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满一本正经：“虽说你亚赛一朵花，我也宁肯去打屎克螂的主意。喂，我是叫你们俩抬一根。”
陶润笑着把一根料立起来，摆出马上要扛走的架势：
“李师傅，这木头我扛得动。再说，我不习惯两人抬东西。”
季达看着她的背影。高挑匀称的身段，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风正迎面吹拂着她，使那件粉红色的汗衫下襟紧贴在腹部，这使她的胸部更显丰腴饱满。她迈着有力的步子走去。一种遏制不住的念头突然从季达心上升起：她现在交朋友了吗？她在看什么书？是小说吗？
这车料卸完了。他跳下车，右肩扛起一根，左腋下夹一根，大步流星地往电锯那边的空地走去。陶润刚才看的那本书，正放在电锯盘上。尽管那本书封面朝下扣在那里，季达还是看清了：《企业管理史》。这是人民出版社出的一套世界企业管理丛书的一本。季达当然对它并不陌生，这套丛书的征订广告一刊出，他就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填写了购书单。这么说，她也在研究这门学问……
“喂，你觉得那本书好看吗？”金宁眼睛真尖！
“什么书？”季达故意反问。
“那本。她的书。”她怪里怪气地朝电锯盘扬了扬手臂。
季达正不知回答什么，第二辆运料汽车开来了。季达听到有人在呼叫。他走过去，看到小秦在车尾处，用手指抠着木料大声骂着：“娘的！这玩艺儿是干啥使的？！烧柴灶哪！水泥浇铸‘满天红’，上万吨的压力，就拿这木头搪塞？！”
“嗐，闲事！你多管闲事！”李玉满把他拉离汽车。“能碍得着你哪根肋骨叉子痛？塌下来伤得着你一根汗毛不？你不是一天挣一十三张毛票子吗？人家运来几车秫秸杆，让当大粱使又怎么着？你就充那拉碾的驴儿——听吆喝……”
“那可不行，李老师傅。”陶润象开玩笑似的打断他。“汪玉春还能在咱们厂干多少年？咱们就是耗年月，也能把他耗死！可工厂要存在下去，咱们还得干几十年呢！质量搞不好，吃亏的是咱们！咱们不是给他干！咱们拿的是国家的工资！要是他雇佣咱们，咱还不来呢！”
玩笑与真情相间。李玉满有点受不了了。如果是厂领导批评他，他准能口若悬河地辩护一通。但此刻，面对他的是个姑娘，一个谁都知道在厂里吃不开的工人，一个被明里暗里穿着小鞋走路的人！按理，她应当有更强烈的情绪，恨不能让这个厂垮台的情绪。可她，偏偏不是这样！李玉满的脸有点挂不住了。他想反唇相讥，说点挖苦话。但他却满脸堆笑了。他拍着陶润的肩膀，豁然大度地说：
“你呀！唉！真拿你没办法。行。算你李师傅没说，行了吧？”
这大度的模样象哄小孩，意思是：让着小孩吃巴巴。
陶润也笑了：“您得从心里认识这个问题：工厂的任何损失，只会使工人更加倒霉。”
“我懂。我懂。我——懂——”
她在现在说这种话，比我说效果要强多了。季达想。他从心头涌起一阵对她的感激。但他无法流露。他只是走向车旁去看木料。这些料……有部分象是从哪个工地上撤换下来的废板子，上边净是钉子、洋灰疙瘩，裂缝里夹着小石头子；另一部分象是从村里买的拆房料；歪七扭八的椽子粗细的树干、糟了两头的顶粱柱，烟熏黑了的椽子；剩下的就是木材公司处理的糟朽不堪的等外材。
季达皱着眉头走到驾驶室旁，叫司机出示货款三联单。那个司机象是个跑运输的农民，一身肮脏油污的工作服，一车也是破破烂烂的老爷车。
“同志，俺是个体营业。没什么运货单。有人叫俺把料运到达儿，俺运到了。你打个收条给俺，就完了。”
“那您准运错地方了。”季达说。
这个司机挺精干，他笑了。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
“是这地方吧！”
季达接过来：定福庄公社。印刷厂工地。印刷厂工地。没错。这字……季达突然发现，象是汪雍的字迹！他记得汪雍曾帮助那些介绍给他的“文盲”姑娘，留在他本上的地址，就是这种字迹！他不由得怒火冲天！这个娘们！你懂个屁！用得着你去买什么木材！你的手伸得也太长了！这些咒骂象闪电一样从心底消逝了。必须控制住，自己，别把情绪流露出去。应当向汪玉春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此时，只有卸料。
