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往后，人本身的价值越来越贬值，“出身”越来越增值。杨玉琪因为“出身”，小学毕业后只能入民办初中。初中毕业后不能入高中。到一九六三年他决心要考大学，先在泰州参加了一次高中课程的考试。经市文化局考核盖章承认同等学历。娘说你这种出身，学校怎么会录取？他说他能考上。他退休的姑夫把手表借给了他，说有块表考试好掌握时间。他到上海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只用戴表的那只手拉汽车上方的横杠。因为别人拉横杠的手腕上都有表，因为他老想看看自己手上这块表。真是体面极了光彩极了。
当他极体面极光彩地站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招考老师的面前，接受他们目光的审核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那么瘦小，穿得那么不体面，而且自己的模样可能一下就给人看出是上海很有些人认为的不光彩的江北人，这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地域偏见！这已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上千报考的考生中只能录取二十人。老师很想卡掉一些考生。杨玉琪只带了水彩画，不知道还要带上速写。他恳求老师让自己报个名，老师说不带速写就是不能报名。杨玉琪一急，把背着的画夹拉到身前，从画夹里扯出一张纸，嚓嚓嚓几秒钟画厂考场人头济济的场面。的确是一分钟都没用了。用这么流畅的线条画出了活脱脱的考生！在场的考生把他围上了。老师也一个个站起来看他的画。一举震了考场。他不仅拿到了准考证，老师还把他的准考证号码记在一个本子上。他知道这是好事，是格外重视他这个考生。虽然他是江北人，是穿得那么破旧的江北人。这些教授真好！当时他以为凡在大学教书的全是大学教授。
当晚在考生住的楼里，他在楼梯下搭的地铺那儿，形成了一个中心。大家争看他的画。离考试还有两天，大家结伙去西郊公园写生。杨玉琪初到上海，第一件大事是想画熊猫。两个考生紧随着他，一个非要帮他拎包，一个非要为他端着一杯画水彩画的水。他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叫他们不拎或是不端。他飞快地画下一只熊猫，然后把这幅水彩画用水一冲，熊猫变得毛茸茸的，不摸都能感觉着这种手感。考生们尊称他为熊猫画家。哦，他成了画家了！很多考生送他照片，都写上：送给熊猫画家。风头出足。到考试时，临考老师走到他桌边，敲敲他的桌子说，你不要紧张，慢慢画，你不受考试时间限制。考生们当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一个一定要录取的佼佼者幸运儿。
两天后初榜公布，名单上没有熊猫画家的名字。杨玉琪到底没被录取。
考生们哗然了，像这样突出的考生不录取是为什么？他们到接待部门要求回答。回答涉及种种原因，其中有一条，要考虑政治因素。
明白了。对杨玉琪来说，就是主要考虑政治因素了。像他这样生来带着“政治因素”的人只能是高等学府的叼外汉。一个梦，软弱就走不下去，就将失去自我，就将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痕迹。
他这个十九岁的“反革命子弟”被关押、吊打九天后放了出来。他如同从炼狱重返地面。既然已经死过一回，生死也就置之度外。身上吊的、跪的、被打的、被勒的伤痕复伤痕，再加多少心灵的伤痕，也不过如是了。他觉得地狱虽有十八层，他是下过十九层了。现在哪怕回到十八层，也很好破灭了。那是他的一个最辉煌、最隆重的梦。他躺在楼梯下的地铺上，两三天不吃饭。考生们纷纷下来劝慰。
他回泰州后的第一件事，是把他从来不准弟妹碰的纸和颜色全部送掉。他送掉的是照耀着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梦。朋友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也不需要别人明白。他从小埋下的孤独感，如今渗遍了他的全身。他已无所寻无所觅，他觉得他开始养老了，时年卜七岁。
他“养老”不久又开始画画。他不承认这是画画，他说涂涂玩玩的，也无非在寻找心理上的托词。直至“文革”开始，抄家时烧尽他一张一张积累起来的万多张画页和他自己所有的作品。他青少年时代的画一无痕迹厂。他今天回想起来，他在人生路上稍息了，他的心灵平静到近乎麻木，从此他反而可以屏除尘念静心画画。这种经过磨难的超脱，屏弃了乖巧甜滑小智小技。苦难是一种积蓄，一种不断给他的艺术生命补充养分的积蓄。尊崇人类的苦难吧。
他们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如同一级级楼梯的断裂、塌落，活活地压迫着、掩埋着、窒息着杨玉琪这个不安分的生命。
