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和杜牧是晚唐诗坛的巨擘，史称“小李杜”，以与盛唐的李杜相辉映，他们的文学成就与其响亮的名声是完全相符的。依我看，若加上温庭筠，简直可称诗坛三杰。温李，李杜，在诗歌史上是习惯的并称，温、李、杜代表了晚唐诗歌的最高水平。
李商隐和温庭筠有很好的友谊，从现在尚留存的两人交往诗来看，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感情始终相通。但与杜牧的交往好像仅限于此——在向杜牧两次赠诗未获回应后，李商隐也终于沉寂了。
大中三、四年（849、850）的长安生活，对李商隐来说是难得的，也是值得纪念的。这一两年，他和家人团聚，尽享天伦之乐。妻子雪娘身体本来已经很差，但自商隐回来，竟渐渐有了起色，还曾有过一次生育，给衮师添了一个小妹妹。[5]
三个孩子，都长得不错。大女儿已能跟着妈妈学画眉涂妆，儿子衮师已将五岁，活泼调皮，整天跑跳不肯停歇。恰巧此时弟弟羲叟也释褐做了秘书省校书郎，把家搬来长安，就在樊南与商隐同住。羲叟的孩子比衮师大，衮师现在既有姐姐，又有哥哥，玩得就更欢了。他们骑着竹马在园子里奔跑，在花丛里闯进闯出，到处是他们的笑声。有客人登门，衮师总要抢先去开门，客人问他话，却又害羞往后躲。听到客人夸衮师聪明长得俊，商隐口中谦逊，心中得意。客人一走，孩子们就模仿他们的样子走路说话，有时甚至学着参军戏的样子像模像样地扮演起来。也有安静的时候，像晚间学着拜佛，或者看爸爸写字，衮师都能乖乖的，看来还真是个读书种子呢。
上面这些内容，都是李商隐《骄儿诗》所写的。人都爱自己的儿女，文人写骄儿或娇女诗的也很多，著名的，像晋人左思的《娇女诗》把女儿写得娇憨可爱，像唐人韩愈的《示儿》《符读书城南》，卢仝的《寄男抱孙》和杜牧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等，都对儿侄辈流露了由衷的喜爱和希冀，写得坦白亲切，跟他们写的其他诗不大一样。这些李商隐都是熟悉的。
这一天，听着衮师他们奔跑欢笑的声音，他忍不住也要写一首《骄儿诗》了。他铺纸磨墨，顺畅地写起来，诗句原来就在他的口边啊：
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
文葆未周晬，固已知六七。
四岁知姓名，眼不视梨栗。
交朋颇窥视，谓是丹穴物。
前朝尚器貌，流品方第一。
不然神仙姿，不尔燕鹤骨。
安得此相谓？欲慰衰朽质。
……
接下去是一系列细节描写，商隐温柔而喜悦地为衮师写照留影，一个既顽皮又乖巧的男童在我们面前便活灵活现起来。待写到“有时看临书，挺立不动膝。古锦请裁衣，与轴亦欲乞。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的时候，商隐猛地从衮师想到自己，从眼前想到了未来，想到了衮师的前途——自己的今天会不会就是孩子的明天呢？
他把多年积郁在心头的感慨和想法一股脑儿倾泻出来：
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
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
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
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
便为帝王师，不假更纤悉。
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
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
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
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
商隐痛切地反思半生走过的路。他没有为自己响亮的文名沾沾自喜，相反，他否定了“读书求甲乙”，即只在书本中讨生活，只知孜孜以求把书读好，把文章写好，以此为生活最高目标的观念和做法。
他谆谆叮嘱儿子：不要光会读书，不要学弄纤巧无用的小智术，要学有实用价值的真正知识，像司马穰苴的兵法，像黄石公教给张良的纵横捭阖之术，用它们来治理国家，做帝王的老师。当今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尤其是西北边疆的安全亟须巩固。衮师啊，你快快长大，学好本领，勇入虎穴，擒得虎子，为国建立功勋，你的目标应该是凭着赫赫功勋当上万户侯，可别一辈子只会死守经书啊！
在这殷殷的教导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商隐内心的深深痛苦。他为至今没有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而遗憾，也为自己虽善于吟诗作文却缺少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而惭愧，他深刻反省，无情解剖自己，也愤懑地批判社会，批判了当时许多人（主要是读书士子）的生活信条。虽然李商隐“帝王师”的理想打着旧式儒士文人的鲜明印记，但他“勿守一经帙”的呼吁，不但对于晚唐人，对于此后千百年的中国人，就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也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而且是和许多有识之士的觉悟和反抗相呼应的。
李商隐的自我解剖确实是深刻无情的。他甚至对自己作文的习惯由散转骈也作了检讨，甚至由此走向极端，后悔向令狐楚学了四六章奏。
他想，也许正因为如此，以至于如今世间仅以“能文”视我，以至于我竟只能以代人草写文章来谋生糊口，以至于充当幕僚几乎成了我唯一的出路！这是多么令人痛苦而不幸的事啊！
