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大雨，我走到医院宿舍陈建良家那个二楼，门廊上摞着十几个纸箱的书，都用雨布遮着。雨布上都是兩，遮不住的纸箱上也都是雨。我说好心痛，他说是，可是家里再放不下了。家；也就是说一间房，用一根铁丝两块布帘把屋子隔成里外两半。外边有电瑪机、小矮桌，六只小塑料凳。我想胖子一下就能把这种凳子坐扁了。当然这里就是起居室、餐厅和会客室了。里边只有两只床，床的上边都有板子都堆了两堆各种换气扇、电扇的纸盒、手提包、大衣箱、大捆手纸、甚至折叠起来的钢丝床。我想，陈建良身上的压力真不小。
陈建良笑，说他家床上和地上一样干净，就是说床上让四岁的儿子丁丁搞得和地一样脏。丁丁正躺在冰凉的人造草铺的地面上，高烧四十度，没有了精神，像一只倦怠的猫咪。我想他是身上太烫觉得地上冰凉舒服？两个钟点后我走的时候，丁丁已经有了活气。或许他有医生的天賦自己躺在地上退了烧？
陈建良的妻子值班时，他就带上丁丁去查房。不是上午例行的查房，而是晚上习惯的查房。当初他在湖南，他的老师湘雅医院的院长术后每天夜里查房，陈建良做了十年手术就查了十年房。夜里，医院静悄悄。病人的病情有什么变化，往往自己不知道，或者知道了想拖到第二天上午查房时再说吧。可是病人对常见病痛的疏忽，常常就是对生命的疏忽。每一个病人都是一条命一个生命呵。在病人的心目中，医生是最神圣的。当陈建良走进夜间清寂的病房，病人的眼里涌出了信赖和希望。陈建良心里涌涌地感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觉得此时无形价值比有形价值更有价值。
别人说陈建良每晚要查房一次到二次是一种境界。陈建良说不是境界是习惯。偶有友人邀他卡拉一番，他一番卡拉后就先告辞去查房。不是不喜欢聚会，但是有聚会没查房不行，有查房没聚会行。如果说白天的手术、查房是他的工作，那么晚间查房是他的业余爱好。一个人，当工作就是爱好，爱好就是工作的时候，自然没白天没黑夜了。
陈建良说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所以市人民医院把他这个三十多岁的人提为神经外科副主任，他相信医院会帮他解决住房，如同他相信他会做好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治病救命。富人穷人‘样只有一条命。好比脑血管造影价格贵，有钱人可以做骨动脉插管造影，电脑控制。没钱的做不起。做不起的，不能眼看着他们不做。陈建良用一种省钱的老办法来做，做颈动脉穿刺血管造影。病人的钱是省了，但是做起来难度大，而且医生暴露在X射线下。老有人劝他：你不要命啦？
陈建良说，既然选择了医生，就要准备辛辛苦苦一辈子。他笑了，那圈青胡子茬向两边脸颊扩展开去，那是收割不尽的自己。
女孩，推倒积木重来
就那么见了一面，就那么说了一小会儿话。我却感觉着自己的单纯后边的贫瘠和天真后边的浅陋，我几近绝望地感到自己深沉不了啦，我特激动地对人说这个16岁的女孩太了不起了，说我觉得作家其实是最平常不过的一个工种的符号，抑或什么也不是。而这个女孩是人类逬步的佐证。她可以同时是医生同时是作家同时是慈善家同时又是别的什么同时还是圣母玛利亚。
她那娇小的个头，超大的眼睛，眼睛闭合间其余一切都淡化了，而她也如一幅淡淡的、古旧的小圣母像。眉毛两端略微有些下倾，使那对圣洁的、博爱的眼睛又带上了对人类的重荷一-她的一生都不会是轻松的。
我知道她今天又去北京师范大学做动物实验了。她说那狗身上全插上了管子。过程也和人一样，先给它打肥皂，再刮嘴周围的毛，脖子上的毛也到，然后打麻药。针打太多了，动脉怎么也打不进，得按着它打。
她轻柔细嫩的声音徐徐讲来。天渐渐黑了，她的轮廓在黑暗中隐去，只有那对圣洁美丽的大眼睛在黑暗中越显光彩，好像在黑暗中探索生命的真谛。
她说想在中学阶段写出两个动物实验的报告，可是今天的实验又没做成，真想对着狗哭，真想坐在马路上哭。想想而已。她经常放了学去上法语课，然后再从市中心骑车到海淀区的北师大，再骑车回朝阳区的家里。没有时间哭。老师对景山学校这些16岁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是鱼，鱼们上了万寿山顶我也不感到奇怪。
