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客家人的界定，首先就要弄清客家的源流问题。你在小说《围龙》中，开卷说自己的祖先程曼是第一次第一支南迁的客家人。这显然是受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的影响。我不赞成他提出：“第一次迁移，则以受五胡乱华所引起”的说法。更不敢苟同晋永嘉五胡之乱时，中原自北南徙的汉族难民都是客家先民的观点。实际上五胡之乱时，中原汉族难民南移的，更多的最后成为粤语系和闽语系的汉族人。成为客语系的人仍属少数。对客家人的迁移，我认为要从中华民族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宏观历史来看。
程：那么你对客家第一次迁移史有什么新的见解。因为这个问题，对客家人的界定十分重要。
谢：是的，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商榷。根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客家人先祖本齐晋人，至秦时被迫而迁豫皖”。这说明客家先祖的迁移应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重大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
程：这样，把客家迁移史推前了500多年。
谢：这一推论如果成立的话，客家迁移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光绪嘉应州志》中就说了至秦时被迫而迁。我认为客家的迁移是整个氏族集团的迁移。经过春秋五霸的争霸，晋国失败，形成三家分晋局面，后转入战国七雄的互相兼并的战争，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残酷的自相残杀且历时较长的战乱。而地处黄河中游的晋国后裔，为了逃避战乱的灭绝性的仇杀。整个氏族从秦开始被迫沿豫皖边境，再向江西、福建、广东南方边境山区迁移。这是逃避仇杀的需要，并不是平原地区已被土著人所居住。其实当时南方平原也还有不少虚地。中国有句古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认为客家祖先，大概就是仁者。也只有整个氏族性的迁移才能把语言、文化、民风、民俗等一整套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甚至把装着祖先的骸骨的金罂都一起搬迁，这样才能形成一支民系。而客家话才能保留古汉语的存在。据河南大学语言专家曾光平先生的调查，黄河流经陕西、山西、河南交界部一个狭长的地带，确有类客家方言之处，这就是晋国所在地，由此亦可以得到证实。当时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晋文公的后裔，亦是夏氏族集团的后裔。其实“客家”就是“夏家”人的谐音。同时，在客家地区还有汉至唐、宋时期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文物可以见证。客家人对其祖先曾作为中原衣冠土族引以为荣的思想便出于此。客家并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说的因为唐、宋时期户籍的主、客制，把外来的都列客户而成为“客家”名称。这点是应该修正的。
程：这个观点很新鲜，我第一次听到，那么客家称呼的缘起应在什么时候？
谢：据史书记载，客家这个称呼，见于文字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客家话，原来就叫“阿姆话”。在清道光之后，由于客家氏族源流的争论，才把客家的他称逐渐变成向心认同的自称了。现在有些同志到广东落籍了，也称自己为新客家，这种说法欠准确。
程：现在请你再谈谈客家人应如何界定？
谢：我认为，对是否属客家人，确实应该有个界定，如果没有个界定，乱认祖宗，会被世人嘲笑、被历史嘲笑。现就作为一家之言，我提出界定的四条标准：首先是语言。是否生长在讲客家语系的家族，是否会说客家话，这是最根本的；其次是族谱确实有记载，有谱可查；其三是有史书著录，而不是野史的传说；其四是本人生前有文章的叙述或公开说过是客家人的文字记录。四条中，有一条就可以列入客家人的范围。不要去世之后，强加于人。当然这样界定是否科学，大家可以争论。不过，我总觉得不要强人所难，特别是历史上的名人、伟人，划人客家圈内，要特别慎重，人已作古，无言以对，又何必再去作弄历史、作弄古人呢？
7.弘扬客家精神
程：在客都梅州市曾经举办过世界客属恳亲会和世界客属联谊会。弘扬客家精神这口号响彻云霄，学术界、文学界、知识界都以实际行动参加了此行列，不但出版了一批阐述客家精神的学术著作，而且出现了反映客家人饱经磨难、艰苦卓绝生存状态和爱国情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请问谢先生，你对此有何看法？
