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笃庆对蒲松龄的“神仙”之称还不止一次，另一次来自诗情画意的夜游。康熙四年（1665）秋天一个夜晚，张笃庆及其弟张锡庆、张履庆，与蒲松龄、李尧臣泛舟昆仑山旁的西溪。“西溪”即淄川西门外的孝妇河。清风习习，水波涟漪，一望无际的天上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轻舟穿过，片片荷花溅落在秀才们的衣襟上，小船惊起几只水鸟，孤零零落在沙汀上。远望昆仑山，黑苍苍一片。张笃庆派人到堤头沽来美酒，与蒲松龄、李尧臣饮酒赋诗。风轻舟快，小船在清流漂来漂去，秀才们兴尽归来，月亮已落，菱歌亦歇，唯见白浪冲激石岸。张笃庆有《同留仙、希梅及锡、履两弟月夜乏舟西溪，分韵得“洲”字》三首，其中一首：
清霜又到白洲，愁病惟我载酒游。
鸥鹭梦寒江蓼晚，芙蓉花落碧天秋。
苧衣云冷千岩下，桂櫂风轻两岸头。
自是神仙人不识，同舟李郎本风流。
最后两句写张笃庆对两位挚友的认识，“李郎”是李尧臣，“蒲兄”没直接说出，而是说“自是神仙人不识”。魏晋时期有游仙诗，蒲松龄因为写神仙题材小说给挚友张笃庆留下“神仙”印象。
那么，是什么事情给张笃庆造成蒲松龄是“神仙”的印象？
是因为蒲松龄写了有关神仙的小说。
在各种《聊斋志异》版本都排在卷一第六篇的《画壁》最具资格。
第四节 确立为人要则——王永印家坐馆
本章内容与前一章后半段同步。蒲松龄青年时代，有段相对优裕的塾师生涯，对其创作有较重要影响，这就是康熙四年（1665）开始，蒲松龄到王永印家做其子侄的老师。王家在淄川城里、王村、苏李村都有住宅，苏李村是其老宅。
一 王永印其人
王永印，字八垓，其原名应为“永荫”，因其兄弟名字都带“荫”字。其父王所须，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授南皮知县，后升应州知州，卒于任所。王所须有三个儿子做官：王鼎荫，字六符，顺治三年（1646）进士，曾任职北直东安知县；王昌荫，字七襄，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巡按山西，提督北直学政；王新荫，顺治五年六年（1648—1649）联捷武科，任怀来卫守备。王永印是贡生。这位富家翁和穷秀才蒲松龄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友谊维系半个世纪。王永印是何等样人？蒲松龄的《寄王八垓》《为八垓王公八十大寿序》描写相当传神：
香山酒客延高龄，七十颜色如儿婴。
昔日倔强犹不减，对客豪饮能千觥。
我性疏狂君磊落，相逢不觉肝胆倾。
王公八垓，夙世仙人，志趋豪上，昔与余垂髫相戏，每见其肝胆廓落，辄已倾倒。虽生于华胄，而文章词赋，英迈不群……家虽落，固不贫：田数顷可耕，楼阁数架可栖，子孙可给指使，岁十余酿可供酣饮……公自飓风骇浪中来，其视世之调调刁刁者，秋蝇之过耳，无所动吾心，故以亦无所动吾气，以享修龄，所谓人事，非天命也……