两三岁的时候，姥姥给她喂饭：你要是不吃饭，到晚上，大马猴把你捉了去。五六岁的时候，她给姥姥喂饭；姥姥，你要是不吃饭，天黑了，大马猴把你捉了去。说着已经淌下泪来。十多岁的时候，记笔记时写道：“唉，姥姥，你要是回到以前健壮的时候有多好，而我，也还是小孩子，故意不吃饭来逗你，要真能这样，我心甘情愿让那可怕的大马猴夜里把我捉了去。”
大马猴没有把她捉了去，她又想：“下辈子变成只鸟，飞到老鸟的坟头上停停，给它唱个歌，请它饶恕无心的罪过。”她还要“积攒秋叶，拼出一棵青春树”。15岁了，她一个人告别父母和同学到老师插过队的山西农村去过年。“每一种生命都努力发展自己，夺取生存下去的条件和机会。这样，无论是被自然承认的还是被淘汰的，都将是伟大的。”“所有卑微的人都昂起头，高声地说出你对生命的宣言，在这些一度卑微的灵魂中必将出现人类的精英。”
16岁，她在家留个字条，一声不吭地去了上海。奶奶一人在上海生活，她想趁着暑假去看望，又知道家里一定不放心她一人走，就向老师预支了她的400元稿费去了。之后又用她的稿费给奶奶寄钱寄物寄录音带，给奶奶说话听。“我想所有互相挂念的人都应有这样一扇窗子。只要每扇窗前的葡萄天天在阳光中展开，就不怕我们那些寂寞的窗子相隔得很远很远。”她在放学路上看到有个人孤寂地伴着一篮剪纸，没有人买。她也没想过要买剪纸。不，这回她必须买。请你给我剪一对大公鸡，我姥姥属鸡。而她这时比小鸡还欢快地来回向过路的同学们介绍剪纸。这一篮剪纸便飞往景山学校学生们的家里了。
路上常常碰到有残疾、有病的人，便觉得他们一定和自己是互相需要的，就想和他们讲话，给他们切实的帮助。一次一位老师要调走，她心呈难过，抽泣着故意绕远路回家。又见一人躺在地上。赶紧过云看看是不是死了？活的。叫唤他睁开眼晴，他就是不肯睁开。叫他说个话，也不说。问他要吃什么？这就去买，也不理。再叫他：你看看我，不看。只好想出学校里的各种趣事对他讲。她的脸上挂着泪痕，她的嘴上讲着笑话。终于讲得他大笑起来，于是，帮他整好衣服。他走了，她再接着抽泣，不过又想到人生有多少有意义的事？那不，“骑着车的妇女，她的车架上载着沙锅、纸袋和蔬菜，我知道她是个母亲，只有母亲的自行车上才载着生活。”
她家窗口对着朝阳医院的病房，灯光彻夜亮着。她每每苦读到凌晨两点以后有点支撑不住了，就看对面的灯光。想到有的病人要死亡，有的1生还在抢救生命，想到世上多少生命还在受苦受难，她一次次地激起“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她觉得“医生的生命不属于自己，当他们把手伸向深陷在泥潭中、濒临于死亡边缘的人的时候，就把生命无怨地奉献给他人了。”
她两岁的时候问姨姥姥：“人从哪里来的？”姨姥是妇产科医生，拿出产科学的大厚书来给她讲解。6岁时看到姨姥保留的畸形胎儿的图片资料，有一个发育不全的小身体蜷缩在一只大玻璃瓶里，她吓得一失手掉在了地上。抑或是掉在了她的心底？如今有些医科学生不爱去又脏又累又荦涉到母子两条生命的妇产枓工作，她却视妇产科如生命的圣殿。她12岁时，一个人从景山学校到八宝山去找妇产枓医生姨姥的坟。走去的。21为还不懂得可以坐地铁。走去，走回。
家里人怕她学医。医生尽管有吃午饭的时间有下班的时间，但她要是当了医生恐怕常常会没有吃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
她有一些向姥姥要来的旧衣服、旧布鞋、旧雨鞋和向爸爸要来的旧衬衫。我想象中她穿上了这种衣服越发像一幅古色古香的圣母像。
妈妈、大姨都不明白她为什么爱穿褪了色的这些衣服。她的事，她们很少问，而是靠请。她好像从小就与大哭或大笑无缘，从小不喜欢别人过问她的事。关于她的一切我都是从她的亲人那里听来的，“猜”来的。他们拿出几个她练笔用的笔记本。姨夫戏言道：这是我们偷来的。大姨笑道：不，是她写完了就不要了我们捡起来。妈妈说她的同学都全力准备高考，可她还得写文章，好像有什么信来催她什么集子。姨夫说这是小道消息。妈妈说也不知道她出过集子没有，只知道她做作业累了就写文章，写文鞏对她是換換脑子，是休息。她发表过一些文章，老是收到很多的信，有时每天要回十几封。自己也觉得不胜重荷，不过她说对干她老有很多信，对于来信者则是只给她这一个人写的信。她一直记得一个故事：一八青年渔人把被海水冲上来的一条鱼扔回海里。老渔人说，你扔一条鱼有什么用？青年说对于鱼类这一条鱼是没什么意义，但对于扔回的这一条鱼却是全部。