谢：建国以来，甚至有史以来，学术研究从未出现如此宽松的环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成果，极力营造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良好氛围，提倡多出优秀的精品。前面我已说了，客家学的研究也出了不少精品，这是可喜可贺的。
程：现在客家研究中对客家精神的提法很多，也有少数人对客家精神提出质疑，谢先生对此有什么高见。
谢：对提倡客家精神，我是赞成的。至于什么是客家精神，这确实须探讨清楚。前面我已谈到，我们在客家学研究中，一定要牢牢记住一条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腾飞。客家只是中华民族、汉族中的一支民系。因此，我们在谈客家精神的时候，亦必须把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作为主旋律。
程：谢先生，按你这么一说，那还要不要弘扬客家精神？
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中华民族精神，是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是共性的。客家精神是个性，是民系精神，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比如说，家与国的关系，如果不热爱家乡的人，就谈不上热爱祖国。客家精神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可以否定的，是客观存在的，是客家人在不断迁移中，披荆斩棘，自强不息，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历漫长历史的岁月铸造而成的。它必须取得全社会共识。依我看，客家精神除了共性的爱国爱乡、团结奋斗、勤劳勇敢、开拓进取的精神外，而体现自我的个性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兴学重教、崇文尚武、敬祖睦宗、天足健步、善适生存、艰苦创业。比如兴学重教这一条，“文化之乡”的美誉是得到全国所认同的。又如“天足健步”是专指客家妇女，客家妇女从不裹足，一双天足走南闯北，勤劳、俭朴、守操、持家。我常说，客家的历史是客家妇女用双脚走出来的历史。
“妇女半边天”，客家妇女乃典范。
程：可见，这些个性都寓于共性之中，个性是共性的精髓。
谢：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弘扬共性、发展个性，才能造就一批起历史作用的英雄豪杰，才能振作今人，教育后人，把客家精神发扬光大。同时，我们亦要正视客家人也还有丑陋的一面。比如“窝里斗”、“灶门口扒食”、“女耕男嬲”以及死人霸土地“二次葬”的陋俗等等。这些都要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做到树新风、扬正气，要发扬客家文化之乡的优势。我们搞客家学研究，回顾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研究昨天，是为了开拓明天。我们在弘扬客家精神的同时，要宣传时代的主旋律。当前要大力宣扬抗洪精神去推动客家地区两个文明建设。我认为客家研究，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为本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服务，为全民族的振兴服务。否则，任何研究都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也可以说是毫无出路的。但是，我深信客家学研究一定能够跟上时代步伐，放射出时代的光彩。
五、《瓷砚赏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瓷砚专著
瓷砚，是陶瓷制品，收藏瓷砚，自属收藏陶瓷系列的一部分。但瓷砚又有习字功能，又属文房系列。从谢志峰收藏的汉“亿年无疆”瓦当砚细考，可知“秦砖汉瓦”和中国陶瓷一样，都是火与泥的艺术。谢志峰收藏瓷砚，本身就值得我们思索、琢磨。在这里有一段真实的故事：
1991年5月28日的早上，广州市带河路古玩一条街。
谢志峰上着T恤，下穿过膝的西装短裤，脚穿皮凉鞋，沿街找宝来了。周围熟识的人都和这位面善、心善，但并不大方，喜欢讨价还价的长者打招呼。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藏家协会会长谢志峰。
经过一间古玩店时，谢志峰走进店里一看，发现有一方瓷砚呈碟形，砚面微凹，周沿有一条水槽，除砚面不施釉外，砚边唇滚圆，砚身施白釉，泛青色，砚边饰为两条青花弦纹，图案简洁，砚唇釉润如玉。底足青花楷书“寤歌草堂，哭笑定置”两行直书款。
