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五年未回上海了。这次在蛇口采汸后经广州，于凌晨近四点到了上海。“侬看，”小车司机对我说，“人家都开始早上的跑步了！”我向车窗外看去。用眼睛看到的是做晨跑的人，用心看到的是梧桐树。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在街中间交叉起来，掩映着整条整条的街道。路灯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投下斑驳的光，煞是朦胧迷离。这是我在上海生活时看惯了的街景。我上海老家所在的街道就是这样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温暖感拥抱着我。Home，Sweet Home！（《家，可爱的家》），这首英国歌曲，我小时候跟着妈妈哼的。我小时候常常尽可能地把身子探出窗外，望着一街的梧桐树，盼着妈妈下班归来，盼着妈妈的咳嗽声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穿出来，由远及近地从一个一个缝隙里跳出来，跳过来，像下跳棋似的。这种跳棋般的咳嗽，每每使我欢喜不已，却不曾懂得咳嗽是伤身体的。妈妈整天劳作，一直没有时间，或者说一直不曾想到她早该去医治这多少年的咳嗽了。
在上海住旅馆使我感到委屈，因为我在上海本是有家的。可是我怎么能在我老家住呢？电门拔了，水闸关了，煤气坏了，人走空了。我立时决定住到我老家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去。
我得走过那条亲爱的、梧桐叶缝隙中会跳出妈妈的咳嗽声、甜密得使我直想哭的街道，才能到同学家。
梧桐树下飞出一辆自行车，弟弟？！不不，这人完全没有弟弟的气质和风采，只是因为我想老家的亲人们，所以这时只要看到一个英俊、挺拔的男性，我就会以为是弟弟。走到老家楼下了，楼旁走出一位妇女，妈？不不，这哪是妈！仅仅那件蓝上衣，是妈妈也有的，常穿的。那么些年了，好像所有的男人、女人，所有的妈妈、女儿都只穿蓝罩衣。我尤其喜欢穿一身蓝黑色。同学叫我“蓝人”。我儿时，我的青舂蓝人时代。都锁在这幢楼里了。
我不敢在老家褛前停留，不敢多看。这太消耗感情。到了女同学家。她的收录机里正播放广告节目：“西丽湖度假村，是你度假明智的选择。”但我此吋很高兴自己在远离西丽湖、远离深圳蛇口的匕海——已经无家可住偏偏强说有家的上海。女同学极欢喜地安排我吃、睡，我却哭了起来：我要看看我的家，我现在就想去！
我是在蛇口临时决定来上海采访的，所以未带老家的钥匙。我的女同学是有钥匙的。她开着我家的大门：“你先别进去，我先去开窗。”为什么我先别进去？啊哟，屋里一股什么味儿？一股从无人住的屋子的味道。不过我能毫无差错地分辨出这是我家的味道。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味道一一搅拌着主人身上的味道和家具、食物的味道。
这一件件落满尘土、蓬头垢面的家具，于我便像故居的老人那般的亲近。嘿，这个旧得坑坑洼洼的，里边可以放进好几个饼干筒的饼干箱。家里最受惠于它的是我，最受惠于我的是它。我极有兴致地把妈妈买来的饼干装进去，又更有兴致地把饼干取出来。缝纫机上那个大针线盒还在！有一日我穿上一件太肥大的连衫裙，一下变成了一只老母鸡。妈妈不会做衣服，天知道她怎么’这个针线盒、这台缝纫机把连衣裙改出来的！这次我跑各地采访还穿着这件过时而合体的裙子。不过妈妈改这条裙子，实在是一场当时不堪想象、现在又不堪回首的恶战、灾难！
妈妈为什么不在老家？妈妈怎么可以不在老家？家里怎么可以没有妈妈？没有妈妈便没有家的感觉。什么叫家？简而言之，妈妈就是家。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家。
妈妈正在我北京的家里为我披阅信件，接电话。依然咳着，还是那种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跳出的咳嗽声。依然顾不上去治病，只是承担着母亲的义务——不不，是承受着女儿转嫁到她身上的义务，无尽无休，我才能想去哪儿采访就去哪，想来上海就来了上海。
女同学走了。我越发不能忍受这孤单，这寂静。在别处我喜爱独处、索居。在老家我渴望听到亲人的声音。有了，拧紧那只老式座钟的发条，看看还能不能响？响了！嘀嗒嘀嗒响了。半小时还“当”的敲一下。终算除了我，还有别的什么存在着。
