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老张和我谈话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大家。为了使他们情绪加上严重感，我还讲了目前权威人士对李谷一的演唱表示的异议；一些地方开始对穿喇叭裤、跳舞禁止等等。目的无外乎“不出漏子”。
老崔头听得小眼睛一眨不眨，那长着稀疏胡子的尖下巴，一个劲地往下点着。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发现，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支持我的意见。孔丽丽、陈译凡、冯毅，却炸了窝。
孔丽丽叫道：“‘知青劳力科’，是‘知青办’后身，谁不知道他们早几年，趁知青搞病退、困退时，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这帐还没去算呢！”她的哥哥、姐姐，都去外省插过队，提起这事，她总发出和年龄不相符的感慨。
陈译凡叫道：“奇怪！为什么损坏人积极性的事没人管、没人问；一到人要积极干点什么事，非难指责，全上来了？”
孔丽丽说：“是叫咱们给他上卤吧？王颖，给他提两匣点心去！”
王颖笑了笑，未置可否。我奇怪这几个小青年为什么这么大火气？是因为她们不在这儿长期干，不在乎茶馆前景如何，还是她们维护茶馆到了老话说的“护犊子”的地步？我不由得大口地吸起烟来。不，她们的心情偏于后者——谁不尊重自己的劳动！她们毕竟对茶馆充满感情啊！
老崔头发言了：“唉呀，我的姑奶奶，我的小姐们，老话说了，‘官盐不当私盐卖’。这茶馆可是官家的买卖，由不得咱们呀。老张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吧。别招灾惹祸，可没好处呀！好歹不就拿那几十块钱工资么？安安生生的……”
“老崔头！”冯毅打断他，“不是您说的那么回事。现在是首创精神和保守力量的较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出点新东西就这么难！我认为，什么东西也不撤！当初我反对跳舞，现在我支持跳！”
“我赞成。”陈译凡举起手。
“我赞成。”孔丽丽叫道。
老崔头觉得没意思，他咳嗽着叹口气，回屋去了。
完了。孤掌难鸣。我独自吸烟。接着王颖谈了她要创造富有龙潭风味的食品的打算，引起她们一阵喝彩。王颖这个人，善于鼓动。和她在一起，只要她话匣子一开，十五分钟，你就坐立不安；半个钟头一过，你会热血沸腾；呆上一个钟头，你就会愿意和她一起，涉河流，爬高山，穿越无边的沙漠……兴奋的红潮又飞上了孔丽丽和陈译凡的面颊，冯毅眼里放着光辉。最后，王颖说：“好啦，咱们听听木工师傅的意见吧。你觉得怎么办？”
“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我觉得怎么干，咱们就能怎么干下去。”我说。
“甭强调客观。说你心里话。”孔丽丽催得我一股无名怒火在心里直窜腾。
“我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好在现在这么干，不象十年前，稍一离经叛道，就被打成反革命。咱们顶多报个‘歇业’，还能怎么着？”
王颖高兴了：“太对了！”
看来，她宁可茶馆关张，也决不让步。
这次“恳谈”的最后结果是：王颖和孔丽丽突击搞具有龙潭风味的食品；冯毅和陈译凡搞社外学习；我尽力在茶馆与老张之间周旋，调解矛盾，以使茶馆按目前状况办下去。
“公告”没引起多大风波。上边没表态，下边不买帐，大有不了了之之势。天下着蒙蒙春雨，没什么顾客。我轻轻拉开茶馆的门。王颖正对孔丽丽说着：“一八八六年的一个早晨，美国阿特兰大市的一间药店里，来了位买头痛药的顾客。当一位偷懒的店员，发现配药用的蒸馏水已经用光，便随手拿了另一种溶液，加入一些糖浆，于是，风靡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是水的‘可口可乐’，就这么诞生了……”
孔丽丽坐在那儿，象小学生听老师讲神话故事。
