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的明妃即王嫱王昭君。昭君变成明妃是晋朝的事，避司马昭之讳也。昭君出塞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且不重复。只说王安石一反历代文人把昭君出塞归罪于画家毛延寿的思维定势，在描写了昭君复杂的心情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王。你平时看都不看她一眼，在她要走的时候，你才发现她的美貌，你才后悔得不能自持，冤杀了画家毛延寿。此诗立意之新，前所未有，体现了王安石的与众不同。但其一的最后四句，即家人安慰昭君的话，特别是其二的“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本是昭君在痛苦中的自我安慰，在南宋却被范冲[5]斥之为“坏天下人心术”，“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把和亲女子的自我开解上升为叛国，看来搞无限上纲在中国是有传统的。不过在王安石写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不但没有人给他戴大帽子，而且士大夫争相与之唱和。作《和王介甫〈明妃曲〉》的有欧阳修、曾巩、刘敞等名家，当然还有司马光。司马光的和诗为：
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他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
（《传家集·卷五》）
千百年来，“明妃”成了诗人的“传声筒”，借她的口传出自己的声音。客观地说，再伟大的诗人也没法真正反映王昭君的心声。
很显然，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见解是有很大区别的。王安石诗中的昭君父母和她本人都颇有现代味，父母让她“好在毡城莫相忆”，理由呢？“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与其像阿娇那样在汉宫中守活寡，还不如嫁一个爱你的外国人。这多少还显得有些无奈，而昭君似乎比父母更想得开，“人生乐在相知心”。
司马光笔下的昭君完全不一样了，她虽然被君王冷落进而被抛弃，在胡地受尽思乡之苦，但仍然对君王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妾意终期寤人主”，想通过琵琶奏出的音乐来劝谏君王，不可被谗言所误。点明主题的是最后四句，我与您近在咫尺，您尚且被画家骗了，“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萧太傅即西汉名臣萧望之，被谗言所害，饮鸩自尽。
王安石的诗更接近人性，司马光的诗更强调忠君。但在当时，也许司马光的观点更有市场。北宋的国际环境与西汉有相似之处，外交政策也与西汉的文景时期有相似之处。为换取边境安宁，汉靠和亲，宋靠输银。辽国几次提出联姻要求，均被宋拒绝，宁可多输金帛，也不愿嫁一皇室女子。
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不同见解限制在学术范围，是一种心平气和的你来我往，非但没有交恶，而且加深了友谊。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四人，人称“嘉祐四友”，经常到大相国寺的僧房里闭门饮茶，高谈阔论，终日不散。后来前三位先后成为宰相，后三位均与王安石为政敌。当时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是互相推崇的，亲密无间的。其亲密程度，举一例可证。因为王安石不讲卫生，身上长虱子，韩维等朋友便每隔一段时间请他到定力院去洗浴。朋友们轮流带一套新衣服去，在他洗澡时把他的脏衣服收去浣洗，他洗完后见到新衣就穿，也不问从何而来。朋友们以此种方式委婉地规劝他要讲卫生，但收效甚微。他被虱子咬得不行，便脱下衣服捉虱子，然后扔到火盆里烧得“啪啪”作响。作为士大夫，实在有失体面，而王安石毫不在意，竟然写了一首《烘虱》诗。司马光看到后，写下《和王介甫〈烘虱〉》[6]，以调侃的语气对他进行善意的批评：
天生万物名品夥，嗟尔为生至幺么。依人自活反食人，性喜覆藏便垢涴（沾上油污）。晨朝生子暮生孙，不日蕃滋逾万个。透疏缘隙巧百端，通夕爬搔不能卧。我归彼出疲奔命，备北惊南厌搜逻。所擒至少所失多，舍置薰烧无术奈。加之炭上犹晏然，相顾未知亡族祸。大者洋洋迷所适，奔走未停身已堕。细者懦怯但深潜，干死缝中谁复课？黑者抱发亦忧疑，逃入幧头（头巾）默相贺。腥烟腾起远袭人，袖拥鼻端时一唾。初虽快意终自咎，致尔歼夷非尔过。吾家箧笥本自贫，况复为人苦慵惰。体生鳞甲未能浴，衣不离身成脆破。朽缯坏絮为渊薮，如麦如麻浸肥大。虚肠不免须侵人，肯学夷齐甘死饿？醯酸蚋聚理固然，尔辈披攘我当坐。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诗中的虱子被描写得非常生动，烧虱的场面令人恶心。只有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才能如此直言不讳。
两个人的“辞职竞赛”
王安石虽然一身臭味，但内在的“香”超过了外在的臭。那时，司马光从心眼里佩服他的道德文章。
司马光在太原时，妻子张氏为他买了一妾，被他拒绝，被传为佳话（见第九章）。无独有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也为他买了一妾，问曰：“何物女子？”答曰：“夫人令执事。”又问：“汝谁氏？”答：“妾之夫为军将，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王安石顿时心情沉重，问：“夫人用钱几何得汝？”答：“九十万。”王安石令人将其丈夫找来，让他们夫妻重聚而去。同样是不近女色，拒绝纳妾，司马光拒绝就完了，而王安石拒绝后还多了一分对下层人民的关怀。所以，司马光说他是“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