他觉得水彩画终究欠深沉。从此改行习花鸟画。他想法找来旧的美术书刊，裁开，剪断。每天到厂里劳动时藏几张在身上。万一被人查出只说地上捡的。上厕听时能读一点是一点。被人撞上只说这是手纸。他每天画画的高峰期在半夜到凌晨。当此之时，人们都进入梦乡了，他感觉中好似进入一个空旷的大厅，讲话都有回声。世界有多大，这大厅就有多大。这厅里、这世上只有他。他旁若无人，或者这世上本来就前无古人，除了大自然就是他。他的笔只听他的使唤，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他的笔需要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光华。他想尽办法左踏遍名山大川。听说雪天峨嵋山的金顶，偶有佛光的显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他爬了六十里山路上到峨嵋山的洗象池，找个庙宇借宿。庙内空洞阴森，空无一人。当晚玉琪娘和玉琪所有的亲人朋友三十来个，一个个来和玉琪言别。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一起来看我？杨玉琪这一问，他们一个都不见了。是不是娘来托梦告别了？这梦分明是告诉他这山是上得去出不来的。从洗象池到山顶的三十里山路，都是半米厚的雪。认不出路，辨不出坑。悬崖边上都堆着雪，叫你看不准就—脚踩空。如果命定今天他气数将尽，那他更要去看佛光、画佛光。上山走是走不了的，每走一步不知那雪的下边是人间还是地狱。只能爬。爬的时候他得“鼠目寸光”，只想眼前几秒钟内的事：这一步不要滑下去，踩实了。也许他一生的一步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就是比常人多花十倍百倍的代价？
上了金顶，正是下午两三点钟佛光显现的时分。天，蓝得不能更蓝，蓝得简直像假的。这个山头和对面那个山头之间有云海。一阵阵清风把云海一层层吹起，飘起一幅幅轻纱般的淡雾或淡雾般的轻纱。就在这淡淡雾轻轻纱上，突然显现一个七彩的光圈，很大很大的光圈。茫茫云海翻动着，向这个七彩佛光顶礼膜拜。佛光里有一个人头像，戴着鸭舌帽。这个戴着鸭舌帽的“佛”，不就是他杨玉琪吗？他虽死不辞地来画佛光，结果画进了他自己。佛的昭示竟是人本身。
一九八四年，三十八岁的杨玉琪终于进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进修。他看看同班的同学，大都二三十岁。他三十八岁上学，而十四岁的时候却当了老师。那时娘说他在家里是老大，既然没资格念高中，那就去教小学。从此他在家是老大，出门人称老杨或杨老师。现在三十八岁的货真价实的老杨坐在课堂上，觉得周围的学生这么小，自己坐在他们中间像只大河马。他每晚画到天亮，笔放下人才倒下。醒来就是中午。他端一只小脸盆上学校食堂买一盆饭，上边浇上份菜。他在这盆饭上划一道线。中午吃线这边的一半热饭，晚上吃线那边的三分之二份冷饭。到夜里画饿了，再泡上开水吃下最后那些剩饭。既然不是早晨醒来，往往也就免去了洗脸等“晨课”。但他正是在南师大老师们的肯定下，看清了自己，使他开始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他至今想起南师大的老师们，心里就涌着一股热呼呼的感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杨玉琪画展在南京展出。老画家亚明和当代大书法家林散之都为他题了展标，画展这天南京画界的亚明等前辈差不多都来了。前辈画家的学生们，南师大美术系的师生还有泰州市、南京市和江苏省的多方领导，更有各路记者都来了。画展挤得像庙会。挤得看画竟不能远观只能近视。一位美国教授说无论出多大价他都要买下杨玉棋的一幅《江南春雨》。杨玉琪只是不卖，不想卖，不愿卖。当各种贺词像鲜花般撒向他的时候，当各种镜头为他涂上亮色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真正为之激动的是林散之先生对他写的评语：“画是佳品，用笔用墨得传统法度，有力量，将来成大名，驾江苏之上”。林老说“驾江苏之上”？江苏画界人才荟萃，群雄鼎立。林老怎么会这么说？这张评语可不能给任何人看。至于笔者怎么窃得这张纸，这里不想披露了。
在泰州市的大力支持下，杨玉琪画展在南京结束后一周，又在泰州举行。继而在一九八八年底，香港印制、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杨玉琪画集》发行了。杨玉琪的画已经遍及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他这个名字正式载入《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人们不再记得他只是江苏泰州市包装公司的一个美术设计师。你看看他的画集，那种传统基础上的反传统，那沖一反文人画的令人感奋的力度和气韵，那种抓住自然界瞬间变化达到的浑化无迹的强烈的艺术效果，那种有些无所不用其极的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尤其是他那种自身经历过大痛苦、牢记着苍生的疾苦、而奋力去承受生命的盛衰去拥抱世界的大气魄、大胸怀。这是只有少数幸运的、更是不幸的大艺术家才具有的生命意识。我看着吴作人、廖静文题的《杨玉琪画集》，看着蔡若虹在画集前边作的很见精神的序，这本画集对于杨玉琪，确实是一个漂亮的句号一一不，是间歇号。
但是杨玉琪一点看不上已有的成绩，他一点高兴不起来，他感到索然无味。他的心如新的荒野。他苦闷、怅茫、困惑、焦躁不安，除非他分娩一个新的高度。他最怕听到别人说：现在你是名人了。这种不理解使他感到孤独。他已经四十三岁了！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他要来不及了！他要探索，要探索。他能画到他的画集那水平，一步一艰辛如同登峨嵋山；他要抛开自己达到新的高度，更要经受登天之难。
他不笑的时候，是沉郁的，看起来可不止四十三岁。他笑得快活时，像十三四岁，乃至像三四岁。毕竟他把沉重的过去翻过去了。他十四岁开始人称老杨、杨老师，从来没被人称过小杨。大概因为惯于装大人加之惯于夹起尾巴做人？步入中年后开始倒插进孩提状态。他鼓起两颊喷红地笑着，我想，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抑或他现在就是小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