这几天，她俩经常下有独特风味的饭庄、小吃店，买各种各样的食品和原料，拿把小秤称呵称的，配出各种“药方”，研制新食品，做得了，就叫我们大家品尝一番。前不久，龙潭湖允许钓鱼了，有些顾客想把自己钓的鱼，当时就当下酒菜。王颖决定满足顾客这个要求。要说她也够灵的，边看菜谱，边做出了“双皮刀鱼”——将鱼背剖开，刮下鱼肉剁成茸，再加入配料，铺回鱼皮里，还鱼原状，做得了一看，竟然真的除其刺而不失其形！她说，淮扬菜以擅做“江鲜”而著名，咱们龙潭茶社不就靠江边吗？这风味在北京恐怕绝对“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然而，这菜成本太高，顾客也钓不着什么大鱼，这招失灵了。她又试做了“准扬汤包”——用老母鸡和肘子熬成浓汤，合上碎鸡丁、肉丁成馅，经冷冻，再包入面皮里，上笼一蒸，馅就化了。等蒸熟一看，那包子皮薄如纸，近乎透明，一兜汤汁，吃到嘴里，嘿，浓汁四溢，味道极鲜——可惜，也是成本太高，不易成大众饭。这不，她翻出了“可口可乐”发现史，羡慕起那以百分之九十九的水份，却风靡了世界的玩艺儿！
她的工资准都搭进去了，但她从没埋怨。自己愿意嘛！这里得插一句，我们由于生意好，每人每月能分六十到七十多元。其实还可以多分，但王颖说：趁着这两年不收税，多攒点发展资金。我们当然都同意。
唯一苦了的就是我。我得去安抚老张，千方百计地解释：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我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想为“四化”多作贡献。放开手让我们干吧，求求您了，“张大老爷，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说得老张也笑了。他叹着气说：“说实话，依着我，就要鼓吹企业之间的竞赛，能尽快发展就好呵，可是‘原则’呵，这可不能不注意！”……这差事搅得我筋疲力尽，比拉一天大锯还累。看着他们全力以赴搞实业，我羡慕得要死……
冯毅和陈译凡回来了，你看她们兴奋的，连雨衣也顾不上脱，便滔滔讲起学习的新手艺和对“龙潭风味”的新建议。
当她们同时发现我时，一齐同我握手，我知道，她们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心里对我安抚老张的感谢！
大家心情舒畅，办法就来了，小小的龙潭茶点社真要有点“龙潭风味”了。
可是，我们的高兴竟是这样的短暂！
第二天，我们正在茶馆外边卖活鱼，邮递员来了。冯毅跑去接，我站在一三〇汽车上，用大网勺从那几个大木桶里舀鱼，把鱼递给王颖。我突然发现冯毅站在那里，那兴奋的目光在暗淡下去，呆在报纸上了。
“排队按顺序买啊，鱼有的是，都买得着！”王颖一边过秤一边维持秩序。
冯毅没把小报塞在兜里。她走到王颖身边，小声嘀咕句什么。王颖目光在她脸上凝视片刻，湿手在围裙上胡乱擦了擦，接过小报，上一边看去了。冯毅面目严峻地给顾客称鱼。
四十分钟后，鱼卖完了。汽车和顾客都走了。我经过冯毅身边去洗手时，她告诉我：“咱们被那群记者报道了。”
我走到王颖身边，她递给我报纸时，笑意中带着某种思虑。那文章是个叫韦克的写的，标题是；《中国新经济政策带来生活和思想的活跃》，其中有段涉及茶馆的文字是：
“那些渴慕西方生活的年轻人，在‘容淡潮’（译音）茶馆里跳舞酗酒。我们去采访时，被围在中间。他们惊奇西方的技术：照片在几分钟之内便把他们的彩色形象映在相纸上。这个待业青年办的茶馆，是我在中国旅行二十七天内，发现的最自由化的一个。茶馆的负责人，插了十一年队的二十九岁的妇女汪英（译音），充满激情地表示：这个简陋的茶馆，会发展得比西方第一流的酒吧间还要完善。……”
“你是这么说的吗？”我斜瞅着她问。
她苦笑了一下：“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记者问：你对这个简陋的茶馆满意吗？我说：我们要发展，朝现代化发展，它不会比你们的酒吧间简陋。这个记者在玩文字游戏！”
“你不觉得这会给咱们惹事吗？”
她默不作声了。我告诉她，最好的办法是谁也别提这件事。自生自灭最好。千万别大肆张扬。要知道，有批人专会起哄，一哄起来，咱们就成众矢之的了……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发现她转过身去时，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
真是“人言可畏”呵！韦克，我们恨你一辈子！
