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上写着《沉默的金婚》，作者是叶稚珊。封底有作者的照片，哦，叶稚珊是这样的。
几年前读过她的一篇短文，叫《丈夫比我大六岁》。这些年妻子写丈夫或是丈夫写妻子的文章不少，独独这篇叫人读了就喜欢上一个比丈夫小六岁的妻子和一个比妻子大六岁的丈夫。从此看到比丈夫小六岁的人的文章，就读。
有一次接到她的电话，才知道她在杂志社做编辑。她很认真地约稿，此外就说不上什么话。此外就再无什么联系。倒是不期而遇地见过两次她的丈夫徐城北。一见之下我就笑，就觉得他是从丁聪先生的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简直不知道是先有这位城北徐公，还是先有丁聪的漫画。当然徐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丁聪的漫画已经走遍上海、大西南、香港了。
徐公的脸毋需夸张某个部分，只要照搬到纸上就是漫画。平时常常一打开报纸就看见徐公的名字，文思很敏捷了，才能很洋溢了。但是一见他本人，那种不端着不矫情特本色特直白的质朴背后，隐隐似有一种积淀了的苦难。不过还是觉得他像、只快活的大鸟。
如果妻子像一幅耐看的工笔画，那么丈夫就可能像一幅叫人一看就笑的漫画。上帝常常这样相反相成地配置亚当和夏娃。
徐公去报社、到剧院、拜师访友，总是随手带一只主妇买菜用的塑料条编织的长方筐，装着青菜豆腐鱼肉粉丝。进门先放筐。或有人误会：干吗这么客气？
徐公把写作和家务编织自如，倒也真名士自风流。稚珊天天上下班，还要家务，还要写作，累过了就打开嗓门施放心中的急火。徐公抖开一幅粉红的布，又拿出一张报纸，上面写着：粉红色可以抑制激动的情绪。
一个满世界发文章又拎着塑料买菜筐满世界走的人，内心一定是极自由的。然而他偏偏又能抑制激动的情绪，这或许是后天被迫培训的？
徐公的母亲叫彭子冈，新中国著名的女记者。她1957年5月的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事情是明摆着的，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翻腾，时间上也经不起拖延，坏了没救。能不能不要什么公司层层集中又层层下放呢？能否让郊区的蔬菜合作社里的菜农或是自留地里的菜农自己来卖呢？不说别的，北京胡同里卖菜的清脆悦耳的吆喝声，也尽够叫人惦记！一吆喝一连串，充满自豪的感情，可惜如今只能从相声《改行》里听到了。这也许只是我不足为训的小资产阶级旧情感，真正受到实惠的是万万千千、每条小胡同里短不了的家庭妇女们，她们一回身子，菜到手了。
这篇文字里的情景，就是三十年后，80年代中国的现实。子冈要是晚生三十年，她可能是名一进新闻发布会就叫全场一亮的女记者。她的提问她的光彩可能胜过新闻发言人。她快步走出多功能厅，风吹拂着她的披肩发和她的不经意的休闲服。有人在后边说：快看，那就是子冈！
先行者成为佼佼者还是成为“大逆不道”者，可看出社会对人性是解放还是压抑。
1957年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就成为《彭子冈右派言论》专集中“最毒”的六篇之一。三十年后，1987年，这六篇文章又一字不改地收进了《探戈驰骋的女斗士》这本书。
女斗士也好，女右派也好，1987年子冈谢世了。
那三十年间，子冈直到1977年才开始写一些文字。那是稚珊的女儿出生了，婆婆子冈每周都用孙女的名义给在外地的稚珊和城北写信：“亲爱的小叶妈妈”。她写“我”怎么蹬着爷爷的肚子爬上爷爷的肩膀，如何踩着爷爷的鼻子爬到爷爷头上。不过孙女一直瘦。有一天清晨子冈顶风冒雪不辞而别地离家出走了。午后，她兴冲冲回来说：“我采访到了！”原来她在街上见过一位老人带着一个胖孩子。她居然使老人说出了他家地址，她专程去他家采访那胖孩子几点吃、几点睡，吃什么、睡多久，吃饭的勺多大、睡觉的床多宽……