前一首诗与后一篇序相隔十年，蒲松龄都在王家坐馆。前诗是王永印七十岁时写的，后序是王永印八十大寿时写的。前首诗描绘王永印七十高龄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面如婴儿，仍像年轻时那样倔强豪饮。后一篇序传达更多信息：其一，蒲松龄与王永印相识于“垂髫”。蒲松龄还是十来岁童生时，就与王永印相识，且为其豪迈性情而倾倒。其二，王永印屡遭家难，这家难是什么？父亲死于任所、兄弟扶枢还乡？战乱中宅第被占被抢？王家兄弟罢官、出事，甚至被杀？都应算他遇到的不幸。其三，王永印是性情中人，文学中人，虽没有功名，却颇有才气和豪气，光明磊落，喜欢喝点儿小酒，率性而为，不拘小节。因为他见过世面，经过家难，承受能力很强，小打小闹的变故骚扰不到他。其四，王家的家境相比于王所须在世时虽已走下坡路，但仍有几百亩地收租，家中楼阁连亘，酒肉不缺。
蒲松龄“垂髫”即和年近四十的王永印相识并带崇拜之情，六十岁再给王永印祝贺八十大寿，时间跨度半个世纪，称他们终生挚友不为过。
蒲松龄在王家坐馆，苏李村离蒲家庄约二十五公里，蒲松龄得住在馆东家，因而有了与王永印风雨之夕挑灯饮酒聊天畅谈的机会。王永印把蒲松龄当作有才气的读书人、知心朋友看待，绝对不像《闹馆》里的馆东礼之用，将家庭教师当奴隶。这段时间蒲松龄心情较愉快，而且，到既有文化又较阔绰的缙绅之家坐馆，给蒲松龄增加不少见识。
王永印家坐馆能对蒲松龄写作产生影响的，主要是：
给王家子弟写《为人要则》；
替王永印代笔《与程县公书札》；
写作聊斋小曲；
爱情婚姻话题；
奇异突兀的《鬼哭》；
与时局相关的话题。
二 为人要则
《为人要则》是应王永印要求撰写的“命题作文”，前有小序：
王八垓兄有感于世情之薄，命十二题属余为文，以教子弟，亦见其忧患之心也，遂率撰之。
《为人要则》分正心、立身、劝善、徙义、急难、救过、重信、轻利、纳益、远损、释怨、戒戏，凡十二题。
蒲松龄认为，人生在世，首先要卓然自树，于仇怨之丛，立得身牢；于风波之中，立得脚定。交往则皆正人，所为则皆正事。这种立身牢的人，才值得人爱重。他具体阐发孟子“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正气”，丧失正气的人，便奸盗邪生，乃至骨肉相残，同室操戈。众人视之如盗贼，这样的人“尚得为人乎哉”？
他把择友、交友看作人生十分重要的事。“不视人而视其友”，有好友朝夕相处，可言道义，读诗书，讲孝悌忠信，济困扶危，弃淫佚而习勤苦（“劝善”）。因此，人应当弃饮博酒徒之友，就道义之士（“徙义”）。朋友之间，须恪守道义，不辞劳，不避怨，生死不二。“平居可与共道德，缓急可与共患难。其人在，我扶其困危；其人不在，我抚其儿孙”（“急难”）。除困窘时互相扶持外，蒲松龄认为朋友要成为诤友、良友，对迷于声色的朋友，忠告善道，不可隔岸观火，不关痛痒，更不应阿谀唯诺，以取容悦（“救过”）。
蒲松龄主张，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受人尊重，必须加强道德修养，要重信，重季路之一言。要轻利，不要因小利计算锱铢。受人之利，没齿不忘，与人之利，漠然处之。要谦虚自重，对一切劝善规过的忠言要言听计从（“纳益”）。对一切奇技淫巧，赌博游荡，无赖之徒，避而远之（“远损”）。对乡里故旧间的鹅鸭之争、睚眦之恨，平心静气，息事宁人（“释怨”）。朋友之间，以道义为重，戒嘲骂喧阗，鄙俚取笑之语。“不惟交道可全，亦免祸之一端也”（“戒戏”）。
《为人要则》以格言形式写给弟子们，以利于他们学习。蒲松龄自己正是这样做的。《聊斋文集》保留数篇对好友如王甡、孙蕙直言进谏的“诤文”。我们还可以把《为人要则》看作蒲松龄创作的“主题揭示”。《聊斋志异》和俚曲正是按照这样的道德标准，塑造心目中美好的形象，鞭挞不齿于人类的败类。这些道德当然是从孔孟之道出发，却包含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宝爱的美好品德，用现在的话说，是传达正能量。
