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元年（1064）秋，宋英宗亲政还不到半年，西北就传来警报：西夏国王谅祚派兵对宋朝发起进攻，杀戮和掠走的人、畜数以万计。
而此前，陕西都转运使刘述古给朝廷的报告却是“边鄙宁静，不足为虑”。
言边两劄子，无人理睬
刘述古的报告是答复朝廷催问的。西夏派来吊唁仁宗逝世、祝贺英宗登基的使团在国宾馆议论衅边，被接待人员听到，报告了枢密院，故有是问。使节如此，有悖常理，但宋、夏外交一直就没有常理可言。按惯例，夏使来宋先到延州，听候指示，再由延州派引伴使护送至京师。当时没有专职外交官，有事临时指定，往往用非其人。此次西夏使团的团长是吴宗，宋引伴使为指使高宜，两个糊涂，一对呆瓜。一路上，吴宗出言狂谬，贬损宋朝，高宜动怒，与之争吵。吵到开封，要进顺天门，吴宗要求戴佩鱼，用西夏礼仪，这是公然挑衅，高宜劝阻不听，一气之下把他们关进马棚，关了一夜，不给饭吃。吴宗抗议，扬言报复，高宜说，我雄兵百万，捣你贺兰巢穴。使团在开封待了很久英宗才接见，吴宗当面告了高宜。英宗指示，高宜是延州属官，令延州通判审理。
此事在朝廷传开，司马光当即写劄子，要求审判高宜，治其罪以平息纠纷，不报。
延州通判审理此案。吴宗说，高宜讲雄兵百万，捣贺兰巢穴，此话怎讲？通判说，你是否说过你们的国主是少主（谅祚时未成年），太后当家？吴宗唯唯。通判于是判决：因你错在先，高宜才有此言。
吴宗对判决未持异议，但回国之后西夏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战争。西夏摸清了宋朝的底细：在仁宗逝世、英宗接班期间，朝廷一片乱象，而边防松弛，将帅无能。陕西转运使刘述古靠“拼爹”当官，文不能安民，武不能上阵，却有一套欺上瞒下的本事。副都部署（副司令）刘几发现他谎报“边鄙宁静”的军情，请他重写，他以报告不可前后不一为由而拒绝，刘几不干，要单独写报告。刘述古恼羞成怒，借故将刘几调到凤翔，脱离前线。刘几刚被调走，西夏便动手了。
宋廷接到警报，决定派文思副使（中级武官）王无忌带着诏书去“诘问”。失策！司马光觉得，战争已经开打了，当务之急是备边，而非遣使诘问。他飞快地写出了《言备边劄子》[1]，开章明义地说：
闻《周书》称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盖言诸侯傲狠不宾则诛讨之，从顺柔服则保全之。不避强，不陵弱，此王者所以为政于天下也。
这段话可视为司马光外交思想的核心。他接着说：去年西夏使团来吊丧，引伴使高宜侮辱人家，我说要治他的罪，朝廷不当回事；现在西夏打上门来，朝廷却派人去“抚谕”，这正好与文王之道相反，是“从顺则侮之，傲狠则畏之”。“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戎狄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无事者，其故何哉？”“臣不胜愤懑。”望皇上召集群臣，讨论救边之策。
对司马光的批评，宰相韩琦视之为书生之见而未曾在意。他资格老，有经验，在派使者去西夏的同时，采取了多项战备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刺义勇”。
义勇约相当于今之民兵，刺就是刺字。宋军士兵脸上刺字，而义勇只刺手臂。为此，韩琦上疏说：“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方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这里，他简要地回顾了中国兵制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发展过程，企图回到府兵制上去。但是，府兵制为募兵制所代替，是历史之必然，因为募兵制使军队专业化，战斗力超过了亦民亦兵的府兵。问题不在于专业化，而在于军队如何精干、管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宋代以文抑武的根本制度使之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文官、宦官当统帅，对军队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是；武官靠恩荫，实为世袭，多是纨绔子；士兵脸上刺字，形同奴隶，一入军籍，世代难脱。士兵成分有四：职业兵痞；刺配的罪犯；因灾荒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由弓手、强壮、义勇等民兵而升格的正兵。官兵素质和指挥体制的天然弱点，使宋军几乎逢战必败。相反，倒是边境上的弓手、强壮等民兵性质的部队有点战斗力。韩琦说：“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禁军番号）正军，及夏国纳款，朝廷拣放，至今所存者无几……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2]枢密副使胡宿建议先刺缘边州县，英宗皇帝说，不如一下全刺。于是乎，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陕西除商（商洛）、虢（河南灵宝）二州外均刺义勇。按照三丁刺一的原则，年龄二十至五十岁，共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名。