稚珊回京说婆婆的信写得这么好。子冈得意一笑：这是我的看家本事。
这个看家本事，1979年子冈的身份得到改正之后，只正经用过一次。她写了篇叫人欲哭无泪的《熙修和我》。然后，就是一病不起。
公公徐盈也是老地下党员，名记者。30年代的一天，徐盈坐火车去苏州，手中举着几串子冈爱吃的糖葫芦。车厢温度高，他把手伸到窗外坚持了好长好长一段路。五十年后是他俩金婚的日子，子冈早已不能说话。徐盈坐在子冈床边，用那只举糖葫芦的手拉着子冈的手，默默地拉了好多好多日子。
相对无语的金婚，果真是沉默的吗？
1975年，叶稚珊进入这个家庭。她看到的公公，这位当年的名记者，现在除了黎明即起勤勉读书，就是在街道给家庭妇女读报，或是和家庭妇女们一起拿个蝇拍打苍蝇。稚珊的父亲对她说：城北的父母都是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听到什么话，你一定要尊重城北的父母。
稚珊的父亲也是写一手好字好文章的老编辑。只是侥幸比城北的父母迟了十年进入“坏人”队伍——到60年代中后期才进“牛棚”。稚珊去陕北插队前，来到“牛棚”外，等着，希望能见上父亲一面。终于看到几个灰衣灰脸的老人，弯腰曲背地扫地。她感觉到父亲是看到她了，可父亲始终不回头，始终给她的只是一个背影。
稚珊知道，载着她从北京开往陕西的那列火车，是从父亲的心上隆隆驰过的。
后来父亲去世，稚珊痛心疾呼：天下为儿为女者，千万不要想着安顿好手头和身边的一切再去孝敬父母。一旦猝不及防的一阵风带走父母，就再也没有侍奉父母的机会了。
稚珊好像要抓住还能抓得住的机会，做好妻子，做好母亲，做好编辑，做好作家。一到周末她就想长出十五双手，为清洗衣物，为丰富餐桌。偶一个周末，同事朋友相邀去跳舞。她踮着脚回到家，打开灯，看到桌上有一纸条：“祝你周末愉快。”署名是为夫和为女。她顿感为妻不贤，为母不慈。或者为稚珊不稚珊？
稚珊这本《沉默的金婚》，写进多少文人雅士。不过写谁都有一个稚珊叠影在那里。而稚珊，又与她的父母公婆丈夫叠影着。
而四五十岁、六七十岁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重重叠影着的。
如果稚珊和城北早生二三十年，以她的那么多文章，早进了“牛棚”。然后拿个蝇拍在街道打打苍蝇了此残生。城北那不拘一格的自由思想，更是早早当了一名与他的块儿一样大的大右派。然后，喜欢用笔说话也喜欢用嘴说话的城北徐公瘫痪在床，不能写不能说，无助地承受人生的煎熬。
所以现在的稚珊，已经活得有滋有味了。虽然她的肩膀上脖颈上交叉着各种义务各种负荷。像这样活得极认真的女性，需用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来浸泡，方能酿造出一个。以后是不大会有了。洋人如果要研究中国女性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之美德，恐怕得及早把叶稚珊女士保鲜起来，有待研究、赏析、注疏、校译、考证、索隐。因为，或许这是最后一个叶稚珊了。
我嘛，就想有人能把稚珊从她丈夫女儿身边拉开，放进一个快活的旅游团，哪怕只有十天半个月。让她抛下锁住她的一切义务和负荷，把一生欠她的还给她。还她活蹦乱跳，还她恣肆大笑，还她稚态可掬，还她放浪嬉闹，还她犯浑犯错，还她浪漫情调。恨不能再还她一次爱情的奇遇，让她再结一次婚——不不，就这不行，她的丈夫实在太好，而且符合稚珊自定的夫妻最佳年龄差：丈夫比她大六岁。
等到稚珊和城北金婚的时候，城北或已深沉如工笔，稚珊或已放达如漫画。稚珊或可写本书，叫：金婚不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