刚要吃午饭时，孔丽丽用压低的声音嘿了一嗓，朝窗外努努嘴。老张正沉着脸锁自行车。这次，他对我们的热情招呼没有理睬，把兜里的《参考消息》往桌上一搁。傲慢地扬着头，缓缓地环顾着茶馆四壁，说：“有朝一日，这里会比西方的酒吧间还要酒吧间。看来，我是跟不上形势啦！”
“您说什么呢？”孔丽丽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打岔，“您怎么了？还没吃饭吧？”
“还吃饭？看这个就给我看饱了！”老张的胖手指在那张报纸上戳了戳。
“噢！看报纸还能当饭吃哪。喏，给您——”孔丽丽把一摞废报纸压到那份《参考消息》上。
我们嘻嘻哈哈打趣，就是不围过去看那张报纸。他用游移而又思量什么的眼神，扫过我们的脸，最后停在王颖脸上。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忙得你够呛吧？连报纸都顾不上读了？来，我给你推荐一段。”他搬开那摞报纸。王颖镇静地走过去。
王颖看了看，把报纸推开：“它好象是说我们。”
“你看怎么办吧？”老张压着火问。
王颖带着诧异的神情扬了扬眉毛，说：“看完了，您装兜吧。这还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的？”
老崔头始终被蒙在鼓里：“张主任。您怎么了？里屋来坐会儿……”
老张连眼皮也不眨地看着王颖。他沉不住气了，严厉地说：“把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告诉你，茶馆从今天起停业学习。下午两点，你们全到办事处去开办学习班。老崔，你看家。”他带着解气的口吻，吐着“学习班”和“停业”几个字，就象钢琴上弹出的那种跳跃、富有弹性的音符。
“今天我可去不了。有个钓鱼的顾客，下午要吃我做的‘淮扬鱼’呢。学习班能解决顾客需要吗？我们这茶馆可是自负盈亏。”王颖不紧不慢地说。
“学习，工资您给开吗？”孔丽丽说。
“这是我们上午开会研究决定的。你们必须去。”老张说，“工资照开。”
“坐在那儿开会学习，工资照拿，这不白吃社会主义吗？我不去。”冯毅话说得干脆又直接。
“下午你们必须去！我可通知你们了。”说完，老张走了。
我们紧张地研究了一会儿。王颖主张我们几个都去，只留她和老崔头。她说：“丽丽，听话。陈译凡、冯毅，你们都去。日后你们分配还由他管呢。我闹僵了没事，你们可……”
“就不去。现在招工是考试制。”陈译凡打断她的话，“我们考，凭分数，凭本事。”
谁都不去，我只好一人前往。可以想象，老张气成什么样！他非叫我拉她们来，我怎么能办得到？他只好自己蹬车去了。半个钟头后，他独个气鼓鼓地回来了。
偌大的会议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无聊极了。只好吹那烟头，烟灰飞开去，小红点亮一亮，又暗下去。
“唉，你们都没家没业，又年轻。我呢？我有老婆孩子！小报上登了这事——能白登吗？看吧，到头来倒霉的还是我！”他真着急了，“王颖也得想想冯毅、孔丽丽她们呵！那么小的青年，刚步入社会，还没正式工作，唉，不懂事呵……”
“您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我想安慰他。
“严重？一点都不严重！我经过多少世面？经历过多少运动？你不才三十吗？”他诉说起历次运动中的经历。我可怜起他来。
“这样吧！”我给他出主意，“茶馆您甭管了，赶快脱身。脱得越干净越好。有什么事来了，我们自己顶着。茶馆要办好了呢，我们这个典型万一树起来了，我们决不会忘记您的支持。”我告诉他，这事他不好管：第一，我们没犯法，法院和公安局不会找我们；第二，待业青年开茶馆，党的经济政策允许；第三，外国记者报道的东西，水份太多，捕风捉影。
他带着疲倦的神色看着我，一声不吭。等我说完，他没精打采地站起来。我松口气，会谈总算结束了。为了表示我们关系融洽，我象吵完架不记仇的小朋友，带着安慰、和解的语气问：“您哪天有空？在家等我，我把您那塑料面贴好。”
象昏睡在树枝上的鸟儿突然被什么惊醒，他神色有些紧张地说：“啊，别，别了。我自己能粘，能粘。”
我知道，他要和我们把距离拉得越远越好。在他限里，我们是一条腥鱼，要坏整整的一锅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