幸亏又来了一车正经木材，这种糟糕透顶的料引起的波动才没扩散。傍晚，第五车木料卸完了。凉爽的微风从田垅里吹来。小秦揉揉臂上的肌肉，甩了甩腕子，一下一上地耸了耸肩。喔夫！有几个人同时松了口气。陶润用围巾抽打着腰身上的土，然后又弯下腰，拍去裤腿上的土。这动作是那样熟悉。一次，在西山八大处的高山上，也是这样的夕阳西下时分，在草丛中躺够了，聊够了，他们俩从草丛中爬起来。当时，她也是这样掸着草屑和土。她口中还哼唱着一段莫扎特的和弦。由于她老是哼唱，他也能随着哼唱出来。但今天，她没有哼唱这段旋律。她还记得这一切吗？
十
有些事情象灰烬一样堆积在记忆的角落。有时候，它又会象流星一样，倏然划破沉睡中的记忆星空。
季达怀着一种奇特的紧张、不安的心情，一边在洗漱室里飞快地洗着身上的汗污，一边透过玻璃窗往外张望：工人们陆陆续续地走出厂门，陶润还没走！根据过去的经验，陶润总是洗漱得干干净净，换上一身合体、整洁的衣服，才离厂。她总是最后离开。季达打定主意，要在路途上“憋”她。因为不知道结局将如何，他的心境竟象初恋时一样：为了和自己倾慕的人搭上第一句话，追求者要日日夜夜地酝酿多少个方案啊！
镜泊湖是这一代居民、工人常去的天然公园。也是进城的人必经之路。有土丘、有湖水，有古老的和新栽的树木，有各种低矮的灌木丛，还有四季不败的鲜花。季达把自行车停靠在路旁，等待陶润出现。这真是个好地方。离厂房只需骑五分钟车。他眼睁睁地望着陶润将出现的方向。甜蜜的花香从嫩绿的草木丛中飘逸出来。是那样浓郁、沁人心脾。怎么搞的？这是你吗？季达？你想把逝去的岁月追寻回来，想重新得到那个早已和你告别的形象！哈，你想把破碎的镜子重新粘合起来，象俗话所说的：“破镜重圆”。然而，没这种胶水。即使有，粘合起来的镜子也不会映出单纯统一的形象，那里面会出现支离破碎的影子。每个零碎的玻璃都会自命不凡地按自己的意愿反映形象。总之，破镜重圆，那只是一种祝愿之辞，并无真实价值。对于象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说，有这种非分之想，未免过于浅薄。然而，爱情，尽管爱情那么难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尽管它只是在想象中才光彩诱人，却没哪个人心甘情愿地放弃它。对于一个充满追求的人来说，每一微小的机会，都会使他象飞蛾扑火似的，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不是吗？
时而拂过的微风，将幽蓝幽蓝的暮霭吹来。每当草丛松墙、银杏树的枝叶摇曳过后，暮色就加重一些。毕竟是郊区，空气是沁凉的。这里没有市区的喧闹和缤纷的霓虹灯，但并不缺乏色彩。天上密布的繁星，有黄的、粉红的、玫瑰色的，要是你再仔细看，还会看见绿色的。梦幻般飘浮的云彩，在遮住月亮时会被镶上金边。至于水在沟渠中的流淌声、蛙鸣、蟋蟀叫，并不比精心谱曲的交响乐逊色。要知道，大自然朴素的声音比一切人为的声音，更能令人感到神奇。因为，没有人的半点功力，它却亘古至今地流传。一切人为的努力都会在时空面前逊色。它，却悠然自存。它是永恒！
她来了。季达抑制着心跳，迎着她的自行车走去。
“陶润——”
她跳下车。面色平淡。“有什么事吗？”
“我想……和你聊聊。”真蠢！
“聊聊？谈工作吗？”
“哦……谈工作……也成。”
“唔，”她揶揄地看着他，“我早料到这一点。哼，多好的担子！现在，忙得你焦头烂额了吧？”
季达闹不清她在指什么，颇有些张慌地说：“可不。木工今天搬了一天料。明天开始钉‘合子’。还要派几个人去帮瓦匠，他们在拆门时，木工得用柱子或板子抵住参差不齐的墙洞，或者撑住上边的水泥雨搭子……”真他妈的，只有说这些事口齿才利索了一点！要镇静！“陶润，我今天挺感激你……”
“怎么？”
“你的一席话，使工地的消极气氛没漫延。”
“你别指望我会帮你把工人们对管理不当的情绪消除。”
“咳，这句话够绕口的！”季达笑了。气氛和缓了。“你还是应当帮助出点主意。”
“有你的恩师汪厂长，还用我出的主意干嘛？”她冷笑道。
“咳，何必这么说呢？陶润，咱们去湖边走走？”
“对不起。爸爸还在家等我做饭呢。”
情况竟如此急转直下。他眼睁睁地看着她推车起步。他明白，他们互相都在克制着一种感情：他克制的是对她的爱慕，她呢，克制的是对他的嫌恶。他想放她走。爱情心理学他多少还懂点：如果一对情侣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那么，要求再次复交的一方只能遭到惨重的失败……但那段爱情经历毕竟影响了他毕生的爱情生活！炽烈燃烧的感情突然使他不顾一切追上去：
