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来电话，约我写回忆乔木同志的文字，我说好。这么说着的时候，我眼前就涌涌着密密的、细细的笔迹。
1980年10月，我收到一封人民日报社的信，收到报社的信，是平常的事。拆开信封，打开信纸，是一封读者来信。报社转来读者来信，也是平常的事。信末的落款是胡乔木，就是说，这位读者叫胡乔木，和大家知道的乔木同志重名。重名也是平常的事。
当时我刚发表第六篇报告文学。这之前我的五篇报告文学都发在《北京文学》和《人民文学》上。我心中也就只有《北京文学》和《人民文学》。这第六篇稿是《人民日报》向我约的。我想我反正几乎不认识《人民日报》文艺部，由着自己的感觉写去。写得像不像报告文学或者是不是报告文学都不管。如果报社说这根本不是报告文学不能发表，我一定也认为这的确不是报告文学不能发。不发就是了。
我至今记得我是9月23日把稿给文艺部的。因为，24日中午我就接到电话，说《祖国高于一切》这篇稿子很好，要放在10月1日发表。我这种自创的蒙太奇+意识流+相声+哲理的写法，居然得到了《人民日报》的认同，继而又得到了这位叫胡乔木的读者的认同。我读信——
人民日报社并请转陈祖芬同志；
我很受感动地读你的《祖国高于一切》这篇文章。作为微小的报答，我想从修辞上同你商讨几个词语的用法。
一、“拥有着”。“有”下加“着”在汉语里是毫无根据的，比方说，谁也不说“我有着一个头，你有着吗？”这样的话。虽用来甚久（如鲁迅即喜用），仍应摒绝，拥有之后再加“着”就更难听。
二、“人才们”。人才不属于可以加“们”的名词。尽管我们说他是一个人才，亦不能为此辩解。
三、“既有老人的涵养和怪癖，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冲动”。在此，涵养似为贬义词，但涵养却是褒义词，我一时也未想起在此很妥贴的用语，你会自己选择的。冲动，在此似应为冲劲。冲动是一次一次的，过去就过去了。
四、“不是母亲给了我们多少”。按上文和全文语气，此处应为：“不是母亲给了我们什么或（和）给了多少”。
五、“则始终只有一条”。全文都是流利的白话文，这里忽然跑出一个则字，很伤文体的和谐，建议改却。
以上都是说，假定这篇文章你要收在某一文集中出版。如不再发表，推敲一下也有意思。末了，如果你文末所说王远丰先生被抄的书等等问题解决了，请写信告诉我。如果你在五机部工作，请设法向五机部领导转告，我很关心。我指的是这些问题的处理。但是，不必勉强。这封信本身说的问题可以不必答复，那不过是形式的形式。
敬礼！
胡乔木
十月三日
那么，难道，也许，这个胡乔木真的就是胡乔木？！
后来我又收到我的《祖国高于一切》的主人公的来信，说非常感谢乔木同志的关怀。
1981年，我给乔木同志寄去我在《人民文学》第二期上发表的《棋道和人道》及在《人民日报》3月8日发表的《节奏》。很快就收到了乔木同志3月25日写的六页密密细细的信。说他看了两篇很好的文章，之后又逐一指出我的语病。譬如“烧掉了她的过去和未来，烧掉了她的欢乐和痛苦——两个了宇都不宜用。她只是狠心要烧掉，并未烧掉了。她的过去和未来、欢乐和痛苦都还存在，否则还怎么写这篇文章呢？”
然后乔木同志说，“我自己写的东西常常被挑出比这多得多的毛病”，“许多作家会认为这些研究是无聊的。有些大作家行文也常免不了有一些语病。而文字纯洁的作者，并不能因而成为大作家”。
乔木同志像挑线头那样为我一个个挑毛病，叫我感动，叫我不安。乔木同志这席很超然很有胸怀的话，又叫我感叹。
他进而讲到“就文章的艺术和文体的艺术来说，现今我国的散文作家一般缺少大散文家所必需具有的风格”，“比之五四时期产生的散文家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很难举出一篇可以与《为了忘却的纪念》、《背影》、《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媲美的散文”。
原因“首先还是把散文艺术看得太容易。中国虽有几千年散文传统，至今未见有关散文美学评论的专著。而且中国散文艺术尽管体裁丰富，也还需要补充外国的血液。几十年来，国内极少翻译外国的散文作品，更谈不上研究外国的散文艺术。这就大大限制了中国散文作家的眼界”。
最后谈及“报告文学用作Reportage的译名不妥，早就有人指出。例如诗不称为诗文学”。