“归来吧，归来哟……”我下意识地哼了这由费翔唱响了的歌曲。只哼了一句，自己就被自己吓着了——这屋里怎么有人声？
我回到同学家等吃饭。邻居家的女孩小兰兰来了：“我要听费翔！听费翔！”
“侬也知道费翔？”我俯下身来打量这个穿着汗背心、三角裤的五岁顽童。
“我顶喜欢费翔了。”她极开心地笑着，弯弯的嘴占去三分之一的脸，“他面孔好看，衣裳好看，我看见他要亲他一记面孔。”
兰兰把脸扎进被子里，扎猛子似的。“我要和费翔结婚。”兰兰扎完猛子越发神气了。“侬晓得什么叫结婚吗？”
“晓得。结婚就是吃一顿饭，擦红红（胭脂、口红），吃桔子水。”
“费翔那么大高个子，侬这么小，人家要笑话的。”“那么我们晚一点进去吃饭。”
“那侬总是太小。”
“那么等我长到十岁再结婚，长到二十岁！”“侬长到二十岁，费翔就会长成老伯伯了。”“那怎么办呢？”
兰兰，父母都是工人，既无海外关系，又和音乐无缘。兰兰比其父辈，接触的世界大，受的约束小，于是生出许多奇想。
先有奇想然后方有突破。不过兰兰的这个奇想，似乎是上海风味的。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上海妈妈对手淮车里的两岁娃娃说：“橱窗里的阿姨好看哦？”我便和这个两岁娃娃一起向“橱窗里的阿姨”看去——一个个高鼻长腿的模特儿，悦不上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好看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上海小囡兰竺怎么这样喜欢费翔呢！
如同我的上海老家尽管久无人住，我一跨进去便能闻出老家的味道，我一走到上海的随便这儿那儿。尽管人异物变，总能一下就领略到上海味道。只有上海才是这样的，这样的。“妹妹，妹妹！”菜场上的一位大嫂子喊我。上海街头常常有些个体商贩这么招呼我。好像我从来就是她（他）的妹妹，好像她天天都在这么招呼我，乃至关照我。
这不，我刚看了一眼鳝鱼摊——一桶滑腻腻扭动着的活鳝。
被牙刷柄一条一条地剖开了。一声“妹妹！”就把我和鳝鱼摊的距离拉近了，大嫂的眼神表情又在使劲儿把我往她那摊上拽。我还未及想明白怎么回事呢，大嫂已经把剖好的鳝鱼塞进我的兜子里。我愣愣地想起话剧《桃花扇》里厌贺李香君新婚的台词：“不知不觉入了洞房，不知不觉上了牙床。”我呢，不知不觉买了鳝鱼。
个体商贩没进过经济学院也会做生意。不过上海人嘴甜脑勤手脚快，有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各自便悟出许多生意经来。
我家附近的一个小书亭，是组合成我中学时代的一部分。现在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时我怎么好意思拿起书亭里的书，一看就没个完。大概一看书，就把书以外的世界全忘了，靠着书亭站着，一小时，半天，今天复明天。不过潜意识一直在提醒我，这是人家的书。所以书在我手里不管多久，都和没人翻看过一样崭新。我至今看书还是这个习惯，至今不能容忍我的新书（我的书都永远是新书）借出去变成旧书回来。我经常买书送人而绝不忍心把书借出去，这个固习不能不追溯到这个小书亭，包括看书亭的一位老伯伯。我最高兴他到书亭旁边的公园里去上厕所，那是要走相当一些路的。当此之时，老伯伯便叫我进书亭，坐在他那把唯一的椅子上看管书亭。这样地被信任，这样地充大人，这于十几岁的我，真是大可以满足我的心理需求了。
我印象中，在我看管书亭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人来买书。而老伯伯是常常要上厕所的，而我是常常看书亭的。那时候的人还是钱少。现在的书亭，不知为什么叫我老是联想到钱，钱多了。书亭里挤坐着两位像“橱窗里的阿姨”那么洋气的女郎。那衣着是需要一些钱的。从柜台到书亭的顶棚。这么一点空间也堆满了书籍和录音带。岂止空间，连空气也利用了起来，每一平方毫米的空气都在扩散着流行曲。招徕顾客。我是不招也来的。我先向A女郎买了一本第三期的《上海滩》。买完了一看，还有第四期的《上海滩》。便又向B女郎买这本。“你拿了几本？”B女郎的眼神，一下使我惶恐起来。“第三期的钱呢？”B又射来一句，一下把我发射到小偷席。而 B和六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审视我。亏得A记得我交了钱的，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是这样地想念那位老伯伯啊！