他这句话是对死去的堂伯父司马沂说的，应该不是虚套。司马沂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其妻李氏青年守寡，含辛茹苦，将儿子司马及抚养成人，高中进士，还常年照顾瘫痪的姑母。嘉祐五年（1060），李氏去世，与司马沂合葬。司马光写了《故处士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7]，其中说，请来为之作墓表者，乃“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此人就是王安石。我们知道，有社会地位者请人为逝去的亲人写墓志铭，是不可以像做买卖一样随便用钱交易的，作者不仅要有名气，而且要与主人的关系密切。司马光请王安石为堂伯父作墓志铭，本身就说明了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嘉祐五年（1060）底，王安石、司马光同时接到了新的任命：同修起居注。此官是负责记录朝廷日志的秘书，记录皇帝的言行，群臣的进对与任免，制度的变革，州县的废置，气候的变化，户口、财赋的增减，等等。修起居注相当于隋唐的起居郎、起居舍人，属于中书门下之舍人院，在北宋是所谓清华之选。一般情况下，任满即可升知制诰、翰林学士，然后便可进入执政行列。对这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职务，王安石和司马光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请辞，两人无意中展开了一场“辞职竞赛”。
王安石连上奏章请辞，仁宗只好令门使（为皇帝传达命令的官员）将敕告（任职命令）直接送到三司，王安石躲在厕所里，拒不出来接受敕告。门使无奈，干脆将敕告放在三司衙门的书案上，扭头就走。王安石派人追上去，又将敕告还给了门使，接着又上章请辞。他前后上了八九道奏章，最后实在推辞不掉，才接受了任命。
司马光连上三章请辞，在《辞修起居注第三状》[8]中说：
臣虽愚陋，岂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轻得，诏命之严不可屡违，所以冒犯雷霆，祈请不已者，诚以人臣之义，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释褐（脱掉布衣，任官）从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仕进本末，皆可覆按。乡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馆之员，补奉常之属，给太史之役，未尝敢以片言避免烦浼朝廷，盖以简摘章句，校雠文字，考寻仪典，编次简牍，苟策励疲驽，庶几可以逃于罪戾，是以闻命之始，即时就职。至于修起居注，自祖宗以来，皆慎择馆阁之士，必得文采闳富，可以润色诏命者，然后为之。臣自幼及长，虽粗能诵习经传，涉猎史籍，至于属文，实非所长，虽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辈，性有常分，不可强勉。傥不自惟忖，贪冒荣宠，异时驱策有所不称，使四方之人环视讥笑，以为盛明之朝容有窃位之人，其为圣化之累，岂云细哉！如是则虽伏质横分，不足以补塞无状。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当官的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某项职务，即使这项职务再荣耀，也应该止步。我做一个史官也许可以，所以任职史馆时没有推辞；而修起居注必须文采闳富，此非我所长，如果勉强为之，将来出了差错，就会贻笑天下，即使把我杀了，也弥补不了朝廷的损失。司马光并非为作秀而故作谦虚，说的是实在话。所谓事不过三，宋代官员上辞呈，一般以三次为度。但司马光听说王安石连上了七八道辞呈，马上又上了第四、第五状。在第四状中，王安石成了他请辞的参照物。“况王安石文辞闳富，当世少伦，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职，犹恳恻固让，终不肯为，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安石，相去远甚，乃敢不自愧耻，以当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之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9]这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无以复加。意思是，王安石的水平那么高，尚且不敢受命，何况我呢？
两个人比着请辞，结果都是一样，被“逼”着当了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在他俩就任同修起居注不久，王安石被提拔为知制诰，司马光被提拔为知谏院。有意思的是，这次他俩都没有请辞，愉快地接受了。事先没有商量，举动却如此一致，说明两人的性格有相同之处。
[1]《宋史·王安石传》。
[2]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人民出版社，2011第一版，第281页。
[3]《宋史·王安石传》。
[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5]参与编撰《资治通鉴》的范祖禹之子。
[6]《传家集·卷三》。
[7]《传家集·卷七十九》。
[8]《传家集·卷十九》。
[9]《传家集·卷一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