我们不妨按图索骥，甚至带点儿胶柱鼓瑟，从《聊斋志异》寻找与《为人要则》有明显联系的篇章：
首当其冲的是在任何《聊斋志异》版本皆占首篇的《考城隍》。海涅曾说：“诗人总是按照自己的肖像来创造他的人物。”《考城隍》的主人公，是蒲松龄按照“为人要则”要求，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出来的理想人物。小说中写：其姐夫的祖父宋焘病死，参加冥世考试，因写出有见解的文章，被派作城隍。他申诉“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唯听录用”。冥王检查生死簿，其母还有九年阳寿。“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九年后宋焘果然死了。《考城隍》写阴司按照“德、才、仁、孝”选拔人才、录用官员，表现的是蒲松龄本人的期望。
《王成》是个懒汉致富的故事。懒汉岂能致富？因为讲信义守道德。王成捡到一股金钏，不贪财，等失者来取，结果等来祖父的情人，成为帮他从懒汉迈向小本经营致富的狐祖母。王成在旅店丢了银子，不怨店主，结果店主成为帮他用一只小鹌鹑换来六百两银子的幕后诸葛亮。
讴歌友情的《王六郎》。水鬼王六郎和渔翁许某因爱喝酒成了朋友，王六郎不忍心看代自己做鬼的女人丢下孩子，宁可继续做鬼，因此感动上帝，任命他做城隍。许某跋山涉水看望已成神的故友，嘱咐王六郎善待百姓。蒲松龄用他们的故事讽刺一旦做了高官就不再理当年“戴笠之人”的势利眼。
调侃教育“造孽者”的《仙人岛》《辛十四娘》。以“中原才子”自居的王勉来到远离人世的仙人岛，炫耀自己的“冠军之作”，受到世外仙女的尖刻嘲笑，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改过自新。喜欢跟人生口舌之争的冯生，娶狐女辛十四娘后恶习不改，与贵公子楚某争论短长，结果被陷害入狱，差点儿被杀头，幸亏“室有仙人”，帮他跳出囹圄。
教训轻薄者的《瞳人语》。长安名士方栋行为轻佻，尾随美女，被灰尘迷目，眼睛长了厚厚一层膜，什么也看不到。念佛悔过一年多，有只眼睛复明。这很有哲理：对轻薄好色者的惩罚，就是让他眼睛瞎了。
……
这些篇章是不是写于王家坐馆时期，并无确证，但它们的思想意蕴，与蒲松龄为王家子弟写的《为人要则》一脉相承。
话又说回来，天才作家蒲松龄果真完全按《为人要则》写小说，《聊斋志异》岂不成了新二十四孝或新烈女传？作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如何展开？丰富多彩的人生画面如何绘制？逾越封建道德的爱情故事如何产生？所以，更确切地说，《为人要则》是给《聊斋志异》提供一条为人底线。因为，虽然现实永远是创作的土壤，是想象的源泉，却绝对不能将小说家的创作，特别是天才小说家的创作当成客观世界的简单拼凑，当成现实生活的忠实剪裁。因为小说家总会从人生发现新的东西，予以提升，达到质的飞跃。聊斋最擅长写神鬼狐妖，它们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然而却比现实真实存在的人更深刻、更有哲理、更有诗意，也更重要。
三 代王八垓与程县公
程县公何许人？据乾隆《淄川县志》：“程观颐，字我生。山海卫人，进士，（康熙）三年任，五年劾去。”