当年他不到上厕所就不会打断我的阅读。我和他事实上从没交谈过什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书亭里的老伯伯和书亭外的小姑娘我，相知很深地共处着，乃至依存着书亭没有老伯伯自然不成，不过书也需要人来读，才能实现书的自我价值。当然，书亭毕竟是商业性的，得有经济效益，得嗛钱，都像我那样又想读书、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还行？那么，B女郎在钱的问题上的绝不心慈手软，正是全社会经济观念增强的一个反映，是一种进步。很好。只是，如果吓得顾客下次不敢再来，那么这账怎么箅？
上海再怎么变，我也能用我的眼睛认出你是上海。不过，这一次我认不出来了。我的对面站着一个人，大声地喊住我：“陈袓芬！”可是，你，你是他对我笑着，一个酒窝，又一个酒窝。我冲他愣着，眨一下眼，又眨一下眼。我就住在你对面楼上嘛。他漾开了两个酒窝。
哦——哦——，我一点一点想了起来了，我都不认得你了。
我是很记得你的。
记在他那深深的酒窝里？自然。我和他结识的那些日子里，只有欢笑。我的上海老家和他家隔着一条不箅宽的马路。窗下是法国梧桐，梧桐树上面是我们两家对着的窗口。他是个单薄白净的少年郎，我是个混不知事的傻丫头。互相在窗口看见了，我们开枪便打。我家姐弟三人，他家兄妹三人。条件均等的双方便在各自的窗口架上玩具枪、橡皮手榴弹和一切可以权充枪炮弹药的东西包括伸开拇指和食指当枪。总之，梧桐树下的街道是幽静的，梧桐树上的空气是紧张的。我不时把脑袋扎到窗台下面，躲避想象中飞来的流弹。他也是。
现在他开始发胖了，出现了两个我以前没见过的深深的酒窝。事实上，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走近看过他。和他的全部交往就是梧桐树上的战斗。那时真淘气。他浑厚地笑着。我们老是打仗一我说。我实在觉得那情景太可笑了。他说他买了我的集子，要我给他签字。呵，给他签字我太愿意了。他在摘医学研究，我不懂得，不过我知道这远远比我的书有价值。他三十八岁，头发竟已灰白了。着一双草绿旧军鞋，背一只旧军用帆布包。这在上海滩是鲜见的了。
我和他，是从少年人一下变成中年人的。好像没有青年时代，没有中间色的过渡。从见面光知道玩打仗的可笑少年，变为除了不知道玩什么都知道了的中年人。青年时代，他插队，我消遥。后来又都忙着抓住珍贵又珍贵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没再见过，直到这次。
我觉得他真好，比“橱窗里的阿姨”令人悦目。我不会再忘记他了。我要记住这些为事业早生华发的人们。这些榨取自身来滋补我们的事业的人们。对了，他叫什么名字？
走出上海站，排队等着上出租车。在车里坐下，关上车门，才想到，这是到上海了。
原以为一脚踏进故乡上海的土地，就会感到又亲又爱。但是那陌生的新楼，那陌生的广告群落，像一个个陌生面孔间离了我的乡情。这是上海站吗？我的眼睛不够大了。
连出租车也是陌生的，起价十六元二角。比北京还高？我问司机。司机说：这车是每公里一元八的。言简意明。车开到石门路、铜仁路老面孔多了起来。譬如梧桐。我上海老家的窗下是一街的梧桐，我最爱的树，唯有梧桐。路经《上海商报》，门口有一堆梧桐树叶，如同一堆密集型的乡情。变化中的上海，还有这不变的梧桐，为我保留着不变的记忆。
车到富民路，再往前拐弯过去，就是我老家那条街了。拐弯处那个小吃店还在。我从小到大这个店都是这个样子。小时，我妈妈端一只钢晶锅到这里买牛肉汤面。后来，我出差回沪，在这里买蟹壳黄，买葱油饼。
我在老家近处订下一个房间。我进屋把行李往地下一放，立即趴到窗前希望能看到我的家。看到的，是一幢幢好像从天上直插地上的大高楼。以前我每次回沪，总是难过，觉得我老家附近还是老样子。可这次又觉得那些新高楼是些装模作样的冰冷面孔的水泥柱。原来我实在喜欢的，只是上海的老面孔。人的恋旧心态竟至如此。
然而还是想象着请大气功师发功，把这些大高楼发往别的地段。我的老家于我是最珍贵的“文物”，我只希望永远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忽然，从对面过街楼下，看到了我老家那街的一方黑砖瓦屋顶和一方红砖瓦屋顶，老式的。我把我的深情全数从这过街楼下塞了过去，送给那红瓦黑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