“陶润——”他原怕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但还好，他的嗓子总算没背叛他：仍是那么响亮，只是粗犷得稍稍过分了一丁点儿。
她站住了，推着车在那里等他。她的目光显得十分老练，仿佛早知道他有这一着。
“你……爸爸，他好吗？”
“谢谢。他挺好。”她的眼里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他……还在说‘徽宗语’吗？”
“有时说，有时不说。”她的声调低沉。
“我有很长时间没去看他了。”季达的声音稍微有点颤抖，“我……能去看看他吗？”
她的语调恢复了原有的力度：“你可以去。但最好选择我不在家的时候。还有别的事吗？”
季达被噎得半晌没说出话。她又要推车走。他一步跨到她面前：“陶润，何必呢？何必爱情不成便为仇呢？难道保持友谊也不行？”
她绕开他。“不。这和爱情没关系。更谈不上仇不仇的。至于友谊，那需要有个基础。但我们的基础已经被历史的风尘吹走了。”
她跨上自行车，往暮色深处骑去。
十一
“爸爸，今儿晚上很冷，您要喝点酒吗？”
仍是那个十分寒冷的清明节。白天没有阳光，夜晚没有星星。一种普遍存在的危机感，一种对未来的朦胧期待和单纯的政治热情被镇压，造成了人们精神和心灵上的创伤。
“我不喝。”那个老头点着下巴颏说。他用布满血丝的混浊黄眼睛，紧紧盯着季达。同时，那失去血色的嘴唇右角在一歪一歪地抽动。这使季达十分不舒服。但这是第一次来陶润家，他不敢冒昧多问，只是作出坦坦然然的样子。
“从外边来？”老头问。
他告诉老人，他是从天安门广场来。他遏制不住地想和别人谈谈当晚的见闻——那时，没人不对这个话题倾注全部注意，但老头却站起身，哼着什么小调，去拿酒杯。季达闹不明白，为什么老头点着头说“不喝”，可陶润仍去烫酒，端菜？或许，他们家有另一套家规：“说话不算，点头算”？
陶润显然对老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先给父亲摆好碗盏，这才安置季达。自然，话题又在天安门事件上绕来绕去。大概是季达在谈到一个青年人，在纪念碑前被痛打得满地打滚的时候，老头的青筋猛地从脖梗子里绽出，酒盅往桌上一蹲，拍案而起。他开始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带着令人心惊胆战的神情，盯着季达，挥动着的那只黑瘦的胳膊就象在狂风中摇摆的枯枝。季达听不懂。但能感觉到，他正慷慨陈词。
季达不知所措地看了看陶润。她只是坐在桌旁若无其事地喝酒。显然，爸爸此举对她并不陌生。她并不去劝慰爸爸，反倒给季达夹粉肠。只是那动作有点“内容”：
“装没听见。不要紧盯着他。要不然他会没完没了地说下去。”她小声告诉他，“天安门的事不要提了。说点别的。”
忐忑不安的心境控制了季达。尤其是当他感到老人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怒视他，并继续着那些谁也不懂的话时，他有些坐不住了。他担心老头怀疑他的“人品”：他是来勾引自己女儿的。当然啦，按照中国的民俗，一个成年姑娘邀请一个小伙子来家中喝酒，显然预示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他要走，陶润也并不挽留。只是快出门时，陶润脸上带有尴尬神色对他说：
“实在对不起你。我父亲有病。是……精神上的毛病。你别见怪。”
“他说的是什么话！”
“啊，那是‘徽宗语’。”
“什么？”
“据说，宋徽宗被大金掠往会宁之后，君臣为了在监囚之中仍然讨论国事，便发明了‘反切’法。他过去是历史教员，懂得这种‘反切’规律……这大概是门语言学，一时我也说不清。以后我会详细给你讲讲。”她说得很匆忙，大概在惦记自己的父亲。
“我能帮你点什么？”
“他这个病毫无办法。甚至连医院都不敢让他去。因为，……要是人家听懂了他在说什么，他就会被……抓起来的。”
季达在昏暗的路灯下惊愕地盯着她。小胡同里没有人。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吹来一股冷风，它使陶润的一缕头发飘下来，遮住她愁苦的眼睛。季达真想伸手去帮她，把那缕头发梳到原来的位置。但她匆匆地进街门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