写回信、打电话、给农村来信的穷孩子购书、洗头、洗衣、做作业、写文章、做实验、读课外书，一切都写逬每天的计划。“童年的生活太舒适太平淡无疑是一种遗憾。”“一个人的心何必总是春天呢？我愿让我的心在四季中历尽沧桑。”“人独自与自然相对无法消除恐惧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自然接纳，并没有统治自己的杈力。于是，我悲哀了。我们的文明像穷人衣服一样褴褛，我们置身于自然中就像穷人站在超级市场的货架前一样手足无措、格格不入。”
她一次次按计划做去，还是常常忙到凌晨四点。清凉油抹破了两穴，于是披散了头发遮挡自己看见也怕的破损发红处。在小屋里走着诵读，时不时地被地上的书堆绊倒。绊倒后不敢站起来，因为知道站起来后还要绊倒。忽然从镜子里看到了一个披散头发的幽灵，赶紧拉上窗帘，怕吓着了对面窗户里的人。
大人们“偷”来保存好的她的奖状有一大堆。化学竞赛、物理竞赛、征文比赛、朗诵比赛、计算机比赛、英语比赛……1990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她照例上午去北师大做动物实验，骑车来回。中午没时间吃饭，连手中的动物血都顾不上洗就去了北京市首届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讲台。她的脑子还在北师大的狗身上，于是得了一个子她是不该得的二等奖。回到家便抽泣。以后怎么样呢？
她11岁的笔记中，记载着她喜欢看小孩游戏。小孩用积木辛辛苦苦搭起了房子，又毫不吝惜地推倒重来。她不会看重她已经搭起的积木，她会推倒重来。我也不想写下她的名字，因为，她或会觉得，昨日的她已经太小儿科了；她是谁？我们今天的女孩，我们明天的妇女。
阿华
阿华是我在上海读小学和初中时的同学。她家境窘迫，只好上了中专早些工作。文革中，她父亲抑郁而死，哥哥倒地而亡，丈夫离她而去。她带着女儿住在一个三楼的亭子间里。
阿华的女儿瘦弱的小身体，眼睛尤其“瘦弱”——细小的单眼皮。一九八七年我去上海采访，有一次见阿华很严厉地批评女儿怎么浪费了米。而我觉得那米在坏与不坏之间，其实也可以“浪费”的。我到阿华家总已累得不想动，就是能动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和她之间也好像惯了，总是她给我弄吃的她关照我。或许，她要关照母亲，关照哥哥的两个女儿和自己的女儿；于她，反正不是关照这个就是关照那个。
一九九〇年我和丈夫去上海住在东湖宾馆。正赶上暴雨，宾馆前的路上是没脚踝的积水。第二天一早七点，阿华出现在房门前。她双手端只冒着热汽的锅。左右胳臂上挂着三把伞和两只塑料口袋。一只装着碗筷，一只装着两双拖鞋。她自己湿淋淋的光脚也套在一一双拖鞋里。她说两双拖鞋两把伞借我们，锅里是我从小就爱吃的马和记牛肉面，她去小铺买来的。
过两天我去她那亭子间，刚坐下，就听歌声伴着跳跃的脚步声上来了。是她女儿吗？怎么这么漂亮？任何人都会想再看一眼的。一米六几的细高个，光洁的肤，披肩的发。衣着那黑白相间的花色和活泼可爱的款式，又新潮又古典。我不明白的是她的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晶莹乌亮。于是我才发现眼睛照耀下的端正的鼻和甜美的嘴。阿华说，她带女儿做了双眼皮手术。女儿也是因为家境窘迫只上过中专。不过阿华一九九一年在长途中对我说及她正在想法自费送女儿赴日留学。我难以置信又不敢不信。阿华早两年已经把她哥哥的女儿送往日本留学了，而且学习很好。
一九九三年我去上海，便见到她女儿在日本留学的诸多照片。她说女儿走以前她在淮海中路的伊思丹楼上香港眼镜店里给女儿配了述视镜，一千元，说配眼镜就得到这样的店才能配好。她自己早已调入一家公司任职，收入颇丰。小亭子间装了空调，这在上海已是家常便饭。不平常的是她想法在亭子间门口装上了洗手池，造了个下水道。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在木板地上会弄出个下水道。反正她站在亭子间门口把洗衣机开得哗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