谢志峰抑制着内心的激动。他印象中，“寤歌草堂”是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画家八大山人晚年在江西南昌城郊居住的堂名。从瓷质来看，是江西景德镇民窑烧制，青花蓝中泛紫灰色，有明末的遗风。
谢志峰装出不以为意的神态，问这个瓷砚要多少钱。
老板说：“130元。”
谢志峰一听，心里高兴，他想这老板真是不识货。
“能还减一点？”谢志峰试探对方口气。
“本钱也就这一点，再减就别吃饭了。”老板也很随意。对这方砚根本不知道其所以然。
“好啦，我不讲价了。别弄得你中午饿饭。包起来吧。”谢志峰显得从未有过的干脆。
一宗瓷砚生意就这样结束了。谢志峰一边玩弄着刚买回来的瓷砚，一边翻检有关资料。证明“寤歌草堂”就是八大山人晚年在江西南昌的堂名。兴奋得他几天睡不好觉。
我去欣赏谢志峰的瓷砚时，谢志峰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知道吗，老程，八大的东西特别难找，连故宫博物馆也没收藏过八大山人用过的实物。就是江西南昌的青云谱，也没有八大的遗物。”
唉，怎么谢志峰的物缘特好，一块八大山人的瓷砚义跑进了谢志峰的节香楼。其实，谢志峰的瓷砚每一块都凭他的知识、眼力和汗水，走脚板，一个一个收藏起来的。由此，我对谢志峰的瓷砚赏析又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然而，广东省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原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初先生，看了谢志峰的瓷砚展览，特别是对八大山人自用的那块瓷砚，更是称道，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先后在香港《文汇报》和《广州日报》发表，引起一时的轰动。此文如是说：
8.“哭之”“笑之”——由一方瓷砚佐证八大山人的签名
欧初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当代收藏家所爱，除了书画、金石，还有各式器皿。这些器皿，或见高人妙思，或经能工巧制，既具艺术性，又具实用性。有时要印证某些史证，从器皿中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
节香楼主谢志峰先生所藏精品甚多。有一件明末清初青花碟形砚，格外引我注意。
该砚呈碟形，口径13厘米，底足口径8厘米，高2厘米，形制简朴。砚身施白釉泛青，砚边饰有两条青花弦纹。
从瓷质看，应为江西景德镇民窑所烧制。尤其难得的是，该砚底部有青花楷书两行，分别为“寤歌草堂”、“哭笑定制”。
寤歌草堂为明末清初杰出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字雪个）所用堂名之一。据文献记载。八大山人62岁时突然离开了居住了26年的江西南昌城郊青云谱，到其友僧澹雪所在北兰寺居住，不久该寺被毁，八大山人遂于南昌城以粗陋材料结堂而居，是为寤歌草堂，当时在南昌的诗人叶丹曾作一首题为《过八大山人》的诗，其中有句：“一堂寤歌处，萧萧满席坐：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寤歌草堂的简陋，在此诗句中历历如绘。
既然寤歌草堂确是八大山人的堂名，此瓷砚自当为八大山人所有。就目前所知，八大山人所用瓷砚，传世的仅此一件。由此，该砚款识中“哭笑”二字，就大有意义，历来有人认为八大山人有意将签名写成“哭之”“笑之”，如张庚所云：“八大山人二字必联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字意。”然而此种说法只是后人观画时所臆测，唯一可作依凭的，不过是八大山人咏怀诗中的一句“无聊哭笑自流传”，说服力不够。现在从这方瓷砚的款识可确证，八大山人定制瓷砚时，自称“哭笑”，则此二字为其自用名号无疑。
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研究八大山人的诗书画作品，均颇有意义。
笔者的老朋友、著名画家、文物鉴赏家唐云先生一见此砚，即爱不释手。宝有此砚的谢志峰先生慨然相许，一俟《瓷砚赏析》一书出版即将砚赠与唐云先生，唐先生亦拟回赠八大山人画作一帧。不想唐云先生遽然逝去，令知情者为之黯然。此方瓷砚，为近年文坛平添了一段史话。
过去对收藏瓷砚，为收藏家所不屑，也为博物馆所忽视。然而谢志峰却注意到这个收藏角落，耐心而持久收集，除了广州主要古玩街，他利用出差外地休息的机会，到各地古玩店，沙里淘金，终有所成。到他集中把研究成果出书的时候，已有110方瓷砚人书，而现在已实际上拥有300多方了。
从收集瓷砚到他的研究成果《瓷砚赏析》出版，谢志峰又在一个方面收藏率领潮流。谢志峰收藏瓷砚，正如他所说的“先知先觉”。中国第一本研究瓷砚专著，就是谢志峰的《瓷砚赏析》。在学术上或在收藏界均开辟了新领域，多不容易，这是谢志峰收藏的成功之处。
古代文人用瓷砚和石砚各有用途。瓷砚多数是用来研磨朱砂的，石砚是用来磨墨的。瓷砚多数为文人及仕臣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