今年春节前，有关方面把乔木同志给我的信都复印了寄我。我看这一封封信，想到那时自己实在是一个浑不知事的热情有余的戏剧学院毕业生。不懂得文学的规矩，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写来。我实在不具有资格让乔木同志耗费这么多笔墨对我谈散文创作。
不久我的幼稚果然败露。这年8月14日，乔木同志来信。
祖芬同志：
你的当代青年一文写得很好。我稍觉美中不足的是安了一个不好的尾巴。从形式上说是破坏了全文的统一性。从内容上说，复旦等校学生一个晚上的“爱国狂热”与你的作品的主人公的持久的爱国热情是迥不相同的两码事。难道把棉被烧？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吗？如果你觉得我的忠告有可取之处，很希望你在将这篇文章结集出版时删掉这个蛇足。
祝好！
胡乔木
八月十四日
这年底我编选我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集，老老实实地砍掉了这个蛇足。
当时文学圈里不知怎么有些演义，说我和乔木同志熟。其实到那时我和乔木同志从未见过面。而且除了乔木同志给我的第一封信之外，其他的信我没给任何人看过也没和任何人说过。1982年初，乔木同志听人说及我没有自己的住房，就要帮我找房子（这件事被演义成我找乔木要房子）。乔木同志办公室劝我这个时期不要去外地采访，就在京采写，这样便于找到我，便于尽早解决住房。
我当然很着急房子问题。不过我做事常常“无理可喻”，想到要写哪篇文章时，不大顾及其他，不去权衡利弊得失，只是想到就做。上海海关有个关长，铁面无私，拒绝所有的记者采访。不知怎的（我常常“不知怎的”就往某地跑）我就非想采写他不可。采访之余住在上海老家，有时楼下就喊“一百五十六号三楼陈祖芬电话”。那时家里哪有电话，接一个传呼要下楼奔出好几十米，再冲进一条弄堂。一次接到一个条，叫我给乔木同志办公室回电。那就得坐上几站电车，到思南路淮海路口的邮电局去给北京挂长途。挂通一个电话有时要等一两个小时。乔木同志办公室告诉我，乔木同志当时正在云南，他七次挂电话回京，都问及我的房子解决了没有。
我是谁？凭什么叫乔木同志这么费心？
终于在1982年4月底，我搬进了一套两居室的新房。乔木同志帮我找到的新居。5月7日我写信告诉乔木同志我已在自己的房子里安顿下来。5月10日他回信。
祖芬同志：
七日信收到。祝贺你有b 新居。希望你能安心工作，为此就要治好你的各种疾病。这要当作一项任务认真去完成，不可置之不理。同时希望你早日争取入党。
胡乔木
五月十日
乔木同志对从未见过面的我，从关心文字到关心房子，进而又想到我的疾病和政治生命。
198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我写上海海关关长的报告文学《共产党人》。乔木同志7月14日看了这篇文章后来信鼓励我，信末又问及我“是否入党？应参加一个组织。不要长此孤军作战。即令这要付出一定代价”。
这个“代价”，我想，或许是指要多拿出一些写作时间来开会？这一句话，有着怎样的体谅！
7月14日乔木同志给我写信前，先写了另一封信给中央主管纪检、财经等工作的领导同志并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说这篇通讯写得“十分动人，发人深省”，“请你们耐心读完它”，并由此提出“将全国海关收归海关总署垂直领导”，财政部“应积极筹建审计机构，不能再延”等建议，还说“像张超一样的同志在今年缉私斗争中出现不少，可提为中纪委或各级纪委委员，仍任现职并酌予提升或通报表扬”；对文中涉及的犯有严重错误的高级干部和有关人员“一定要给党纪政纪处分”。这信当时我无从得知，是最近才读到的。
我不会清楚乔木同志的工作，也始终没有和他单独见面或通电话。只有一次中国作协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很大的会议，乔木同志来了。一位作协领导把我拉到乔木同志跟前。这是我和乔木同志的第一次见面。
就这一次。
所以我回忆乔木同志，我忆起的不是他的形象，而是他的笔迹。他的信，就是我所认识、我所感受到的胡乔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