司马光连上两劄言边事，都无答复不说，而朝廷却按韩琦的主意刺开了义勇。他震惊了，愤怒了！不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且因为这与他心目中的王者之政背道而驰。
半月六道疏，面质宰相
刺义勇的事，司马光是在诏令下达八天后才听说的。他义愤填膺，写下了《乞罢陕西义勇劄子》[3]。在回顾了康定、庆历年间陕西刺弓手进而被编入保捷军的历史，指出陕西自西事以来，民力已减耗三分之二，又连年遭灾，今年收成不错，农民指望歇歇肩膀，偏又下诏刺义勇。陕西官军甚多，为何还做这种有害无益之事？
司马光愤怒不已，韩琦却不以为然。他何尝不知道陕西屯兵不下三十万（最多时超过四十万），但夏军视“东兵”（从东边调来的禁军）为绵羊，而对缘边“熟户”（靠拢宋的少数民族）、弓手却畏惧三分。不刺义勇，你又有什么好办法？
有。司马光接着上《乞罢陕西义勇第二上殿劄子》[4]，指出，加强军备不仅是要添屯军队、积蓄粮草，更在择将帅、修军政。如果将帅得人，训练有素，不要说抵御入侵，“则虽欲取银、夏而税其地，擒赵谅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难！”至于怎么选将帅？选谁做将帅？他没有说，而继续描绘当年陕西刺弓手的惨状：“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后，人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则更须千里供送，祖父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总之，刺义勇“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
这一次，司马光在上疏的同时当面向英宗陈述，讲得慷慨激昂，英宗似乎为其感动，答复：送中书、枢密院议处。司马光来到中书省和枢密院，接待他的堂后官（高级胥吏）说，刺义勇的工作已全面铺开。要停下来，须皇上下令，且诏令岂可朝令夕改？司马光气得胡子发抖，刺义勇这么大的事，怎能一两个大臣就定了，而不让百官与闻？回到谏院，他马上又上《乞罢刺陕西义勇第三劄子》[5]，提了两项要求，一、收回成命；二、公布朝堂，让百官讨论。
刺义勇是韩琦的主意，必须批倒他的理论，才有可能说服皇帝。于是又上了《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劄子》[6]《乞罢刺陕西义勇第五上殿劄子》[7]，批判的矛头直指韩琦。
韩琦说，刺义勇“于民无大害，于国有大利”。司马光说，“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刺义勇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要么赶紧分家以逃避三丁刺一，要么卖掉田产而当游民。而刺字之后，还要受头领的剥削。义勇定编后，差额要补齐，等于让三分之一的百姓子子孙孙为兵。太祖、太宗时没有义勇，“一统天下如振槁拾遗”，而后来“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边鄙”，“正军不足，益以乡兵，外府（三司国库）不足，继以内帑（内藏库）”，“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宠名，诱以重赂，仅得无事”。“三路新置乡兵共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观之，义勇无用，亦可知矣。”
韩琦说，义勇近古之府兵。司马光说：今非昔比，义勇不是府兵，而是儿戏。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行政编制与军事编制相统一，各级行政官员即为军官，由卿、士、大夫统帅；“唐初府兵，各有营府，不属州县，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具，无敢逃亡避匿者”。而现在的义勇“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平时操练似乎像回事，而一遇战阵，军员节级带头逃跑，自顾不暇，哪还有一个人为国家御敌？“以臣观之，此正如儿戏而已。”[8]
在第五劄子中，司马光发出血泪呼声：陛下“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并且当面与英宗摊牌：如果认为我的意见是“孟浪迂阔，不可施行”，那么，我“更不可久污谏诤之列，……别择贤才而代之”。他不惜以辞职来阻止刺义勇，但没能感动皇帝。英宗答复说：“命令已行，不可更改。”
