他叫姜术堂，是从西安来的，要见皖鄂特委，有重要情况通报。
便衣队将信将疑，正值国民党军大举“清剿”之时，这样来历不明的人岂能轻易就带他去见特委。可又如何证实他的身份呢？有的便衣队员沉不住气，主张管他什么人，杀掉是最保险的，以防万一。
姜术堂竭力申辩：“不能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既然已经在你们手里了，想跑也跑不掉。你们还是带我去见一下特委吧，如果特委也不相信我，那时再杀也不迟。”
便衣队的人想想觉得也有道理，多加注意一点就是了，一个人谅他也翻不了天。
于是便押着姜术堂趁夜晚越过封锁线，七弯八拐前去找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
其实，便衣队员有人见过姜术堂。他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的少尉排长，1936年秋天曾率二十多名士兵投诚，当时一方面摸不清他们的底细，另一方面也没功夫改编他们，便一一发给路费，劝他们回家。姜术堂临走前多了一个心眼，请求特委给他一个身份证明，以便回去寻找当地组织，投身革命。特委同意了。
谁曾想到，就是这一身份证明，竟使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重新取得了联系。
何耀榜见到姜术堂后，先询问了一番事情经过。姜术堂如实汇报。
姜术堂在返回河南老家时，途经郑州，听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谈判已达成协议，便径直前往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看了他的身份证明，又听取了有关鄂豫皖边区的情况汇报，就交给他一些文件材料，让他返回鄂豫皖把文件转交红二十八军。
说着，姜术堂取出党中央文件，其中有《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告全党同志书》等。
何耀榜叫人仔细地念了一遍，下结论道：“这些文件不是假的，符合当前实际情况。”
然后，何耀榜就派人去鄂东北寻找高敬亭，何耀榜说：“必须尽快和高政委联系上。我们该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了。”
坐在一边正低头抽烟的潜山战斗营营长易元鳌听到这话，猛地抬头注视着何耀榜：“谈判？你说和谁谈判？”
“和国民党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