在王永印家坐馆，替王永印处理来往书信成了蒲松龄的“内务”之一。《代王八垓与程县公》是篇激扬文字的“反贪檄”：
里甲之事，丁地少者，难于应役，原银少者，难于当差，故邑中里甲，至有逃散殆尽者。其初由一二人开自便之端，而其后之夤缘尤效者，非尽得己，势有所不能支耳……故黠者纷纷如鸟兽散。若孙某则准归“忠五”矣，王某则准归“丰泉”矣，生不自揣，欲援两家之例，老父母不允归里，乃赐併甲。老父母只知肉糜之可餍饱，不知蝼蝈之为公私也。盖不併则七岁一差，併后则年年应役，不併则各甲当各甲之差，併后则一家应全里之役，其害尚可言哉？即不肯推孙、王之例，使之移重就轻，何遂以朝三暮四相愚也？过里之举，生既不得蒙恩，併甲之旨，生亦不能从命，惟仍守故辙，按甲当差。其能当者当之，不能者，其谴责之惟命，赦宥之惟命，并于生无与也。此非一家私议，愿老父母平气听之。
里甲制度是清朝保证朝廷赋税如期完成的制度，当时不仅平民百姓要纳各种苛捐杂税，富户也难逃横征暴敛之苦。故有些担任里甲之职的富户干脆弃家出逃，《狐谐》里的万福就是为逃里甲之役从博兴跑到济南。面对这种情况，知县如何办？并甲。让没跑的承担更多责任、花费更多金钱。王永印就摊上这“美差”，要较平常数倍付出。“孙某”和“王某”能幸运地不受此害，自然少不了孔方兄保护。王永印向知县要求“过里”，被程知县拒绝，就让蒲松龄代写这封信。这封以当地士绅名义写给“灭门知县”的《代王八垓与程县公》，写得毫不客气，有点儿像“爱的美敦书”，虽然没直接指出程知县劣行，但“老父母只知肉糜之可餍饱，不知蝼蝈之为公私”，“以朝三暮四相愚”，讥刺入骨。信末宣布：我就不听你这一套，想整我，你只管整！何况这事牵涉朝廷公器，根本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王永印能对知县持如此强硬的态度，自然因为王家是县官惹不起的士绅之家。也因为蒲松龄疾恶如仇的个性，才能将一封普通书信写成刺贪刺虐的妙文。
这封书信起到什么效果？不得而知。蒲松龄康熙四年（1665）到王永印家坐馆，康熙五年（1666），程知县就被罢官。至于程知县是否因为得罪了王永印等这样的“巨室”才罢官，无史料可证。
由这封书信可以联想：在王永印家坐馆，做王永印的兼职秘书，让蒲松龄了解不少缙绅之家和官场内幕。对穷秀才蒲松龄来说，坐馆是为谋生路不得不抛家舍业、为糊口而耘人田，对作家蒲松龄来说，却成了难得的开拓视野、搜集写作素材的机会。人生双刃剑就是如此。
四 聊斋小曲
十六世纪时，时调小曲在民间流传很广，【山坡羊】、【银纽丝】、【耍孩儿】、【罗江怨】、【打枣杆】，不分南北，不论老少，家传户诵。内容以情曲为主。这种时调小曲，是不受格律所限的诗歌形式。蒲松龄在王家坐馆期间也写了些小曲。
聊斋小曲国内多散佚不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医生平井雅尾在淄川购得些“蒲松龄遗墨”，其中聊斋小曲达百首之多。尽管平井雅尾声明他的收藏得自天山阁主人王敬铸，而王敬铸手中确实有珍贵的聊斋抄本。实际上平井雅尾的藏品既有珍贵手稿、抄本，也有故意作伪、糊弄日本人的赝品。这些玉石共存的“聊斋遗稿”，由某日本企业家高价收买，捐赠庆应义塾大学。前野直彬教授日文版《蒲松龄传》引用了庆应义塾大学收藏的部分聊斋小曲。一九八〇年，日本汉学家藤田祐贤教授访问山东大学时，曾向笔者提供过聊斋小曲的目录。一九九二年马振方教授日本访学，带回聊斋小曲复制件，将考证成果写进《聊斋遗文七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