他久已陷入思想的苦闷和困厄。他的重要作品，被众位学者一致认为是他“历叙平生而作”的组诗《漫成五章》，其第一首就写道：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唯观对属能。
意思很明显，就算自己的诗文写得跟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一样棒，也曾为获得宗师（指令狐楚）的绝妙点化而庆幸，可是今日看来，不过学会了骈俪偶对的技能而已——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当时自谓宗师妙”不是凭空讲的，商隐多年前确曾写过一首题为《谢书》的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把令狐楚传授今体章奏之法比喻为禅宗五祖弘忍半夜传衣钵予六祖慧能，让其开宗立派。那时以为学得此种绝技，荣名高位唾手可得，连魏晋的王祥获得佩刀，预示他有望成为三公（最高品级的大臣），似乎都不稀罕了。
那时是得意非凡，而今却一口否定，原因何在？就在于李商隐这些年来做人幕僚，被当成了一个文章工具，虽因此博得文名，但实在于心不甘。试想：代人写这写那，都得秉承和揣摩人家的意旨，而用自己的思理和文笔为之服务。这不是自由的创作，不是心灵的展现，相反，这是压抑自我，消磨自我，说得难听点，是出售才能换取生活之资的交易。如果像令狐楚那样，由使府幕僚而做到方面大臣，那倒也罢了。可是自己，莫非要一辈子沉沦于此吗？儿子衮师难道也将步自己的后尘吗？商隐想到这里，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由于否定了弃古学骈的文章之路，一刹那间，李商隐竟连令狐楚也不以为然起来。
《漫成五章》（之一）已说从宗师那里仅仅学到了“对属能”，就对宗师有了不敬的意思。后来，他还曾写过一首《白云夫旧居》的诗，说出了“平生误识白云夫”的话。
这“白云夫”是谁？指的正是自号“白云孺子”的令狐楚。原来，令狐楚年轻时在河东节度使府从事，很受节度使郑儋赏识。郑儋自号“白云翁”，令狐楚为逢迎他，便取了个“白云孺子”的号。而今，在李商隐这辈人来看，“白云孺子”当然就是“白云夫”了。
李商隐因反省自身而迁怒令狐楚，说出这等话来，这就是他的诗人脾气了。诗人往往是这样的，感情容易冲动，说话爱走极端，有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还记得李商隐对令狐楚说过不少感激涕零的话，现在却整个翻了过来，这说明他的思想——至少在写诗的那一刻——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若从封建道德衡量，李商隐恐怕难逃恶评。但若从诗要说真话来论，则又应当允许。所谓“平生误识”，主要是自责、自叹、自恨自艾，不可否认也有抱怨对方之意。诗人就是如此，喜欢即兴发挥，不够严谨，不顾前后矛盾，说了也就说了，写了也就写了。所以，有的寿命长的诗人作家，老来总爱对自己的诗文修修改改，甚或销毁一些。如果李商隐有机会这样做，如果他晚年有机会烧掉一些“少作”，我们没准就看不到这样一首诗了吧。
然而，这首诗毕竟留了下来，留下来就暴露了李商隐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和某种弱点。这本是正常人性的表现，但后世有人细查商隐一生言行，见李商隐始终保持着与令狐绹的关系，后来任国子博士还可能与令狐绹的安排有关，却又看到他的这些诗，便对李商隐的人品发生疑问。也有好心的研究者想为李商隐洗刷，坚决否认“白云夫”是指令狐楚，硬说那是另一个道者朋友——其实，这都大可不必。
李商隐对令狐楚父子的感情确实是挺矛盾的，尤其是对令狐绹。令狐绹与商隐在年龄上是同辈，年轻时曾十分友好，令狐绹的官做得比老子高，在朝中权势也更大，他很了解李商隐的志向和才情，如果他肯援手，李商隐不难获得较能发挥才能的机会。但他没有。不过，倒不需要因此而深责他。即使他与李商隐并无芥蒂，也不见得非要出于私人感情而勉强提携他，一切秉公办事并不错。但李商隐内心有望于他，久无回应，却不免生怨。他的《九日》诗追怀令狐楚，薄怨令狐绹，说什么“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意谓令狐绹官做大了，他家的“东阁”却无因再登了。其中透露酸溜溜的怨恨是无可否认的。汉公孙弘开家中“东阁”延接贤士，为国收揽人才，事见班固《汉书》。所以“东阁无因再得窥”并非说令狐绹家再也不能去拜访了，而是寓意令狐绹不像公孙弘和他父亲那样重贤爱才。
既感恩，又有怨；虽觉无望，却仍抱着某种希冀，李商隐对令狐家两代人的感情就是如此复杂，说不清道不明。
大中三、四年（849、850）在长安，李商隐少不得要到令狐绹府上走走，少不得给他献诗呈文，诗文中少不了谦卑的恭维与婉转的陈情，这都可以理解。在令狐绹只是虚与委蛇，不肯援手真帮的情况下，不免要发发牢骚，说些不中听的话以舒泄怨气，甚至把这些写入诗中——对于涵养功夫更高或性格更内向的人，也许可以不这样做——也算不得什么大逆不道，实在也是无可厚非。试想，李商隐赤手空拳唯有一支笔，再不允许他以自己的方式宣泄一番，岂不把他活活憋死！
[1]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本诗注引何焯、杨守智语。
[2]姚思廉《陈书》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72年版，347页。
[3]见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载《樊川文集》卷七。
[4]李商隐《樊南乙集序》。
[5]根据李商隐的文章（辞谢张懿仙的《上河东公启》，见《梓州幕中》一章），我们知道衮师有一个妹妹，那么，王氏在这一两年中应有一次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